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象共匪头目，既共人产，又共人妻。章乃器在民国时期，任安徽省财政厅长时，每月补助共军三万银元，但在红色中国出任粮食部部长后，业绩就是印发了在中国历史上从不需要的粮票！五年不到，章部长就被打成右派，失去官职。时年七岁的小儿子章立凡被安派在批斗会上发言与父亲“划清界限”。在一九六六年的红八月里，章乃器被红卫兵打成重伤，第四任妻子王者香是中学老师，死于一九六七年。一九七七年章乃器含冤病逝，三年后，中共才给他“平反”。
王造时在《致斯大林元帅的信》中批评《苏日中立条约》出卖中国利益。因此，当沈钧儒们被调到北京时，学位最高的王造时闲居上海，只在华东文教委员会挂了个委员头衔，工作单位也没有。一直到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目睹这位昔日好友的窘境，才聘他去任教授。
中共“反右”时王造时被打成“右派”，中共搞“文革”时王造时又首当其冲。一九六六年，“七君子”被捕三十周年之际，王造时被以“历史反革命—现实大右派”的罪名拘捕，关进上海第一监狱。一九七一年，反对国民党的王造时就死在共产党的监狱中。共产党的监狱可不比国民党的监狱！九年后，王造时被凶手“平反”。王造时的两个儿子和女儿海若均因此患了精神分裂症，女儿海容则因拒绝参加复旦大学对其父亲的批斗，也被打成“反革命”备受折磨而死。
沈钧儒的女儿沈谱和其丈夫范长江也一样不得好报。
沈谱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十日在重庆与范长江结婚。中共在中华民国办的《新华日报》于第二天专门报道了他们的婚事，“这没有仪式的婚礼，因此不同凡响。宾客没有特别的馈赠。我们都看到了冯玉祥先生和于右任院长的贺联，黄炎培先生、王昆仑、郭沫若、田汉先生的贺诗，周恩来同志也简要地祝贺新婚夫妇‘同心同德’。”
范长江（一九零九－一九七零）曾是民国时期自由媒体《大公报》的记者。范长江美化共党占领区比斯诺还早。他从一九三五年起就在其报道中公开称共匪为红军，对剿匪一词打上引号，公开否定剿匪。“西安事变”后范长江到西安采访了周恩来，并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于一九三七年二月到延安与毛泽东一夜长谈。从此，范长江便象斯诺一样成为毛泽东的吹鼓手。范长江从延安回到上海后，第二天就在《大公报》发表震动朝野的政论《动荡中之西北大局》，接着他在《国闻周报》发表《陕北之行》的连载，令毛泽东欣喜万分，三月二十九日亲笔致函范长江：“你的文章，我们都看到了，深致谢意。弟毛泽东”。没有他和斯诺的生花妙笔，韦君宜们恐怕不会把匪区当“圣地”而投奔。
《大公报》是中共一直渗透的自由媒体，一九三一年在《大公报》的第一个中共地下党员吴砚农身份泄露，但他只是被胡政之安排去日本留学，并兼任驻日记者。一九三八年，范长江参与发起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也象“左联”一样，接受中共地下党领导。其时的国民党中宣部长邵力子就是中共地下党徒。范长江则于一九三九年经周恩来介绍在重庆秘密加入共党。
一九四一年，蒋中正命令逮捕范长江，李济深却把他放走了。范长江等人在香港创办《华商报》，继续充当共产党的喉舌。一九四九年后，共产党就不需要这位红色名记了。“文革”期间，范长江、沈谱夫妇都遭到迫害。一九六七年起范长江就被关押，受尽折磨。一九七零年，斯诺与毛泽东在天安门庆祝中共国庆不久，比斯诺小十四岁的范长江就在河南确山跳井自杀。沈谱用了八年时间，为丈夫的冤死而奔走呼号。一九七八年中共为范长江召开了追悼会，其后，又建立了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表彰他的红色劣迹。
沈钧儒的大儿子沈谦的儿子沈人骅娶了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周秉德的父亲，也就是周恩来的三弟周同宇，在“文革”时被周恩来亲笔批捕，关了七年。
在王炳南身边工作了近八年的程远行与友人一致认为王炳南是共党不可多得的外交家，是红色中国外交的创始人之一。在共党颠覆中华民国的过程中，王炳南做了大量赤化工作，促成了“西安事变”。在重庆时他不仅是周恩来的右手，还是周恩来的耳朵和嘴巴。一九五四年，王炳南担任中共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秘书长，次年出任波兰大使。在中共为了获得民主国家承认的过程中，王炳南又以大使身份做了大量秘密工作，包括代表中共和美国代表会谈，达成了“中美承认在中美两国愿意回国者的返回权利”的协议 。一九六四年，王炳南被调回大陆，出任外交部副部长，但也免不了于一九六六年被打成“国际间谍”，遭到迫害，妻亡家破。
综上所述， 违背天理人伦，为共产国际颠覆中华民国而奋斗的洋人与华人都没有好下场！（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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