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赌彩”趣谈(图)

围棋来赌胜负、博金银,是古已有之。博彩在今天虽为人所不齿,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我国古代棋手勇猛善斗棋风的形成,也使得著名棋手可以周游天下,交流棋艺,而不用担心衣食之需。可以说博彩在围棋发展史上,有过亦有功,功过足相抵。

张大千《谢安围棋赌墅》

谢安赌郡

世间大凡能分出输赢的器物,皆可以用来进行赌博。围棋既有胜负之分,自然也难免俗。春秋、秦汉以来,六博与围棋并称“博弈”,可见将围棋用为赌具源流甚长。六博是靠掷骰子进行赌博的一种盘戏,围棋既然与之并列,想来还未达到“阳春白雪”之境。不过,围棋毕竟是一种高级智力游戏,既使用来赌博,也带有“落落词高”的味道,与后世那种掷骰、押宝、推牌九等低级滥赌自不可同日而语。

只要赌博,必有利物,俗谓“赌彩”。利物有贵贱大小,千差万别,但总可以归结为“名利”二字。说到名利,情况比较复杂。比如,一位棋手如何才能成为国手呢?他不但需要打败区邑之间的高手,还需要打败全国的高手,更主要的是打败前辈国手。这种激烈的生存竞争完全是一种人生的“赌博”,棋手要将自己的整个生活和前途都押在棋盘的胜负上。只要荣膺国手的称号,名利也就随之而来。这是以一生相博的大彩头。本文要谈的名利,专指小彩头,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下完棋即可兑现,如一笔钱财、一座别墅、一个不大不小的官职……等等。

史料记载中,以围棋赌彩的故事很多,比较著名的有东晋谢安赌墅、南朝羊玄保赌郡、梁武帝赌石、宋朝王安石赌诗,等等。

谢安(320—385年),字安石,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谢安少年时便知名于世,四十余岁才出山,东晋孝武帝时位至宰相。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中,谢安运筹帷幄,大破前秦苻坚,成为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范例。而谢安在淝水之战中下围棋的故事,更是历来为人们所称道。《晋书•谢安传》载:

时苻坚强盛,疆场多虞,诸将败退相继。安遣弟石及兄子玄等应机征讨,所在克捷。拜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建昌县公。坚后率众,号百万,次于淮肥,京师震恐。加安征讨大都督。玄入问计,安夷然无惧色,答曰“己别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复言,乃令张玄重请。安遂命驾出山墅。亲朋毕集,方与玄围棋赌别墅。安常棋劣于玄,是日玄惧,便为敌手而又不胜。安顾谓其甥羊昙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还,指受将帅,各当其任。玄等既破坚,有驿书至,安方对客围棋,看书既竟,便摄放床上,了无喜色,棋如故。客问之,徐答云:“小儿辈遂已破贼。”既罢,还内,过户限,心喜甚,不觉屐齿之折。

从上述记载看,谢安在淝水之战中至少下过两盘棋(当然,真正下过的盘数恐不止此数)。谢安的棋原不如谢玄,但是由于谢玄心怀恐惧,犹豫不定,也就输给了谢安。这就是心理状态给棋手造成的无形影响。谢玄与谢安的对比,表现出了谢安临危不惧的悠闲气度。大战来临之际,用下棋来故示从容,其用意并不是说围棋对战略战术有什么启迪,而只是表现军事家的大将风度,要掩盖自己内心的焦虑与不安,藉以安定军心和民心。局罢,谢安回头对其甥羊昙说:“以墅乞汝。”这便是谢安赌郡的由来。

赌彩为生活所需

两晋之后,大致从宋朝开始,社会上以围棋赌彩已很普遍,明、清之际则更为盛行,其流风一直延续到民国期间。尤其对于职业棋手来说,赌彩已成为他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下面就乾隆时期的职业棋手,谈一谈赌彩的问题。

乾隆年间,全国弈风炽昌,强手如林。除范西屏、施定庵外,尚有前辈国手梁魏今、程兰如。其它如胡肇麟、李步青、藏念宣、赵两峰、童和衷、陈苑游、周春来、吴来仪、释贯如、蒋再宾、吴凤来、黄及侣、郑涟漪、朱天直、朱天叙等,都是一时俊选。其中虽然有一些家有恒产的士大夫、商贾之类,但大部分人,包括“四大名家”范、施、程、梁在内,都要靠下棋吃饭,即所谓职业棋手。实际上职业棋手绝不仅仅局限于上述一些名手之中,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大城市中,有许多靠陪人下棋、教棋吃饭的人,出没于茶馆、酒楼,大户人家、旅游地点或专设下棋场所如“棋局”之内。因此社会上活动的职业棋手,具体数字虽然无法统计,但数量肯定要比上述名手多得多。

职业棋手如何生活?作为一种职业,他们的生活来源有如下几项:1、达官富豪的馈赠;2、授徒所收束脩;3、著书刊行所得酬谢;4、下棋赌彩。这里首先需要排除家有恒产的人,如徐星友、胡肇麟,而是单指以下棋谋衣食的人。

分析上述四种来源,在一般情况下,棋手(主要指国手)在达官富豪家充当清客,时间不会太长,所得馈赠有时数目很大,但并非固定收入。授徒所得束脩及著书所得酬金,数目比较微薄,不足以度日。只有下棋赌彩,数目多寡不拘,可以天天时时进行,因而成为职业棋手的主要生活来源。

今天一说起赌博,无论其形式如何,一概斥为不法行为。但是对于封建时代的棋手来说,下棋赌彩如同市场中买货付钱一样,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种赌彩有如下几类情况,常见的是达官富豪出具彩金,邀请棋手公开比赛,彩金的数目往往非常可观。国手的身分不同,没有钱是请不来的。请来之后若无赏金,国手也很难成局,或敷衍一局聊以应景。特别是前辈国手,心中常有持泰保盈之想,凡遇后进,多所顾忌。只有诱之以利,才能使其允诺对局。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国手在彩金的刺激下,无不施展平生绝技,勾心斗角,使棋局异彩纷呈,观战者也可大饱眼福,叹为观止。

据史料记载,周嬾予、范西屏的家境原来比较贫寒,但是在他们成名之后,对于金钱浑不当事,出手也很豪放。袁枚说范西屏“弈以外,虽诛以千金,不发一语”,“有所畜,半以施戚里”。这固然表明西屏为人高尚,但也说明他手头比较丰裕。由于他的名气大,有人送他钱,但在更多的情况下,是他下棋赌彩赢来的。胡肇麟与他下棋,往往事先约定:输一子付一两银子。据《清代轶闻》载:

胡肇麟,扬州盐贾也,好弈。……每对局,负一子辄赆白金一两。胡弈好浪战,所谓不大胜则大败者也,……然遇范、施辄败,每至数十百子,局竟,则朱提累累盈几案矣。

肇麟与西屏对弈,前后凡30余年,所输金钱恐怕不在少数。《清代轶闻》又载:
一日,程(兰如)与范(西屏)对弈,观者如堵。程局将败,大窘,乃使人与范约,贿以五百金,范遂让程胜半子云。

……大抵乾、嘉时好弈者多,好名者每贿国弈求对子,国弈利其贿,亦许之。

上述两种情况,实际都是围棋赌彩的不同形式,也说明像范西屏这样的国手,赢钱的途径非只一端。

千两之棋

城市之中由于围棋活动兴盛,街肆、茶馆、酒楼、庙观皆设有固定的下棋场所,每天都有职业棋手和爱好者前去下棋,每局棋也必有彩金,俗称“彩盘”。彩金的数目或按一般规定,或可临时协商,形式不一而足,但免费对弈的情况应当较少。自然,这里的彩金数目不大,以一般爱好者愿意接受为标准,而天天来这里的职业棋手就像上班一样,他们也是好手,但还达不到国手的水平。由于每天能够接待不少人,所以他们赢的钱也足以养家糊口。其中如棋手之间相互赌彩、棋手与士夫豪绅赌彩,也常见之于各种记载。

这种记载不仅中国有,日本国也有。日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曾在1953年专程前往箱根,采访住在那里的中国棋士吴清源,每日交谈三四个小时,最后辑成了《吴清源棋谈》一书。该书中涉及到了乾隆间两大高手范施对局时,彩盘大小的一些情形。

川端康成:在乾隆时期,(中国)似乎是没有名人碁所的制度,也没有御城碁般的棋赛。因此我才请教吴先生,乾隆皇帝是否会下棋或是喜欢观看对弈。

“不过,贵族或富豪主办的棋赛,却有悬赏的奖金。在乾隆初期,黄月天(龙士)独步天下,没有人能和他相抗衡。到了后来,则是施定庵(襄夏)与范西屏两人并立的时代。”吴先生如是说。

“但是不知何故,两雄之间的对弈局数很少,全部不过十二、三局左右而已。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富豪所举办的十局赛,这十局棋被称为‘千两之棋’,也就是说一局就相当有一百两的价值。而当时的一千两,以今天的价值来看,应该相当有一千万元吧?此二人就可以说是相当高强的专家棋士,并且一生就是以围棋为职业而持续地下棋。”

“也就是说,当时中国是有可以靠围棋为职业维生的棋士了。至于这一千两的悬赏金,到底是相当于现在的一千万元还是一亿元,我就不得而知了。”

围棋赌彩虽然具有赌博的性质,但不能简单予以否定。这种赌彩是社会对于棋手的艺术劳动所支付的酬劳和补偿。棋手从事棋艺活动,首先必须穿衣吃饭、养家活口。但在封建社会,国家方面由于种种原因,不能顾及棋手的生活,只能任其自流,自谋生路。棋手在社会劳务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而社会也需要这种劳动,作为报酬的支付方法,即是以彩金的形式出现。棋手所出卖的劳动和其所获取报酬的方式似乎很奇特,但在当时确实是一种通常的社会现象。

围棋赌彩有利也有弊。无须说,将围棋商品化,无疑是对这种艺术的亵渎。棋手将棋艺作为谋生的手段,势必阻碍他们对艺术的追求。由于彩金的诱惑,也助长了棋手中间种种不良风气的蔓延。但从另一个角度考虑,中国传统的力战型棋风,未始不与赌彩有一定关系,因为赢得越多,所获彩金也随之增加,棋手也自然会向中盘搏杀的方向发展。更为主要的是,赌彩作为一种“工资和奖金”的方式,养活了一代又一代的棋手,使古老的围棋艺术得以绵延不绝。尤其在清代康熙、乾隆年间,众多的棋手能够在社会上安身立命,周游全国各地,切磋角逐技艺,将我国的围棋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与社会上盛行的围棋赌彩,未尝没有一定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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