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井然专栏】话说“罪己诏”(图)

2014-06-26 00:18 作者:道井然

中国的神传文化，认为“君权神授、天人合一”，天象的变化对应着人世的兴衰，从而促使君王能敬天知命，造福百姓。

天灾源于人祸。古代有德行的君主，都视其为上天对自己的警诫，于是或反躬内省以明其志；或从善纳谏修正己过；或先示罪己诏、再施以仁政，均以天灾自省，以百姓安居乐业为善果。

“罪己诏”的起源，古人认为是自“禹、汤罪己”开始的。据古籍记载，大禹登上帝位后，有一次，无意中看见了犯罪的人，就伤心地哭了起来，左右问其故，禹曰：“尧舜之时，民皆用尧舜之心为心，而予为君，百姓各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禹见民心涣散，深感内疚，认为自己没有当好这个帝王，于是自省自责，主动承担失查的责任。

商灭夏后，汤也发布《汤诰》与天下，检讨他自己的过错，《汤诰》中云：“罪当朕躬，弗敢自赦，惟简在上帝之心，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禹、汤罪己”遂成为后世皇帝效法的“罪己诏”。

汉罪己诏

《轮台罪己诏》是公元前89年（征和四年）汉武帝刘彻所下的一道自我反省罪过的诏书，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内容丰富、保存完整的皇帝正式自我批评的文件。

汉武帝即位早期，励精图治，雄才大略，但晚年时开始穷兵黩武，又好神仙方士，大造宫室，挥霍无度，致使民力枯竭，寇盗并起，天下板荡。另外，巫蛊狱兴，卫皇后和太子刘据俱死于此，株连甚广。不久，汉武帝即察知太子无辜，乃建“思子宫”，以实际行动自责悔过，第二年，即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当群臣之面自责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 糜费天下者，悉罢之！”还追悔曾屡受方士欺骗往事，说：“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随后，他又驳回了大臣桑弘羊等人屯田轮台（即新疆轮台）的奏请，决定“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此“诏”就是历史上所说的《轮台罪己诏》。

至此，汉朝的统治方针发生转变，回到了与民休息、重视发展经济的轨道，从而避免了像秦朝那样迅速败亡的结局。故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语，汉武帝“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

唐罪己诏

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京师长安及附近的地方大旱，蝗虫成灾，吞噬百姓的庄稼，甚至在御花园中都能看到飞来的蝗虫。唐太宗说，粮食是百姓们赖以生活的根本，而你们蝗虫却把粮食吃了，这是在祸害我的百姓啊。纵然是因为百姓们有过错，上天降下你们以示惩诫，但那也是因为我这个做天子的没有尽到责任，而罪不在百姓。于是吞食掉了手中的蝗虫，下“罪己诏”曰：“若使年谷丰稔，天下乂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无吝。”他为了百姓有饭吃，宁愿上天把一切灾难都降在他一人身上。太宗为民请命的行为感动了上天，不久以后，蝗灾果然就渐渐的消去了，也是从这一年起，太宗在位的数十年里，蝗虫不再为害。

唐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冬迄，翌年春持续大旱，宪宗李纯乃“罪己”求雨，甘霖沛然而降。有官员主持盛修安国寺，奏立盛德碑，为皇上歌功颂德，宪宗令毁此碑。元和七年，唐宪宗轻信了庙堂官员御史关于淮浙水旱灾的不实汇报，对地方官的真实报灾表示怀疑。此事一经宰相李绛指出，宪宗当即认错：“国以人为本，闻有灾当亟救之，岂可尚复疑之邪！朕适者不思，失言耳。”虽然说错了几句话，也要自我检讨，委实不易。

康熙罪己诏 

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庚申巳时，京师发生了八级强烈大地震，给京师及周围的州县带来深重劫难。“官民震伤不计其数，至有全家覆没者。” 一片房屋倾倒、民众伤亡的惨状。

面对如此严重的灾情，康熙要求赶快查明灾情，救济百姓。他下令户部和工部拨款震灾，由于地震房屋倾倒而无力修葺者，旗人每间给银四两，民间房屋则每间给银二两。地震中有死亡人口的家庭，不能棺殓者，每人给银二两。对于受灾地区的百姓， 减免赋税，以利赈灾，并且发放粮食，解决灾后饥荒问题。

康熙皇帝在“罪己诏”中言道：“朕御极以来，孜孜以求，期于上合天心，下安黎庶……地忽大震，皆因朕功不德，政治未协，大小臣工弗能恪共职业，以致阴阳不和，灾异示儆。”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灾难，康熙皇帝认为责任全在君臣上下没能尽心尽责治理好国家，所以遭到了天谴。他遣官告祭天坛，并数次率诸王、文武官员诣天坛亲行祈祷。

康熙皇帝找出官吏的六项“弊端”，认为这就是“召灾之由”，并指令九卿详议，由吏部立法严禁，务期尽除积弊。

这六项“弊政”为：一是民生困苦已极，地方官吏馅媚上官，科派百姓；二是大臣朋比徇私；三是用兵地方，诸王将军大臣多掠小民子女；四是蠲免钱粮分数及给发银米赈济，地方官吏荀且侵渔，以致百姓不沾实惠；五是大小问刑官员枉坐人罪，恐吓索诈；六是包衣下人及诸王贝勒大臣家人侵占小民生理。康熙皇帝指出：“有一于此，皆是致灾。”八月，九卿议复：领兵诸王将军借通贱为名，将良民庐舍烧毁，掳掠子女抢夺财物者，领兵将军等革职，诸王贝勒等交宗人府从重治罪。“其掳掠人口，仍给本家”。 以福建地区为例，清军在征讨“三藩”的战争中，撤军时“驱掳男妇两万余人”，福建总督姚启圣悉令赎还为民。此外，江西、浙江被赎免的俘奴都有数万人。

《左传》曰：“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在天灾人祸面前能够自责，反省忏悔自己做错了什么，从而修正自己的错误，承担自己应负的责任，找到避免天灾应对人祸的方法，这充份体现了古代明君的良知，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华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