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伟大领袖 哪里就苦难深重

所谓“伟大领袖”,就是在一个国家拥有不容置疑、不容挑战的绝对权威和绝对权力,控制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到民众生活直至个人思维都严加控制,民众对其绝对服从、无限忠诚的领导者。

所谓苦难,无外乎人的权利被剥夺或丧失。

人的权利,大约可以包含在“伟大领袖”毛泽东曾承诺要在新中国实现的罗斯福“四大自由”里:

信仰的自由。人可以选择任何宗教信仰或不信仰。任何信仰都不能剥夺别人的信仰自由。
表达的自由。信仰要通过表达而实现。表达的自由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示威、选举、罢免、创制、复议等等的权利,不能受到国家或他人的侵犯。
免于恐惧的自由。类似于生存权。就是国家不能让公民生活在恐惧之中。这包括人身和财产不受非法侵犯,不受无理搜查,不受有罪推定,不受侮辱诽谤,等等。
免于匮乏的自由。类似于发展权。涉及到劳动,迁徙,教育,经商,文化,休息等各方面的权利和自由。

那么,“伟大领袖”能不能保障人民享受这四大自由呢?

当然不能,而且恰恰相反,“伟大领袖”和“四大自由”可谓不共戴天,水火不容,要炼成“伟大领袖”,则必须不择手段,把这四大自由从人民手中剥夺净尽。

信仰自由首先不能留。对“伟大领袖”必须信仰,否则领袖何以伟大?必须信仰“伟大领袖”的理论、思想、主义,信仰“伟大领袖”的超凡智慧,“伟大领袖”一句顶一万句。“伟大领袖”不是皇帝而远胜皇帝,皇帝是不要人们信仰的,皇帝治国要仰仗天道,依靠儒家等的理论,所以即使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也没有按自己的思想、理论、主义来治国。所以皇帝不是“伟大领袖”。“伟大领袖”必须让民众无限信仰。而信仰是排他性的,信仰“伟大领袖”,就不能再信别的神、仙、道。信仰基督,则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是罪人,人人平等,“伟大领袖”也是人,也是罪人,凭什么掌握绝对权力?信仰佛教,则“伟大领袖”也是人,一副因缘而生的臭皮囊,有什么值得信仰?容许这些信仰的存在,则“伟大领袖”根本无法树立起来。所以人们从此只能信仰、膜拜、歌颂“伟大领袖”,“信仰自由”变成只能信仰“伟大领袖”的自由。

万众膜拜的“伟大领袖”却又不是神,他的权力就没有天授、神授的正当性,而扬言来自于人民和历史的选择,因此“伟大领袖”所能依靠的除了武力,就是他的永远正确了。但他既是来自父精母血的肉体凡胎,他吃的也是五谷杂粮、人间烟火,他也会牙齿发黑、口气恶臭,他也会打嗝放屁,也受病毒的感染,也会口角流涎,也会昏昏欲睡,无精打采,也有七情六欲,也难过美人关,美人恼了挠他一把也会留下血印,他怎么就能像神一样永远正确?他只能假装永远正确。他就必须开动所以的国家机器来颂扬他的伟大、光荣、正确,他的绝对权力不容置疑,不容挑战,他万寿无疆,永远不需要放弃权力,所以,批评、监督、选举、示威、罢免从来不允许进入臣民的字典里。表达的自由变成了歌颂的自由。

人群中总有后脑有反骨的,敢于质疑“伟大领袖”的从来不乏其人。对这些人的任何质疑和批评,“伟大领袖”称为“猖狂进攻”,“反动”,必欲除之而后快。林昭、张志新、遇罗克、黄立众、李九莲、钟海源等人血淋淋的遭遇告诉我们什么叫“恐惧”。任何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一言不慎就可能遭遇灭顶,永世不得翻身,还要连累家人、亲朋,人们只能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明哲保身,道路以目。什么人身权财产权,没什么无罪推定,什么法律保护,一旦成为阶级敌人,这些都成为你的罪状。“伟大领袖”必然靠恐怖来统治,免于恐惧的自由只属于领袖本人。

“伟大领袖”的统治必然必然专制,必然无孔不入,无远弗届,并细致入微,社会生活受到全盘的控制。他以国家的名义没收所有的土地、房屋、财产,建立一套严密的等级制度和户籍制度,没有任何人能游离于外,把管仲“利出一孔”发挥到了极致,职业工作不能自由选择,不能自由迁徙,所有的饭碗紧紧抓在国家手里,变“不劳动者不得食”为“不顺从者不得食”,凡是敢于质疑者,必被打入另册,吃饭、住宿都无处可寻,只有死路一条。而且,为了凸显“伟大领袖”的恩德,必然让老百姓出于极端赤贫之中,有口饭吃就对“伟大领袖”感激流涕,如今日之朝鲜然。如果真有“免于匮乏的自由”,国民有自己的土地、房屋、财产,还“神圣不可侵犯”,岂不是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伟大领袖”还怎么随意差遣,随意奴役?“免于匮乏的自由”成为“伟大领袖”和维护领袖的特权阶层的禁脔。

民众的四大自由所概括的公民权利被剥夺净尽以成就“伟大领袖”,则必陷于奴隶的牢笼中,这是无疑的了。公民权利的丧失,就是苦难的开始。

现代政治的要义,就是限制政府权力,而保障公民权利。限制政府权力最关键在于限制最高权力,防止“伟大领袖”的出现。而“伟大领袖”则是逆世界潮流而动,无限扩张领袖的权力,无限缩小民众的权利。可以说,领袖越伟大,民众越渺小,领袖越伟大,民众苦难越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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