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25部不忍直视的血泪史 小故事(图)

【看中国2014年07月16日讯】颜北岩

《重庆日报》记者，四川大学毕业。下放长寿湖后，他被迫与妻子离婚。1962年他以为要落实政策，可以与妻子复婚，不料下半年阶级斗争风声又紧，颜希望破灭，精神绝望。1962年在同心岛的一次批斗会上，他讲自我改造，从与妻子假离婚到真离婚，说着说着突然说：“我是美国杜鲁门总统的秘书，专为他写稿子……”他神精失常了。

他妻子非常爱他，主动要求到长寿湖，希望一周见他一面，结果每见一次面他就挨一次斗，最后只好离婚。颜太爱他妻子，离婚也是导致他神精失常的原因。

1963年颜北岩回渝吊死在报社的一棵树上，终年30多岁。

袁达成

香港人，1915年5月4日生，参加了1949年11月“两航起义”。

1957年在中国民航重庆站（任无线电机械长）打成右派。

袁投奔大陆之前，刚结婚不久，有一幼女，妻子宋菊珍是个非常漂亮的空中小姐。她劝袁等一段时间，看看大陆的情况再说，袁不同意，执意要同其他起义人员一块走。飞赴北京前，夫妻俩在香港机场外分别，依依难舍，泪流满面。

袁飞到北京后，受到周恩来的接见，然后被分配到重庆白市驿机场。不久，袁将妻子和幼女接到重庆。

1957年，袁说了一句：“你们办事太拖沓，如果是在香港，这样办事要被炒鱿鱼（辞退）。”即因“赞扬资本主义”被划为右派，先下放四川通江劳改农场，后转到长寿湖。

宋菊珍独自在家，因容貌出众常遭遇一些麻烦(包括一些权贵的骚扰)。文革时，街道上的人把她抓出来批斗，说她“男女关系作风不正”。一次，在斗她时，批斗者强迫她女儿（中学生）上台批斗、打她，要她同“道德败坏”的母亲划清界线。

当天回家后，宋菊珍从抽屉里拿出当时十分珍贵的肉票，叫女儿上街割肉回来吃。女儿十分奇怪，妈妈此时还有心情吃肉？

女儿买肉回来，推门不开，大声呼喊，没有反应。邻舍来帮忙砸开门，宋菊珍已悬梁自尽（死于1966年）。

袁达成在长寿湖得知噩耗后，精神更加压抑。一天早上，他倒在长寿湖飞龙岛的一条大船上，人们叫他，他不言不语——人变呆了！

管教干部见袁已经神智不清，便停止了对他的“改造”，将他送回了重庆。几年之后，袁与世长辞。

张樾

重庆市总工会右派。下长寿湖后，每月生活费15元。他个子魁梧高大，饥荒年，那份定量粮远远不够，而管教人员又根据他人高马大的身材，分配给他重体力活。他饥饿无力，完不成任务，遭扣饭，就更饿，更完不成，身体很快垮了。

他当右派后，在茶厂工作的妻子马上与他离了婚，她说：“就算我不怕，我总得为儿子着想。”这样，他在饥荒年没有一点家庭的救助。

郑汉生（长寿湖右派）说：“他先是饿得双眼发昏，后来饿得眼睛往外凸，他不顾一切地捞东西吃，从猪圈里的溲猪食到潲水缸里的烂菜根，都往肚子里吞。一天早上出工时，他倒在地坝上站不起来。长寿湖教养院一个姓舒的16岁少年走上来，抓住他双脚，将他倒着在地坝上拖了一圈，一边拖一边骂，说他想逃避劳动。当时教养院的那些娃儿被教育说，右派是坏人，用不着把他们当人看。张樾被拖了一圈后，更站不起来，我们把他抬到床上，他还有一口气，但已经说不出话。他眼睛瞪得很大，像是要凸出来。不一会儿他就断气了，眼睛还鼓着。”

张樾死时31岁，郑汉生与另一个右派秦开端（电影公司）将他埋葬在长寿湖三台岛瓦银坳湖边。1979年郑汉生获得平反后，专程去找到了张樾的前妻，告诉她张樾的情况。她脸上毫无表情，那个20年前的夫君早已在她生活和心灵中消失了。

谭希文

手工业管理局右派。1961年因饥饿水肿，在高峰岛下船时无力而落水，救起后抬到饭厅，因无人理睬，三天后死去。妻子来后痛哭，但不敢找管教人员闹。

胡尔勤

浙江人，1927年8月生。大学文化，专长英语。1958年4月在重庆市煤管局建筑安装公司计划科打成右派。他于1956年从上海来重庆。1957年鸣放期间，他的好朋友（一块从上海来的同学陈颖）写了一篇大字报。反右时，领导追查该大字报的作者，快查到陈颖头上时，陈慌了，他正要同上海的女朋友结婚。胡为救朋友，主动找领导承认自己是作者，由此当右派，下放长寿湖。

十年之后，胡忍受不住，去找领导说明了真像。领导回答：你已经当了这么久，没法改，哪儿去找人来替你？只有继续当下去。

1972年一次劳动回来，下湖洗澡，他避开其他人，单独找了个地方，不幸跌入深水区淹死，遗体埋在同心岛楠竹坡，终年38岁。遗物中发现他保存了十多年的一张照片——他当年的女朋友。

（长寿湖很多人都提到胡尔勤，共同的评价是：一、老实，二、英文极好。睡他上铺的李建钰曾在平反后到上海找他的姐姐，但未找到。与胡一个单位的右派朱恩源说，当时夕阳西沉，他远远看见胡沉下去，他似乎笑了一下。胡究竟是失足淹死，还是存心自杀，只有他本人和湖水知道。）

焦光复

煤矿设计院职工，因一篇日记被打成右派。日记记载的是：今天全院停工打扫卫生，说是苏联专家要来，院内平时卫生很差，领导无所谓，有客人来，就全体动员，里里外外打扫，做表面文章。

他被划为右派时只有17岁，于1960饿死在长寿湖，终年20岁。

贾厚友

重庆市劳动局右派，北碚乡村教育学院毕业，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才子。1957年画了一幅漫画，一个官员正在装烟斗，题目是《钻研？钻研？——装烟！装烟！》。因此被打成右派。下放长寿湖之后，其妻（重庆市中区的一个小学教师）真心实意帮助他改造思想。完全相信共产党的话：越是艰苦的劳动锻炼越能让人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因此，每月领了他的工资后，只给他15元生活费。他在饥荒年代得不到家里的援助，1961年吃下大量“鹅儿肠”（一种喂猪的野草）而死，死于长寿湖二工区，终年29岁。他妻子来长寿湖见到丈夫的坟，倒在地上哭得死去活来。旁边的右派说：“好，好，好呀，你已经帮助党把他改造进了天堂。”

陈遥之

重庆市劳动局右派。文革初期，在一次年终评审会上，管教干部认为陈表现不好，说了一些威胁的话，陈感到十分恐惧。一天晚上，约11点钟，陈提了一盏马灯，端了一个脸盆，里面放了几件衣服，对人说到湖边洗衣。

几天后，他的尸体从湖中浮起。他被埋在同心岛“灭资岗”（消灭资产阶级山岗）。

1979年右派改正后，陈的从台湾回来的女儿向劳动局讨要父亲，劳动局派了一名干部同右派李恩章下长寿湖，要李恩章随便指一个坟包打发陈的女儿，李恩章不干，坚持在“灭资岗”上找到陈的埋葬地，挖出几根骨头交给陈的女儿带走。

李授之

重庆市委宣传部右派。下放长寿湖后，1960年，在身体极其衰弱的情况下，被迫去守工棚，饿死在工棚，尸体数天之后才被发现，死时30岁。

康中清

重庆市团校副教育长，一个刻苦研读马列学说、对毛泽东无限崇敬的理论工作者。1957年鸣放时说：“毛主席不仅在中国，而且也在世界上享有崇高的威望。但是我只看见他到机场迎接过赫鲁晓夫和胡志明。我觉得毛主席应当多亲自迎接一些兄弟党的领袖。”反右时，他因“攻击毛主席”被划为右派。他主动提出与妻子离婚，并说：“我不摘帽绝不来见你和孩子。”（他孩子刚刚出生。）下长寿湖之后，康精神压力极大，他拼命劳动，想早日摘帽。一年多后，身体垮了，于1959年在长寿湖去世，终年30多岁。

杨惠云

女，共青团重庆市委右派。她在长寿湖小心翼翼做人，不多言语。文革初期批斗她，她在悲愤绝望中于半夜划船到湖中，在身上系上石头、靴子里灌满沙子（杨会游泳）投湖自尽。她死后仍被召开“缺席审判大会”批斗。

黄静瑜  

女，重庆市委机关党委右派（也是长寿湖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右派）。1960年的一个夜晚，她从高峰岛对面的万鸡山上跌入湖中淹死，终年约30岁。

庄湛

西南公安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前身）干部。他爱上一位老干部家的女保姆（资本家的女儿），写信约在“五一”劳动节见面。不料那天街上人多，两人被挤散，庄湛很沮丧，回来后在日记上写“讨厌的人群挤散了我们”。日记被人发现并汇报，庄湛因“攻击五一劳动节”，并且是与资本家的女儿约会而被划为右派，下放长寿湖，于1958年6月遇难。据《重庆市长寿湖联合企业公司大事记》第4页记载：“6月25日上午9时20分，渔业队队员周登云（原市委办公厅收发员），庄湛（原西南公安学院干部）在新滩渡河时翻船落水身亡，27日葬于新滩山坡”。

张光育

重庆市委某机关右派。1960年，因饿、病交加，身体极其虚弱。在一次劳动时，他支持不住，坐了下去。组长顾某冲着他一阵臭骂，强迫他继续干活，他只得站起来继续干。当天回去后，他倒下去再没有站起来，终年30多岁。

孙毓澄

重庆市劳动局右派，因说曾给康心如（原陪都参议会议长，四川美丰银行总经理，1957年打成右派）当过秘书而划成右派。1961年的一个夜晚，他从狮子滩划船运粮回高峰岛，在桃花荡小船漏水，孙随船沉入湖底。几天后尸体浮出水面，人们把他埋在人头山湖边。孙遇难时30多岁，留下三个孩子。后来其子女到人头山反复寻找父亲的坟，一无所获。

宁振笃

重庆57中语文教师，天主教徒，为人谦和。打成右派后，在长寿湖一向埋头劳动，不多言语。1967年初，造反派进入飞龙岛，勒令右派们互相揭发、批斗，右派组长也不例外。在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对宁振笃喝道：“你不吭声？不揭发？ 说！”一向沉默寡言的宁终于开口说了一句话，大意是：我们的命运捏在学习班的主任、组长手里，可怕得很，他们就代表无产阶级专政。

造反派走之后，队长和组长组织了对宁振笃的猛烈批斗。宁一向胆小怕事，最怕批斗会。恐惧中，他穿上一件长大衣，把所有口袋装满石子(宁游泳游得极好)，在飞龙岛白雕堡投湖自尽。

促使宁振笃选择绝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死前几天，他见到了自己的儿子。

宁振笃当右派时，已有一个儿子，十年来未曾相见。1967年初，宁振笃之子宁中和孤身一人寻到飞龙岛。

一群右派扛着锄头从山坡上收工回来，其中一个胸前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顽固右派宁振笃”。名字上面打了一个“×”。

宁中和盯着牌子，迟疑片刻，迎了上去。父子俩相对而视。儿子长得酷似父亲，高大，黝黑。父子俩不敢露出激动，轻轻说了几句话。

第二天，队长特地恩准宁振笃摘掉牌子，带儿子去赶场。宁在场上给儿子买了几个包子吃，最后一次尽了父爱。

儿子离去后，宁对其他右派说，看到儿子已长大，他死也无所谓了。几天之后，宁投湖自尽。

宁中和刚回到重庆就接到父亲的死亡通知，马上返回飞龙岛，他见到父亲的遗体，不言不语，眼中没流一滴泪水。埋葬父亲后，宁中和回到重庆，据说他疯狂地参加了重庆的武斗,专打当官的。

王明范

体魄健壮，仪表堂堂，夫妻俩同在重庆市市中区石灰市旁的一所中学任教，他们别无它求，一心教书育人。两人志趣相投，家庭和谐幸福。王明范被打成右派送到南桐后，妻子经受不住打击，精神失常，因疏于照料，小儿子又夭折了。她抱着死去的儿子整整一个星期不肯松手，一直诬称她装病的学校领导只得把王明范叫回来，这才将孩子料理了。王明范后来也转到长寿湖，1963年教育系统右派全部按退职处理，遣返原籍，王明范以他妻子的家属身份回到学校，靠在段上筛炭灰维生。

文革中，身患精神分裂的妻子被批斗毒打致死，王明范悲恸欲绝，他变卖家产，东拼西凑，安顿了妻子的后事，接着他感染上肺结核，日夜咳嗽、咯血，身体整个垮了。为了生存，他继续去筛炭灰，经常晕倒在炭渣堆上。段上的老人都很怜悯他，但谁也没有能力帮助他，也不敢为他说句公道话。在又一次晕倒之后，他再也没起来。大约去世于文革中期。

陈嘉行

重庆工农师范速成学校带薪学员。1957年，学校领导组织学员批判右派的反党言论。他看了那些“反党言论”后私下说：“我看那些言论没得啥子。”有人向上汇报了，他因“同情右派”而被划为右派。

陈嘉行当右派后，很悲观，曾对同校的右派冉德瑜说，他孤身一人，只有一个母亲，母子俩相依为命，他要有个三长两短，母亲怎么办？

1961年的一天，管教干部通知他（还有其他几个人）第二天把铺盖卷打好搬地方。由于“把铺盖卷打好”往往意味着被抓进监狱，以前发生过这种事。陈嘉行感到极度恐惧。

在同心岛上有一个地方叫牛粪堡，那儿有一块岩石面对湖水，从石缝里歪歪拐拐长出一棵树，人称“歪脖子树”。陈当天深夜悄悄来到岩石上，用一根绳子拴在树干上自缢身亡。死时约26岁，未婚。

李彦辉

教师右派（学校不详）。大饥荒中的1961年，因偷吃了一块晒在地坝上的生鱼片，被队长王某（长航工人）和一群学生痛打，并且扣饭。第二天早上李起床后走到门外，倒地而亡，遗体瘦骨嶙峋、伤痕累累。死时30多岁，埋在长寿湖小河口湖边。

长寿湖右派黎民苏的妻子程惠淑（当时小河口的农民）目睹了李老师挨打的惨状，她说，王某等人用楠竹冲着李一阵劈头盖脑乱打，楠竹打成一条条的细片。

何泰贵

重庆17中教师右派，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言谈举止十分文雅。1960年，他因病、累、饿交集，全身浮肿。11月的一天半夜，他下床后再也爬不上他睡觉的上铺。一番挣扎，“砰”地一声倒下，再也没有起来。

曹亚琪

重庆25中学音乐教师，右派，擅长拉小提琴。1961年，因身体极度衰弱，管教干部同意他回重庆调养身体。他回家后，不知什么原因，只呆了几天便返回长寿湖。他所在的劳改地点是新滩，距狮子滩约70里。他下车后徒步返回。路上，一户农民见他面色惨白，给他吃了一块南瓜。他走到距新滩只有几里的地方，支持不住，倒了下去。

他的尸体摆在地上几天几夜没人理睬，后来发出恶臭，当地农民挖了个坑把他就地掩埋。

其子女曾到长寿湖寻找父亲遗骸，但未能找到。

卢蕴伯

女，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终身未婚。1949年前曾任几所中学的校长，1957年被打成历史反革命。1975年，在一次被捆绑吊打并受到威胁后，恐惧中半夜在先锋岛投湖自杀。死前她把自己的所有东西收拾得整整洁洁，包括几本毛主席著作都摆放得端端正正。

俞舜臣

天津人，1912年8月生，大学文化，教师，重庆市第十中学（南泉中学）右派。独身。1979年获得平反通知时极度兴奋，倒地脑溢血而死。

胡哲先

重庆某中学教师，右派。1960年，他饿得要死时收到家里寄来的一包干炒面，晚上，他躲到工棚里，一把接一把地抓吃炒面，竟把一包炒面全部吃光。炒面在胃里发胀，胡被撑得死去活来。第二天，人们发现他胀死在工棚里。

邓林

《重庆日报》最年轻的右派，肃反时被冤枉挨整，鸣放期间他对此提了意见，由此划为右派。到长寿湖后他一心一意劳动改造，想早日摘帽，回到“人民”的行列。他自我改造到了走火入魔的境地，1960年饿得奄奄一息仍拒绝妻子的救助，他退回她寄来的粮票和包裹（食物），对她说：“你不要影响我的改造！”由于劳动积极，改造认真，他当了组长。当组长后，他“左”得离奇，像奴隶监工一样监管其他右派，干活不准丝毫偷懒，不准偷任何东西吃。他组里的右派一个个叫苦不迭。他本人最后饿得受不了，偷吃了一把生绿豆，结果被批斗。邓林不仅身体垮了，而且精神有些错乱，不时喃喃自语：“改造，改造，一定认真改造……”终于有一天他跳进了长寿湖。由于身上穿的棉衣，一时没沉下去，被人们捞了起来。自杀有罪（抗拒改造之罪），因此，他被湿淋淋地捆起来扔进黑屋。第二天打开房门，他已冻得冰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