铁流：杀人不见血的毛泽东

编者按：本网站专栏作家、81岁的老作家铁流先生，9月13日在北京以“寻衅滋事”的罪名被中共警方带走并遭非法刑事拘留。1957年他曾被中共划为右派遭劳改关押，蒙冤受屈长达23年。他也是本网站《往事微痕》栏目的创始人与主要撰稿人之一，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他此前投稿给本站的部份文章整理后陆续重新发表，以飨读者。

中国有个四川省，四川省有个乐山市，乐山市有个沙坪县，沙坪县有个远近驰名的劳改集中营——四川省峨边沙坪国营农场。这个劳改农场现在已经出卖给私人经营。埋葬在这里的，有数千名右派难友的尸骨；游荡在上空的，是数千名右派难友的冤魂。在沙坪劳改集中营里，10000多人的劳改犯竟然饿死了6000多人，毛泽东镇压迫害本国的右派分子的残酷程度，远远超过了德国法西斯希特勒对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的犹太人的屠杀虐待。

大渡河畔的沙坪农场

沙坪农场前有巨浪滔滔的大渡河，后有八百里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平均海拔2500米以上。与甘肃省武威地区的夹边沟右派劳教农场相比，这里的环境之恶劣与镇压之残酷，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原因很简单，当年的“西南王”李井泉，比甘肃省的当权者更加专制野蛮，也更加惨无人道。

李井泉，江西人，是毛泽东豢养在大西南的一条恶狗。早在延安时就紧追毛泽东，其后在山西武装割据，以整人杀人闻名于中共晋、察、冀根据地。由于他不顾人民死活一味效忠于杀人恶魔毛泽东，几年时间就从一名省委书记跃升为中共西南局书记，再跃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据官方公布的数字，1959年至1961年，四川省共饿死1250多万人。按照更加真实的文献资料来推算，实际人数应该超过2000万。李井泉的飞黄腾达，是以牺牲2000多万四川人民的生命换来的。真可谓“大吏封疆加朱绂，皆是苍生血染成”。

沙坪农场一年四季气候恶劣，野兽横行，阴风怒号，霜剑冰刀，是一座天造地设的人间地狱。150多年前，太平天国领袖石达开，率领几十万大军也没有能够逾越天堑，在这里全军覆没。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期，大陆中国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因为响应毛泽东及共产党的“整风”号召而沦落为“阳谋”圈套中的贱民囚犯。他们与当年的石达开军队一样，死后无一具棺木，而是几个、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人埋葬在一起。埋人最多的一个荒坡几年后种上南瓜，秋后南瓜竟然长得又肥又大重达百斤，一下子变成闻名遐迩的“南瓜山”。我为此专门赋诗一首：“千万尸骨化肥水，育出南瓜满山花；冤魂绵绵归不去，啼血声声在谁家？”

随着被囚于沙坪农场的劳教右派以及其它各种“反革命分子”的大量死亡，不少受难者家属四处告状，农场场长梁村夫因此被当作替罪羊判处有期徒刑7年。到了1963年，我因“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案”一度与梁村夫关在同一间牢房，他谈及此事竟然面无愧色：“我是共产党员，公安干警，执行上级指示是我的天职，至于饿不饿死人，与我何干？”

梁村夫个子高瘦，一副永远正确的样子，即使坐监也整天抱着“马列著作”，读得津津有味。同样是囚犯，他每天的囚粮比我们多一两。我们是“二三三”，他是“二三四”。在那个年月，多一两囚粮等于多了一两血，毛泽东喜欢用民众的血汗供养刽子手，于此即可见一斑！

沙坪集中营的由来

1949年12月，四川以所谓“和平解放”的方式落入共军手中。为了彻底摧毁旧政权的残余势力，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凡国民党的军（排、连长以上）、警（所长、分局长以上）、宪（宪兵以上）、特（国民党的“军统”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和“中统”即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委员会的成员）、政（县长以上），以及国民党和三青团的骨干分子（区分部书记和支队长以上）和乡（镇）长、保长、保队副、帮会头目等等，均属杀、关、管、斗的专政对象。不足70万人口的成都市，先后逮捕了数万之众。

毛一贯的政策是团结95%的群众，打击5%的“阶级敌人”。当时四川总人口有5000多万，遭受打击的人数就应该是250万人，其中被杀、管、斗的人数不少于150万。这150多万除被杀掉之外，大约有100万人关押在被称为劳改队的劳改集中营里。他们是世界上最廉价的劳动力，在枪杆子押解下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不仅参加成渝、宝成铁路、川藏公路、青藏公路的修建，还到最为边远的马尔康砍伐过森林，此外还为不少政府机关、学校、医院修建办公大楼，就连当年中共西南局庄严巍峨的大礼堂，也是由劳改犯人参与建造的。廉价的劳动力，最低的管理成本，人员不够的情况下还可以再来一次政治运动，又会有5%的人补充进来。所以毛泽东要不断地搞阶级斗争，其效应是既可以驯化本国人民，又可以起到杀一儆百的恐怖威慑作用。这就是毛泽东的治国之道，也是中共强化共产专制的独裁权术。

1957年的“反右斗争”，四川省共揪出了10多万右派分子（官方公布的数字是64720人，实际人数应该超过12万人），其中被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有4、5万人。如何安置这些“阶级敌人”，就成了当权者的一个难题。重修监狱耗时、耗工；放在城里工厂又要添置设备且难以管理，最好的办法是让这些人用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

据说在省公安厅的一次会议上，劳改局负责人嘿嘿一笑说：“这还不好解决，四川有的是荒山荒地，办它几个像雷马屏一样的农场，别说4、5万，就是几十万人也能安置得下来。”于是当场拍扳，由劳改局派出局办秘书李志昂和赵功到四川偏远县份雷波、马边、屏山、峨边等地实地勘察，最后选定在位于小凉山腹地汉彝杂居的峨边沙坪设立劳改农场，作为右派分子的“自新”之地。

自1957年10月起，源源不断的右派分子在枪杆子的押解下，从四川各地到这里“脱胎换骨”。其中包括教师、作家、画家、诗人、记者、工程师、律师、技术员、干部、军官等等。中国人残酷迫害中国人的沙坪劳改集中营，由此建立。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勘察寻址的李、赵二人，不久也被打成右派押送至此，应了中国民间的一句俗话：“木匠作枷，自作自受。”

可怕的饥饿

1956年我读过印度作家钱拉·菲德甫描写1942年孟加拉国大饥荒的小说《饥饿》，结尾有这么一段话：“饥饿，可怕的饥饿。1942年孟加拉国的大饥饿，不仅夺去几万条孟加拉国国人的生命，还改变了孟加拉国国人固有的传统与性格，母亲不再爱儿子，子女不再敬父母。饥饿，可怕的饥饿……”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我家虽然世代穷苦，却从来没有饿过肚子，所以我当时认为这部小说言过其实。自1957年被划为右派，同年12月28日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我才体会到钱拉·菲德甫对于饥饿的描写并不十分深刻，因为他自己并没有真正挨饿。

我所在的沙坪劳教农场白夹林中队，一共有200多名右派，住在两座新搭起的大草棚里，上下左右两层通铺，中间是过道。新垒的泥墙四处透风，刺骨钻心的山风无孔不入。每晚点名排班，不少人都顶着被子站在空旷的山洼坝子里，乍看就像一群俘虏兵。我们的粮食月定量是22斤，不是白米而是苞谷糁，没有任何副食品。除去干部小伙房卡油和厨房炊事员层层克扣，每天吃到嘴里的不足七两苞谷。七两苞谷用水煮成稀汤盛在碗里，上可见“四海翻腾云水怒”，下可观“五洲震荡风雷激”，假如倒在石板上，流动的速度连狗都追不上，真是名副其实的“快餐”！

每到开饭时间，盛满苞谷汤的木质大黄桶在坝子里一字儿排开，四个大组每组一个桶。大家排成长龙，由大组长掌勺，按人头一勺。在给第二勺时，如果碗里没有净空就没份。于是，大家训练出一种特殊的吃饭技巧：一不用筷，二不动勺，三不管烫，一边排队一边拼命“喝饭”，再辅以风卷残云的舌头将碗底舔得精光。这一切全是为第二勺作好净空准备。

当勺子再舀不出黄桶里的苞谷汤时，大家便蜂拥而上，有的用手抠，有的用勺刮，有的用指醮，不停地往嘴里送。只见“帽子与手臂横飞，嘴巴共苞谷一色，胸襟汤汤一遍，斯文饿鬼一槽”。

吃着这样的稀饭，却要干着牛马一样的重活，每天开荒定额0.12亩（80平方公尺），完不成任务就批判斗争。在这种环境中，谁还有羞耻？谁还有尊严？

无论再黑心的地主和资本家也懂得不吃饱肚子不能干活的道理。然而，共产党偏偏不给右派分子吃饱肚子，并且要强迫右派分子去干重活，正应了拿破仑的一句名言：“饥饿加大炮，是统治人民的最好方法。”

生命回归“自然”

“回归自然”是时下的流行话语，只是早在1957年前后，我们这些右派劳改犯就已经在劳改集中营里面“回归自然”了。

我们小组15名劳改犯是清一色的右派，平均年龄不足25岁，正是充满理想而且身强力壮的美好年华。悲哀的是，每天需要解决的只是如何获得温饱问题。一是拿钱买（那时托挑粮的搬运难友，在沙坪县街上可以买到糖饼之类的东西）；二是写信向家里要。买和要必定有限，最好的办法还是“就地取材”。我们在开荒中常常挖到白嫩嫩的鱼腥草，俗名折耳根，四川叫猪屁股，其药用功能是去毒开胃，健脾消结，也就是越吃胃口越好。把它用泉水洗净，截碎放在脸盆中以盐渍上，到了晚上九点钟下学习，便取出脸盆盘腿坐在各自床铺上，一撮一撮往嘴里送。人人如是，个个一样，那牙齿撕裂草根的嚓嚓声，细听去就像蚕房蚕儿在啃吃桑叶——你说，这是不是回归自然？

感谢“英明领袖”，逼着我们学到了牛羊的本领。除用鱼腥草，便是寻找能进口的块状植物，这得有神农辨百草的本领。假如误将半夏等有毒物质吃进肚子，就会弄得嘴胀、脸肿、头麻、体硬，难过得要死。

面对如此酷烈的情况，也有“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胆大之人，当面向干警提出质问：“共产党是讲革命人道主义，为什么不给我们吃饱？”

干警板着脸粗声回道：“没有杀你们就是人道。粮食定量是国家政策，给多少吃多少，谁叫你们去反党反社会主义？告诉你们，改造的第一关就是生活关！要想吃得舒服，就得拼命开荒种粮，秋后丰收了日子便好过，人民政府不会拿粮食白养你们。”

大家不敢抗辩，知道这里是专政机关，吃不饱也得干，只好把希望寄托在金秋八月。饿就饿吧，反正劳教时间不会很长，咬紧牙关扛过去！谁知道有好多人注定是扛不过去，最终埋骨于这个惨无人道的劳改集中营。

杀人不见血的毛泽东

“伟人”就是“伟人”，几千年几万年只有一个。环顾世界，暴君、屠夫有各种各样的杀人办法，哪一个都比不毛泽东戕杀右派的办法既“先进”又“科学”。他不动刀，不动枪，只是用饥饿把人慢慢折磨致死，就像猫在玩弄毙命前的老鼠。有难友这样说：饥饿是慢性的扑杀，枪毙是快速的死亡。饥饿之死其痛苦非言语可表，死者在断气前神智清楚，五脏六腑似痛非痛，肠肠肚肚在一寸一寸断裂脱落！枪毙只是一瞬间，虽恐怖但不痛苦。那些时候经常听到难友的哀求：“只要给我一顿饱饭，枪毙我都愿意。”《涪陵日报》编辑潘天翼，曾经套用裴多菲的名诗抒发悲情：“生命诚可贵，粮食价更高；若能饱肚子，生命宁可抛。”

一个风雪天，我抢得满满一大碗苞谷汤边走边喝，不慎跌倒引起肠胃大痉挛，痛得侧身躺在雪地上。出于本能反应，那碗苞谷汤完好地掌控在双手之中。就是这个潘天翼，发现后飞跑到我的面前，第一句话不是问我跌伤没有，而是直扑主题：“晓枫，你还吃不吃！”

我摇头，流着眼泪把那碗苞谷汤倾底倒给了他。

人啊，是什么荒谬与邪恶使你失去了良知与情感？

我们好不容易熬到开完生荒的1958年清明，转入一年一度的春播岁月。在那拾净草根的土地里种下一颗颗黄澄澄的苞谷，也播下丰收的希望。丰收了自然能吃上饱饭，再不会为饥饿所熬煎。但是，这些屙屎不生蛆的生荒蛮土怎么能长出粮食呢？一些地块连种子都没有收回来啊！

土地资源是有限的，人的生命也是有限的。可是在中国就有一些“科学权威”，1958年“大跃进”时，断言亩产水稻5万斤是可能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有“科学权威”断言“伟大英明领袖”可以活到150岁。谢天谢地，如果“伟人”真是活到那把年纪，今天的中国人别说玩计算机、坐轿车，可能连西北风也喝不上了。

沙坪农场的环境资源本来只能养活几百人，可是经过一些专家论证，结论是可以无限增容，于是在短短几个月内骤增到一万多人，不饿死人才是咄咄怪事！

接着，毛泽东再次癫狂发疯，说是要“超英赶美”，“一天等于二十年”，一夜之间在全国发起“大跃进”和“大炼钢铁”，又是“放卫星”又是“比武打擂”，折腾得每个人大汗淋漓、气喘嘘嘘，甚至十天半月不允许睡觉。当权者置人民死活于不顾，干警们为了媚上请功，哪管你断筋折骨、撕肺剐心，只要他自己平步青云、加官进爵，什么阴损缺德的事情都做得出来，这就是共产党所谓的“党性原则”。

中国有句俗话：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吃饿得慌，三天不吃见阎王。祸国殃民的“大跃进”和“大炼钢铁”，致使田荒土废，大片大片熟透的庄稼烂在土里，神州大地很快便饿殍盈道，鸡犬不闻，四川、甘肃、河南、安徽等省都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烈场面，罪魁祸首毛泽东却把责任推给老天不下雨和赫鲁晓夫逼债，号召老百姓勒紧裤带过日子。

从1959年1月起，全国城镇居民粮食定量从22斤骤降到19斤，我等有罪之人更是低得可怜。那19斤吊命玉米糁仅够装10天肚皮，于是浮肿、水肿、黄肿遍农场，走毙、立毙、睡毙满中队，有的中队死去大半，有的小组几乎死绝。10000多人的沙坪劳教农场，饿死了6000多人。

死于饥饿的刘盛亚

我知道刘盛亚的大名，是在步入文坛的启蒙岁月。当时重庆市作协主办的刊物《西南文艺》正在批判他的小说《再生记》，说是小说中充满小资产阶级情调，模糊敌我焦点，歪曲阶级斗争，丑化人民群众形象，违背了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

查阅相关资料，刘盛亚19岁时远涉重洋到德国求学，尔后成为作家。在法西斯刚刚崛起之时，20多岁的他就以一部《在S字旗下》，向国人叙述了法西斯极权专制的野蛮残暴，成为中国第一部反法西斯的文学作品。

“七七事变”后，刘盛亚学成回国，以25岁的年纪受聘为四川大学教授。为避日寇轰炸，川大迁往峨嵋山，武汉大学迁来乐山，他又受聘于武大。抗日战争期间，四川各地汇集了来自京沪欧美的大批知识精英，留美归来的戏剧家余上沅在江安主办国立剧专，话剧运动的先驱人物熊佛西在郫县主办省立剧校，刘盛亚既授文学，又授德语，还一度在省立剧校任教。后来脱颖而出的青年剧作家刘沧浪就是他的学生。那时候，在江安国立剧专执教的吴祖光与刘盛亚被共誉为少年天才。吴祖光时称北方神童，刘盛亚时称南方神童。

刘盛亚家住重庆，郭沫若在重庆办群益出版社，由夫人于立群主持社务，刘盛亚被聘为总编辑。随着著名民营报纸《新民报》迁址重庆，刘盛亚与夏衍、聂绀弩、吴祖光等人，先后主编过这家报纸的文艺副刊，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就是吴祖光找来手抄稿公开发表的。

1950年以后，刘盛亚从西南文联到重庆文联，没有了教授、作家的头衔，只剩下一个专业创作员的职位。

我与刘盛亚认识于1957年5月，他受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之邀，以高级知识分子身份到成都参加“整风鸣放”座谈会。那时的他身着呢料制服，满脸红光，风度翩翩，行事矜持，一副大作家派头。想不到一年之后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以囚徒身份相聚于沙坪劳教农场白夹林中队，遭受着中国集中营的法西斯专政。此时的他一脸晦气，满嘴胡碴，两眼无神，穿着一身旧棉制服，腰上系着一条皮带，头上戴着一顶毛线帽，胸襟上满是苞谷汤的残迹，神态显得恍惚呆滞。

刘盛亚长我十多岁，又是个大块头，虽然没有什么力气，却易于激动，而且不能承受担粪、施肥之类的重活。他所在的大组长还算善良，专门安排他看守播种在地里的苞谷。他每天戴着斗笠，披着蓑衣，手里拿一条系有布条的长竿，在地埂上走去走来赶麻雀、驱老鸹，时不时嘴里发出“呜呜——”的吆喝声。远看就像个稻草人。

一天四下无人，他悄声问我：“晓枫，你饿不饿？”

我苦苦一笑道：“刘老师，谁不饿啊！可有什么办法呢？”

他低低地叹口气，抹去流在嘴角的清水鼻涕，极其悲观地说：“你年轻扛得出来，我看来会死在这里。晓枫呀！又冷又饿的日子真难过啊！”

“你怎么不写信向家里要点吃的东西？”

他摇着头：“这信该怎么写呀？我能说农场吃不饱，这不是在攻击党和政府吗！”

我听后几乎叫了起来：“刘老师呀，这是什么时候了，你还顾虑这么多，快向家里写信吧。”

他没有写，一直没有写。恰好我的妻舅在乐山川剧团工作，一天来沙坪县巡回演出，得知我们吃不饱，专程送来一罐三斤多的猪油，我立即分一半给他。开始他拒绝，说什么也不要，在我再三强求下才肯收受。他接过猪油，两手激动得发颤，声音近似哭泣：“晓枫，你送我的猪油似血呀！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你。”

我不好意思道：“刘老师，我们现在是同经患难的难友，今后回到单位在写作上求你多指教就是了。”

他一脸迷茫，对未来毫无信心，喃喃道：“不知有没有那一天？”

我发现饥饿已夺走了他的人生希望，那颗心已经死了。后来他家里得知情况开始寄东西，可是为时已晚，他终于没有活过1961年，活活饿死在峨边沙坪农场。死后没有棺木也没有属于自己的坟头，农场连死讯都没有通知他的家人。

1979年刘盛亚获得“改正”，在四川文联为他举行的追悼会上，骨灰盒里装的不是骨灰，而是他身前使用过的一支帕克钢笔。他曾用这支笔揭露过德国法西斯的暴行，却不能用这支笔记录自己亲身经历的中国集中营里更加残酷的法西斯暴行！

归国学子董时光

1957年，在重庆西南师范学院批判斗争董时光的大会上，他临危不惧地高呼：“你共产党有四百万解放军，我董时光有正义感！”

1946年，董时光为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到美国留学。新中国成立后，他受到极大鼓舞，对共产党和毛泽东顶礼膜拜，经常在美国的学校里宣传马列主义和新中国的巨大变化，成为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注意对象，1953年被驱逐出境。

在他和一大批学子取道香港回到北京的那天，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并与他们一一握手言欢。周恩来见着他的第一句话是：“董先生，祖国人民欢迎你们！我们共产党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回来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

董时光随后被分配到西南师范学院教育系。由于接受的是不同的教育理念，他在工作上经常与中共党委发生分歧。1957年“整风鸣放”期间，院党委多次邀请他给党提意见，并且就如何改进教育事业建言献策。他怀着对于共产党的信任与热爱，毫无保留地介绍了美国先进的教育制度。《重庆日报》邀请他写文章，他毫无顾忌地写了一大版，其中心意思是：“教育应由专家学者管，党委不要干预太多。”

为此，董时光被定为“极右分子”，学院斗，报刊批，但他坚决不认罪：“我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就不会万里迢迢离开美国回到中国来，美国联邦调查局就不会说我是亲共的危险分子。你们请我提意见，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现在我反而有罪了，共产党不是出尔反尔吗？要说我有罪，首先是你们有罪！你们西师党委是教唆犯！”

他铿锵有力的辩解换来的是“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的政治处罚。

一年后沙坪农场大调整，董时光从三根桥中队调到白夹林中队，我们之间开始有了接触。后来在陶渭熊的文章中，我又读到这样的介绍：“一九五七年六月下旬的一天，一位身穿短袖白衬衫的中年人走向西南师范学院大礼堂主席台。看他从容不迫而又大义凛然的气度，像是要对台下6000多名师生员工作一次重要报告。此时，台下鸦雀无声，几千双怀着复杂心情的眼睛盯在那中年人身上。那中年人走到麦克风前，清了清嗓子，用铿锵洪亮的声音开始讲话：‘我1945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为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与共产党并肩战斗，为国民党所不容，不得已离乡背井亡命海外，去美国留学，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我在美国报纸上撰文谴责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为美国政府所不容，被驱逐出境。1953年回到祖国怀抱，并来西南师范学院教书。我满怀激情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帮助共产党整风，反对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我没有反对共产党的任何企图！’此时，主持会场的学生会主席马娴华（后来在陈希同案中据说是畏罪自杀的王宝森之妻）一手夺过麦克风大声叫喊：不许右派分子董时光放毒！董时光必须彻底交待反党罪行！接着，台下齐声高呼：打倒右派分子董时光！董时光必须低头认罪！董时光凛然不可侵犯地站在主席台上。这位年青时就向往自由、民主，并为之战斗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仍然铁塔似地伫立在那里，坚持说他是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参加整风运动，严词拒绝了会议主持人要他自污自辱、检讨自己的‘反党罪行’的威胁和诱导。台下继续呼喊口号，许多争当反右英雄的勇士，已经手舞足蹈地站了起来，会场秩序大乱。这时，会议主持人用几句陈词滥调对董时光乱吼一通：‘你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绝不会有好下场！’随即宣布勒令董时光继续反省交代，精心安排的斗争会只得草草收场。”

由于董时光是四川乃至全国的名牌右派，相关数据中有如下记载：1951年他在美国留学期间，正是美国盛行“麦卡锡主义”的岁月，他怀着满腔义愤于1953年9月回国后，来西师教书。他是个抱着自由主义理想报效祖国的知识分子，在《给毛主席的信》中说：“初解放时，知识分子都欢欣鼓舞，以为从此可以自由地想，自由地谈，自由地写，大胆地批评，大胆地陈述不同意见了。”

他在给友人罗容梓的信中说：“以我们的经济平等，加上政治上的民主，我们和资本主义社会比较起来，便不比他们差了。”

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们对共产党的共产专制显然缺乏最低限度的调查研究。他们不知道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根本容不得普世性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虽然董时光没有参加过1952年的思想改造、三反、五反，但对发生在大陆中国的那些旨在摧毁知识分子尊严的政治运动，也应该是有所耳闻。1957年5月11日，他在老教师座谈会上发言说：“党员领导们在思想改造中要打垮知识分子的尊严，正是觉得他们太骄傲了，看不起自己，就批判他们‘纯学术观点、纯技术观点、纯业务观点’，从来不检讨自己纯政治观点。其实纯技术观点，自高自大即使是真的，也绝不会严重到应该受斗争的罪恶地步。”

19天后，他又在“文科论坛”上发言说：“思想改造难道必须用残酷的肉体伤害吗？纯学术观点、不问政治，难道也应该拿来斗争吗？应该把人家关起来写坦白交待，逼迫人家把自己的骂得狗血淋头，害得人家得精神病，自杀吗？”

知道他的人这样评价他：董时光是个具有强烈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孤傲、不屈、自视高洁，看不惯一切污泥浊水；既鄙视不长脑筋的盲从者，又厌恶趋炎附势的钻营者。他的性格很难见容于专制社会。他寄希望于声称实行民主自由的中国共产党，可惜他太天真。他哪里知道，仅仅把民主自由当作“阳谋”圈套的共产党，对于他这种桀骜不驯的自由主义者，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他痛苦、彷徨、呐喊。他说：“我们领导上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把肉麻当进步，把投机当积极。真正品德好，有进步思想，不说肉麻话的人，反而被他们视为‘顽固’、‘落后’。”

当反右大潮迎面而来，从《人民日报》到地方报刊连篇累牍地向他泼污水的时候，董时光临危不惧：“你共产党有四百万解放军，我董时光有正义感！”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临危不惧的知识分子，被开除公职送到峨边沙坪劳改农场之后，在饥饿面前同样蜕变成了一条单纯觅食的“野兽”。我清楚地记得，董时光大约长我七八岁，劳动上体力不支，但胃口特好。据说他送来劳教时带有不少钱，可是很少见他买东西吃，不知是出于节俭还是怕露富。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每次吃完饭，他都用指头去刮黄桶里残留下来的星点米浆，或者把洗碗缸里的清水倒去留下少许带糊状的泔水充饥。有一次干警嘲弄他：“董时光，仓谷糊糊好吃不？”他冷冷地回答：“好吃极了！比美国面包还好吃。”

由于饥饿，由于人与人之间缺少温暖与关怀，似乎大家都变成争抢食物的豺狼。在残酷恶劣的境况下，一些难友竟去偷窃别人随身携带的钱和粮票，或家里寄来的食物。于是，有钱的人将钱缝在衣服里，有食物的人出工把食物背在身上。董时光也是把带来的钱缝制在贴身的棉背心里。一天夜晚竟然被窃去几十元，害得大家相互猜疑了好多天。自此，睡觉时他也把背心穿在身上，免去了失窃危险。但最终，却没有免去死亡的厄运。

1958年秋，董时光和我一起调离沙坪劳教农场，到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415”筑路支队修筑内昆铁路，只是不在同一个中队。到了1961年，他有一次出差挑工具，在路上饿得东偏西倒，为求一饱，便用呢毯换了一斤干牛肉一口气吃完。由于饥饿时间太长，肠子变得越来越细，造成肠梗阻暴毙而死。

值得一提的是，董时光的两位兄长董时恒、董时进都是大右派，侥幸的是没有像他们的弟弟那样死在大陆中国的劳改集中营里。

林宪君控诉右派往事

难友林宪君当年在四川省团校政治教研室工作，因为在日记里面写了一些对现实不满的话语，便被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

林宪君在沙坪农场的劳改集中营里整整呆了20年，他在《往事不堪回首》一书中写道：“我是1958年3月中旬被押到峨边沙坪农场大堡作业区的，在此生活了三年零八个月。我又是从沙坪农场死里逃生的幸存者之一，亲身经历和目睹了三年大饥荒造成的数千人大面积死亡的情况，亲手掩埋过的死者至少百人以上。1961年我自己也险些命丧沙坪。据粗略统计，三年来全农场死人过半，饿死约5000人左右。从1959年起，我们的口粮供应降为每月19斤，每天6两。这点吊命粮还要经过层层盘剥，真正能落实进入肚皮的已是米汤一碗，饿极了的右派们到处搜寻野生动植物充饥。蕨苔、和尚头、岩大蒜、野韭菜、隔山撬、糯米藤成为春夏秋冬的主食。当年曾是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此时已变得穷凶极恶，连老鼠、癞蛤蟆、蛇、蚯蚓这类小动物都不肯放过。只要抓到手，不是煮就是烧着吃了。致命的饥饿令人失去理智不顾后果。1959年秋，我进深山老林砍柴，路边遇见一条约40公分长的乌稍蛇，爬到树上晒太阳，我急步上前一棍子将它打死，砍下头剥去皮，不管是否有毒，架在枯枝上就烧来吃了。蛇烧得半生不熟，狼吞虎咽塞进肚子，之后上吐下泻，差点送了性命。冬天，一次我路过大堡，因无粮票吃饭，只好买两斤豆瓣酱充饥。下肚片刻即口渴难熬，一路上爬趴在水沟狂饮。夜半时分仍在翻越山间小路，看不清是什么水趴下就喝。天亮后重返路边小溪，见其水中蝌蚪、蚂蝗、红线虫纷纷游动，令我后悔万分。好在未中毒，活了下来。”

林宪君一度是大组长，也就是管教干部所信任的“教民”，曾看管过未成年的小劳教。据他介绍：“饿极了的小犯人更无理智控制自己。一次我在五中队与公安学校来的付景德带领十几名小犯人挖洋芋。有人竟在洋芋地里挖出一块三斤左右的生羊肉。这块肉已腐烂发绿，爬满蝗虫，臭气刺鼻。转眼之间两个小犯人扑上前去，抓住就啃。付景德见状制止他们说：‘这种东西吃了会送命的！’饿极的小犯人边啃边吞说：‘反正我们早晚都要饿死，打个牙祭死了也心甘。’事后方知，这块肉是一名惯偷从彝胞那里偷来的一只羊，吃不完分成几块藏在这里忘记了。”

一年之后，付景德因“逃跑”未遂被关进禁闭室。在一次押往工地劳动时私自离去，被看守的公安开枪打死。

小犯人为了生存，见什么偷什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些知书识理的右派，在与饥饿的斗争中则软弱得让人心酸落泪。华西医科大学教师钟廷跃，全神贯注地等待一个农村小孩解大便，人去之后他用树枝掀开粪便，捡出十几颗未消化的嫩豌豆，在草地上擦了一下粪渣便丢进嘴里。四川大学的戴心如教授，在铁筒里煮熟了一只癞格宝（蛤蟆），正喜滋滋地准备享用这“美味佳肴”，被中队罗队长一巴掌打翻。他舍不得到手的肥肉失去，便爬在地上用嘴叼起呑在腹中，这样才把生命延续到1979年改正归来。

三年大饥荒使沙坪农场的多数右派都患上水肿病，死人的事几乎天天发生。每个中队都有一片坟场，死者既无棺木更无墓碑，一穴数尸或十数尸。林宪君所在的小组开始为23人，几个月后只剩下7人。与其它组合并后，再过几个月又由20多人减为6人。他前后经过多次小组、大组、中队合并，死的人可想而知。能大难不死，保住性命，实属万幸。

1960年春，林宪君被派往跑马坪后山林区官料河边烧杠炭，供农场干部冬天烤火用。每天带领14名身强力壮的小劳教犯人进入深山伐木。经常饿得发昏爬不上山。全天的口粮只有一小碗苞谷萝卜糁，出工前就已被消灭干净。幸亏有付景德在播种小麦时偷来分享的一包小麦种，平时不敢吃，只有悄悄带进山里偷偷塞进口中。这袋生麦种助他度过一个饥饿之春。14名小劳教犯人却因大量吃野生植物得了重病。伐木烧炭任务无法完成，只好全部撤回五中队。

不久，这批小劳教犯人陆续死亡，大部分都是林宪君亲手埋掉的。年底，这个烧炭大组连林宪君只剩下三个人。其它农业大组的小劳教，大多都躺在通铺上，在呻吟中等待死神降临。“队部为减少死亡人数，对即将死亡尚未断气的小劳教，采取立即送作业区卫生所的紧急措施。我身为大组长，几乎每天都有送病号的任务，每送一个可领一个苞谷耙作加班饭。如果一趟背两个可得两个苞谷耙。那时，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只有二三十斤重，形似一具活骷髅。我一个背兜可以装两个。大多数还未送进卫生所半路上就死了。卫生所不收死人，背回中队要挨批评。两难之下，只有就地处理，可手上又未带锄头，只好将尸体抛向波涛滚滚的官料河，由河水将尸体冲走。一次，我背了一个小劳教叫肖复兴，他趴在我背上断断续续地告诉我：‘林大组长，我三岁丧父，妈妈靠捡垃圾把我养到十七岁，因肚子饿偷了公社几个红苕，被判了劳教……我惟一的心愿就是死前能见我妈妈一眼……’说着说着他哭了，我也哭了。走了一程，我再叫他已不答应，只闻到一阵恶臭扑鼻而来。”

在五中队，一觉醒来常会发现旁边的人已长眠不醒。有的说着话，一头栽下立即气绝身亡。市公安局来的唐步明，就是和林宪君边说话边倒下的，再也无法将他唤醒。在零下20几度天寒地冻的跑马坪，土地硬如坚冰，已没有足够的力气挖坑埋人，只是刨开一些浮土把破草席卷的死者放在地上，再刨些泥土盖在身上，如此草草收工。来年积雪融化，尸体暴露荒野，被野兽撕咬得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此情此景令即将就木的右派们不寒而栗，他们知道自己的来日也是如此，纷纷互托说：“假如我死在你之前，看在朋友分上，千万埋深一些。”

结束语

由毛泽东一手策划发动的反右斗争到现在整整五十多年了，毛泽东政权的继承者迄今为止也没有对他所犯下的这一空前绝后的反人类的罪行进行忏悔和赎罪，而仅仅以轻描谈写的“扩大化”三字一笔勾销，这是绝对不能令人接受的。我认为当今中国的大多数人道灾难始于反右。没有反右不会有“文化大革命”，不会有“六四”天安门事件，甚至不会有“法轮功”惨案。共产党自此封杀言路、戕害正义，为阿谀奉迎之辈、无耻卖友之徒提供了晋升的阶梯。尽管共产党在毛泽东死后对于政策和策略进行了局部的调整与改变，但“无产阶级专政”的专横残暴的“共产专制制度”依然没有改变。大陆中国的根本出路，只在于像欧美文明国家以及日本、台湾那样开放党禁、开放报禁，以至还政于民，还利于民，逐步建设和完善宪政民主的现代政治制度。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率先在全国范围内揭露批判毛泽东杀人不见血的残暴罪行，还历史以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