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沛】《无耻的洋人》鲁迅的洋徒弟顾彬
第十章
鲁迅的洋徒弟顾彬
查阅江泽民伪传的作者库恩的资料时，我意外地发现，在上海外语频道为庆祝共产党赤化大陆六十年，推出的十个“中国通”中，排在库恩之前的竟是顾彬。这十个外国人，要么是库恩这样的投机商，要么是基辛革那样的孬政客。 顾彬是唯一的大学教授，也是唯一一个德国人，而且我认识。
该频道的网站介绍《中国通》第六集“德国汉学家——顾彬”时声称，顾彬“对促进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和影响、对德中文化交流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顾彬象毛泽东一样推崇鲁迅，不仅把鲁迅译成德文，还继承了鲁迅的作风，怎么可能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正面作用？
一九一八年，鲁迅被象他一样主张废除汉字的钱玄同鼓动起来，为“共产主义幽灵”在中国的落脚点《新青年》写作《狂人日记》，开始发出“听将令”的“呐喊”，诋毁中国文化，为共产恐怖主义开劈思想通道；二〇〇九年，顾彬则被“人民网文化频道”邀请去探讨“儒学的当代使命”，打着中国文化的旗号，兜售共产党文化，伪造和谐社会。
所以，值得介绍顾彬在德国和大陆的言行，以说明谁推崇鲁迅，谁就可能象鲁迅一样，被“共产主义幽灵”操纵，沦为中共的喉舌。
通过“丹红门”输入大陆的“垃圾论”
德国的对外广播电台德国之声屈从中共的旨意，从二〇〇六年十一月起，终止传播流亡美国的中国专家何清涟的批评之声后，沦为中共在海外的宣传点，推出了一系列洋吹鼓手，顾彬就是一个例证。
正是德国之声中文网，于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对顾彬的专访《德国汉学权威另一只眼看现当代中国文学》，把顾彬的“垃圾论”输入大陆，名扬全球。在德国，汉学是冷门，汉学教授不多，顾彬是其中之一，只有五毛才会把顾彬封为“权威”。
在这篇报道中，顾彬宣称，“比方说，如果我们要分49年以前49年以后的中国作家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49年以前的那些作家，他们的外语都不错。张爱玲、林语堂、胡适，他们都能够用外语写作。有些作家两种外语都没问题，比方说鲁迅。49年以后基本上你找不到一个会说外语的中国作家。”
如果张爱玲不逃离大陆，怎么会用英语写作？华人不都是因为躲避共产党，流亡到他乡，才开始用外语写作？一九四九年以后，在红色中国生长起来的华人，用外语写作的不是少了，而是更多！无论是谁，用外文写作，都是因为无法用中文在大陆出版自己的作品。
顾彬却对他们要么谩骂，要么避而不谈。他并非不知道流亡华人和作家的存在。我曾给他打过电话，从他口里获知，他曾在自己创办的杂志《东方向》上评论过我的德文诗集《金莲》和《雪女》。这是我的第二本和第四本德文诗集，分别于二〇〇一年和二〇〇三年出版。面对我的反共诗歌，流亡生涯，顾彬泛泛而论，比别的德国评论者还隔靴搔痒。与他对高行健等的评价相比，他对我还算客气：“作者懂得她的手艺，她也知道，怎样让诗集不在零碎中散架。她算不上大家，但对于北维州来说，她是东西方之间的一个重要声音。”
“两种外语都没问题”的五四人可能有，但肯定不是鲁迅。鲁迅留学日本八年，虽然没有获得学位，没有用日文发表过作品，但好歹学会了日语。从鲁迅的《滕野先生》来看，鲁迅的表现不象一个学外语没问题的语言天才。从荆有麟的《鲁迅回忆断片》则可以获知，鲁迅无法用德语交谈。
一九四九年前的中国属于自由世界，鲁迅不需要用外语，就能发表作品。鲁迅作品全是在共产国际间谍比如史沫特莱的推动下被翻译成外文的。而他则翻译了大量苏共的宣传品，比如一九二一年翻译的《工人绥惠略夫》，还有《毁灭》和《浊流》等，达其翻译总量的三分之二。他从日文翻译过来的代表作则是《苦闷的象征》。
假定顾彬自己主动翻译鲁迅，那正好说明顾彬自觉推广共产党文化在中国的奠基人鲁迅，自觉遵从了中宣部的旨意。鲁迅可能象顾彬一样刻苦，但两人的表现都不象语言天才。二〇一〇年三月，顾彬在学中文四十多年，与一华人生活了二十多年后，还要带着新华字典去接受电视访谈《锵锵三人行》。主持人窦文涛委婉地问他年龄，他没答，还可说他不愿答，但说到“救世之道”时，顾彬就只好承认听不懂了。
不过顾彬象鲁迅以骂惊人，堪称“骂人冠军”。过去鲁迅诋毁中华文明，颠倒黑白，兜售苏共宣传，把自由的中国诬蔑成“铁屋子”，误导青年；现在顾彬吹捧鲁迅，抹黑独立作家，制造大陆自由的假象，混淆视听。
面对德国之声的红色记者，顾彬骂棉棉、卫慧等的作品是垃圾，骂高行健得的诺贝尔文学奖是垃圾并断定，“中国作家大部分的中文非常不好”。
然而当代大陆作家包括高行健无一不熟读鲁迅，这不正好反证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用毛选鲁集取代古文经典，成为大陆人的教材误人子弟，贻害无穷吗？
可是顾彬执迷于“鲁迅肯定是伟大的”，而无视不被中共“圈养”的大陆作家包括棉棉、卫慧都真实地再现了共产极权专制下的社会乱象。
在这篇让顾彬以“垃圾论”在大陆广为人知的德国之声采访中，顾彬还明确表示，说高行健伟大是“开玩笑”。与哈维尔相比，高行健不算伟大；但与鲁迅相比，高行健很伟大，因为鲁迅的写作，从一开始就象他自己在一九二二年撰写的《呐喊》自序中透露的那样，是在“听将令”，在思想上为共产国际在中国开辟通道；而高行健还没出国，作品就被中共禁止；连他得诺贝尔奖的消息，都被中宣部隐瞒；至今不管是他的名字，还是作品都被中共当局遮蔽。这说明高行健的作品，无论好坏，是个人的思想，超越了中共的思想牢笼。（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