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5月19日的美国《时代》杂志封面人物——阎锡山（网络图片）
1930年5月19日的美国《时代》杂志封面人物，轮到阎锡山——他是一个多月前爆发的中原大战的主要发动者。
这次内战历时5个月，冯玉祥的西北军、阎锡山的晋军、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军等几方共投入兵力110多万，主战场在山东、安徽、河南、湖北，波及20多个省，死伤官兵30余万，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内战。
《时代》这样介绍“山西王”：“他是一位真正的‘和平军阀’，这是他多年来的第一次战争，因此，上周公众的兴趣和同情，都集中在这位伟大的、长满胸毛、操着浑厚嗓音的阎元帅身上。”
不肯轻易亮底牌的阎锡山为什么北伐时期拥蒋而后来发起反蒋？很简单，蒋介石的北伐在1928年成功，成为取代北洋军阀的新贵，与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分地盘的目标不同，蒋介石更具统治全国的决心。
1928年底的西山会议，众军阀聚首，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并排而坐，留下现代史上一张重要的合影。会议最后，蒋介石突然提出“编遣”，即裁军，会场空气立刻紧张起来。蒋介石说：战事基本结束，今后进入建设时期，中国的经济无力负担如此庞大的军费，必须精兵简政。各集团军中质量较好的，应当编成若干师，作为中国的国防力量；老弱残兵则当遣散。
周玳陪着阎锡山参加了南京煦园的编遣会，会议初步商定：总盘是42-44个师，蒋介石占16-18个；阎锡山分得第3集团军8个师，冯玉祥是最大的输家。
回到太原的1929年2月16日，正是阴历除夕。这个年，阎锡山过得比较纠结。
1929年2月，蒋桂战争爆发，白崇禧败，南方基本平定。围观中，阎锡山充当了偏向蒋方的“和事佬”。
这一年年初到年中，从山西到南京任文职的官员渐多，人们盛传蒋、阎关系日益密切。此时阎锡山承受着蒋介石要他对冯用兵的压力。 思前想后，他走了着“与冯共进退”的稳棋，拒绝向西北用兵，表示要跟冯玉祥一同出洋。他摆出准备出国的架式，专程到北平检查身体并购置服装等。
6月21日，冯玉祥应邀赴山西，同时押上了自己的妻女。他受到礼遇极周的款待，但阎锡山就是不跟他共商反蒋大计，笑呵呵道：“不着急，咱慢慢来。”其实他是在挟西北军以自重，向蒋介石施压。“生意”做得顺畅，他坐上了仅次于蒋的第二把交椅：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冯玉祥意识到自己相当于被阎软禁了，大骂阎背信弃义，愤怒地绝食了一阵子。西北军其余将领痛恨阎锡山已久，决定联蒋倒阎。阎锡山迫于利害，不得不调过头来向冯玉祥“诚恳请罪”。
次年3月，阎锡山对冯玉祥说：“大哥来到山西，我没有马上发动反蒋，使大哥受了些委屈，这是我第一件对不起大哥的地方；后来宋哲元出兵讨蒋，我没有迅速出兵响应，使西北军受到损失，这是我第二件对不起大哥的地方。现在我们商定联合倒蒋，大哥马上就要回到潼关，发动军队。如果大哥对我仍不谅解，我就在大哥面前自裁，以明心迹。大哥回去以后，倘若带兵来打我，我决不还击一弹。从今以后，晋军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大哥的军队也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此心耿耿，唯天可表。”当即交给冯现款50万元、花筒手提机枪200挺、面粉2000袋。
中原大战前，阎蒋二人展开了一场持续两个月的电报大战。阎锡山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国家财政的困难、各派争战不停的责任归之于蒋，态度强硬地要求他下台；蒋介石则要求阎践行通电辞职、陪冯玉祥出洋的先诺。
阎锡山请出国民党左派汪精卫，在北平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选出了阎、冯、汪、李(宗仁)、张(学良)、唐(绍仪)、谢(持)7位国府委员，撇开南京成立政府，起草约法；按照汪主党、阎主政、冯主军的分工，推阎为中央政府主席。
1929年9月9日上午9时9分，阎锡山在北平就职。如果他做成了，这一连串的9(帝王之数)会送他登上民国头把交椅。扩大会议兴师动众，但新政府的组织工作很快转入拖拉粘滞，“毫无开国气象”。
1930年10月底，败局已定，冯玉祥通电下野；11月，阎锡山宣布辞职，部队听候蒋介石编遣。阎锡山避居大连，一面摇控山西，一面研究“理论”。他在日记里写道：“一个人从高山上掉到万丈深沟里，身体摔得粉碎，此时还有什么？还想什么？”
以治国之策治理山西
10多年来，阎锡山在山西建立起了一个自己的小朝廷。1930年的《时代》记述：“作为山西省的‘模范督军’，阎实际上耸立在一个独立王国之中——处于各军阀的包围之中。尽管目前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但阎为1100万人带来了繁荣，在中国，他们最富裕，因而使他显得出类拔萃。阎的嗜好不是女人、酒、鸦片，甚至也不是金钱，而是优质的道路、纺织、防御部队、维持秩序的警察，发展优良的牛、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为他的乡亲直接带来好处的事物。”
阎锡山不好女色。他之所以娶了一房姨太太徐兰森(5个子女皆其所出)，实在是因为原配徐竹青不能生育。阎锡山是独子，迫于压力才续娶。
据《山西史纲》记载，从1917年9月3日北洋政府委任阎锡山为山西督军兼省长起，他就使山西在政治、经济上自成一体，对外以“保境安民”为由筑起军事堡垒，不许外省军队入晋；对内推行“自存自固”。面对北洋各派系争雄的局面，他表示服从中央政府命令的同时采取“中立”态度，“一不入党派，二不问外省事，三不为个人权利用兵”。他专注于保卫地方治安，提出“三事”(种棉、造林、牧畜)“六政”(禁烟、天足、剪发、水利、种树、蚕桑)，同时兴修公路、铁路，建工厂，埋头经济建没，扩充本省实力。在民国成立后的头20年里，确实为山西带来了稳定与繁荣。
阎锡山造的铁路自成一体，全是窄轨。正太铁路局局长朱霁青曾对人说：“不知阎老西到底安的什么心。他坚决不肯让同蒲和正太两条路与全国铁路成为同样的轨道，以便衔接，我屡次向他建议，他就是不理。”无论如何，1919年胡适陪同杜威到太原，1934年潘光旦走在正太路上，都曾留下赞美之辞。
山西教育当时也在全国领先。阎锡山很早推行国民义务教育，在《人民须知·民智篇》中他说：国民学校的功课，就是修身、国文、算术、体操、图画、手工等事，有四年功夫就毕业，学下算盘、写信、记账的本事。稍有钱的，再上高等小学校；实在穷的，也可自谋生活。这就是求知识的第一样要事。
到1916年，山西每万人中有小学生290名，居各省之首。从1924年起，山西适龄儿童入学率每年都在80%以上。他在家乡河边村创办的川至中学也设附小，共7排140间瓦房，礼堂、会议室、生化研究室、标本陈列室、运动场等一应俱全。头4年不收学费，每年还给学生发一身校服、一双皮鞋(后改为帆布鞋)。这都是阎锡山自己掏的钱。
其他也得到相应发展，到了1937年，山西有55所中学、17所师范、6所大学。黄炎培在《读中华民国最近教育统计》中说：民国初年山西学校、学生数量的增长“速而最稳”。
阎锡山对农村的民治试验特别有热情，从1917年起，他在山西搞起了“编村”、“村治”。在他看来，实行民主和人们的文化程度没有必然联系，因为一般的是非曲直在人心中是几近本能的东西。
《督军兼省长阎告语各县街村长副闾邻长及人民举办村民会议文》中说：有人说同治主义不能实行，是人民程度不够的缘故，我问他甚么叫程度？他答有真知识是程度。我又问明白是非曲直是真知识抑或是知道条文法理是真知识？其人不答。……程度愈高距人情愈远者何贵乎？
阎锡山在家乡搞过《村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它的村级自治组织设计非常符合中国北方农村的实际，其权力制衡也落实到村监察委员会——学者谢泳感慨：中国农民的宪政水平80多年前已经很高了，自治规则也订得相当有水准，可见不是文化水平问题，而是有没有诚心搞的问题。
还有一些事颇能说明阎锡山的“善治”。1918年的《山西省疫事报告》中说：当年1月5日，阎锡山接到晋北肺病疫情严重的报告，立刻通电各县，遮阻交通，严格检查，并要求官民清洁隔离、埋尸封室——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公开事实、尽量透明；当时内务部派了个叫杨怀德的美国医学博士赴山西，阎立刻授以医务全权；同时，他相信并借助一切社会力量，如聘请当时在山西的各国医生、牧师和教士，参与救治。他以开放的胸怀和当机立断的决策，两天之后就控制了疫情的发展。
阎锡山“独立王国”的形成与1920年前后各省自治、联省自治的风潮有关。他在山西的统治与“联省自治”有明显不同，但目标同为“保一方平安，促一地繁荣”。他与众不同的政策使山西成为1920、1930年代中国相对平安、繁荣、稳定、日子好过的地方。
其实，阎锡山是在用一套治国之策治理山西。他有政治组织(民族革命同志会)；有一支20-30万人的晋绥军；有培养人才的各类学校和训练机关；有严密的安全机构(政卫组和太原特种警宪指挥处)；有较强的经济实体和各类“公营”事业——1920年代末他名下有各种产业：银号、钱庄、汽车公司、五金行、粮店……
他同时创建了包括采煤、采矿、炼焦、冶金、电力、机械、化工、建材、毛纺、皮革、面粉、火柴、造纸、印刷等厂矿的西北实业公司；整顿了山西省银行，新设了铁路、垦业、盐业等银号及其实物准备库，发行钞票；总资产达到2亿银元。
1930年代中，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刊登过一幅阎锡山的漫画：他身着长衫马褂，头戴瓜皮小帽，一边拨拉算盘一边念叨：今天又进多少钱。其公众形象的一面就是：精明、会算计。
这位当家人的心细手紧应该是钱庄基因。工程师欧阳曾说：：“阎锡山对成本核算，极为精细准确，如修筑桥梁、道路等工程，他的估计与专家的估计，没有多大的出入，谁也休想在这里边找好处。”
不过，阎锡山终究是钱庄出身，长于“打虎”(山西人对投机行为的俗称)。据说从太原退到大连之前，阎从山西省府提走两个600万元，其中一笔是现款，一到大连就以低价买进日币老头票。10个月后老头票大涨，翻了一倍多，他立刻换成中国钞票。阎在大连郊外海滨的黑石礁寓所住了10个月，总共花了300多万元，这一进一出，成全了他的免费“度假”。
另一笔600万，散给了追随他多年的人：文官厅长以上、武官上校以上，分别给1-5万元不等。他嘱托这些人：“咱是有办法的，不要以为就此完结了。”他的处世哲学中有一条：“平时留下余地，临时处置裕如。”
“公道主义”
阎锡山退守大连，很扎实地想了一想，想清楚10年之内，在政治上无法跟蒋介石争雄。从大连回山西后，他提出“十年建设”的口号，想在经济上维持割据。他还向下属广泛征求意见，反省过去。他悟到：兵力再强，无政治理论基础也是不能成功的，孙中山传给蒋介石一个“三民主义”，自己有什么呢？
他对时下流行的主义都存疑，认为各有其短：军国主义扩张侵略，封建主义专制统治，共产主义“强做圣人”，都不可取，惟他在1920年代提出的“公道主义”才是最好的。他试图让人们相信，公道才是调节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标准，才是救世良药，他要让山西人信它仰它，而不去信共产主义——他要“以主义对主义”。
山西省银行原是他控制的，但因滥发纸币造成市场混乱。于是又设晋绥地方铁路银号、绥西垦业银行、盐业银号3家，说这3家银行分别有同蒲铁路、绥西屯垦、山西盐产做担保，不会骗人。这些银行号所发货币，就是他当年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资本。
以往银行发行纸币均以现金为准备。这4家银行号别开生面，采用实物准备：设立“山西省省铁垦盐四银行号实物十足准备库”，拿以上4家银行号发的货币收买物资，收多少物发多少券，物和券永远一一对应。这相当于凭空发行纸币用以聚拢物资，实在是个创造性的法子。用阎锡山的话说叫“口吹大洋”。
实物准备库利用当时市面呆滞、周转不灵，到各县大量收购粮食、棉花、烟叶、皮毛等大宗农副产品，仅一年多，库里的物资及不动产价值就超过1000万元。正是这个库使得阎能继续大量发行纸币——1932年以前，山西省银行发行的纸币是120万元，而到1936年，4家银行号发行纸币增加到3300万元；1937年日军入侵山西时，已达4500万元，其对山西民众的剥削显而易见。时人戏称：同蒲铁路叫“纸糊的铁路”，垦业银号叫“坑人的银号”，实物准备库则叫“赤脚穿套裤”(套在裤子外面的套裤，只有两腿，没有裤裆)。
抗战爆发前的5年里，山西的经济得到长足发展。5年里累积的资本比1932年前15年的总量还多；粮食和农副产品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1935年前后，与山西一河之隔的陕西红军不断发展壮大，令阎锡山不安。此时他大力主张的“公道主义”实际上已经直接针对共产主义了。
1936年他发表了一篇《防共应先知共》的文章，印成小册子，另印行一本《共产主义的错误》小册子。在编写会议上，他说：“我是现代政治上的一个负责人，跟100多年以前的一个学者没有什么争辩的必要。只是为了人类命运，不得不说一说。”
“知人善任”、“赏罚严明”、“先求诸己而后求诸人”
儒家传统文化影响了阎锡山一生。成为政要后，他的大量讲话中随处可见四书五经的句子。他反复强调，“井田的经济制度，传贤的政治制度，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儒家的修身、自省在他的生活轨迹中历历可寻。
在他的幕府里，年长他17岁的赵戴文(字次陇)是民国时山西惟一可以与他相提并论的人物，曾官至山西省政府主席，也曾任职蒋介石国民政府中枢——国府委员、内政部长、监察院长。然而不论他身在何处、官居几品，始终是阎锡山的首席辅弼。赵对人说：“我与伯川君臣名分已定。”阎则说：“次陇与吾相交三十年，公私事件饱经波涛，虽有危及身家之虑，亦未尝忧形于色。”
为父守制期间，阎锡山曾给赵戴文写信，提及为什么要在父亲的墓旁待上百多天：
宅中一切房舍用物几尽为先严生时所住用，触目伤心，离宅居住稍可减少感痛。二十余年从政非特无暇读书，亦且无暇思过，每觉名牵物诱，应事接物常处于被动地位。向思欲成自由、自主、自动的生活，非痛加克伐割断牵诱不可。然快刀利器惟智仁勇，山生来不足，只有求补之之一道。同声相应，同性相辅，补之之法只有借他人之智仁勇，以补自己之不足。山欲于此守制期间，处于凄凉惨淡之境，痛思己过，加以克伐。
阎锡山的幕府中人基本上符合《阎伯川先生感想录》中的用人之道，他的“知人善任”、“赏罚严明”、“先求诸己而后求诸人”，最大限度地吸引了各种人才。
看完这篇文章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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