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沛】《无耻的洋人》蹊跷的鲁迅之死（二）(图)
可惜蔡元培没有如此见识，沦为共党的马前卒，甘愿被共党利用来宣传鲁迅。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卷本的《鲁迅全集》就已经编定。在蔡元培和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共特邵力子的支持下，于第二年六月出版。蔡元培不仅为《鲁迅全集》作序，还为《鲁迅全集》纪念本题字。他和宋庆龄还以鲁迅纪念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名义，发表《征订〈鲁迅全集〉精制纪念本启》，宣称：“鲁迅先生为一代文宗”，“奠现代文坛之础石”，编印《鲁迅全集》的目的，“欲以唤醒国魂，砥砺士气”。
而梁实秋则发现《鲁迅全集》“打破了古今中外的通例”，“把成本大套的翻译作品也列入全集，除了显着伟大之外，实在没有任何意义。”善良的梁实秋不知共产党的阴险狡诈，不知共产国际这么做就是要借民国的出版自由，以鲁迅的名义兜售红色宣传，赤化民国青少年。没有王元化们上当受骗和浴血奋战，共产党何以能颠覆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华民国？
当时苏雪林还把上述意见写信告诉她尊敬的胡适，希望得到他的支持，毕竟胡适既是名人，又被共党视为敌人，遭到诋毁。比如，一九三三年三月，鲁迅在他名下发表瞿秋白对胡适的骂文《出卖灵魂的秘诀》，诬蔑胡适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向侵略者“出卖灵魂”。可惜胡适没有苏雪林的高明和深刻。他不但不声援，还回信批评苏雪林的义正词严是“旧文字的恶腔调”。胡适象鲁迅一样反孔反传统，与鲁迅一右一左，不可能起到抵制共产邪恶主义的作用。共产党篡夺政权后，胡适五十年代在给司徒雷登的回忆录作序时，自己承认，“我在国内和国际政治上也是一个天真烂漫的新手。我的确是太天真，天真到在日本投降、抗日胜利后不久，我给重庆发去了一篇长长的无线电报，请人交给我过去的学生毛泽东，严肃、急切地恳求他，说，现在日本投降了，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再有理由继续拥有庞大的私家军队，他的党现在应该效法英国工党的良好榜样。自己没有一兵一卒的英国工党，在最近的大选中，刚刚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在下一个五年中，他取得了无可置疑的政治权力。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另一个外交上的新手、美国大使赫尔利（PatrickHurley）将军的陪同下，来到了重庆。我在重庆的朋友发来无线电报，说我的那个信件已经及时交给了毛先生本人。当然，直到今天，我从来也没有收到过任何回音。”
1933年初夏，鲁迅（左）在上海与内山完造合影（网络图片）
就这样，以宋庆龄为头面人物的共产国际间谍网硬是把一个民族败类包装成了“民族魂”，毒害了无数象王元化一样的热血青年，让他们为共产党卖命，让中国落入共党的魔掌，自己则失去在民国已拥有的自由。共产国际间谍都是鲁迅的推手，因为鲁迅思想的翻译传播被他们当成“反法西斯‘地下火’”。这在徐秀慧的红色论文《跨国界与跨语际的鲁迅翻译(1925—1949)──中、日、台反法西斯的“地下火”与台湾光复初期“鲁迅战斗精神”的再现》中可以找到证据。共产国际打着反法西斯的口号，迷惑世人，掩盖共产党比法西斯更邪恶的本质。
尾崎秀实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二年在上海活动时也与鲁迅来往密切。鲁迅日记中有记载。大陆出版的《鲁迅：域外的接近与接受》一书则透露，五名主张暴力革命的“左联”成员被自己人借刀杀害后，“尾崎秀实和山上正义就把《阿Q正传》的出版，与悼念死难烈士，揭露和抗议国民党政府的法西斯暴行结合起来。由尾崎秀实和山上正义编排的《阿Q正传》的日译本、书名是《中国小说集〈阿Q正传〉—国际无产阶级文学选集之一》，除收入《阿Q正传》外，还收入中国左翼作家的其它小说，左联烈士小传……尾崎秀实的序文赞扬了左联五烈士的光辉业绩和作品成就，对鲁迅极为推崇”。因此，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把尾崎秀实、山上正义和史沫特莱并提，说他们是帮助“左联”进行了许多工作的三位外国同志。
被鲁迅诬蔑为“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的梁实秋随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后写过《关于鲁迅》。即使中华民国已被共产国际靠间谍、笔杆子和枪杆子赶到台湾，梁实秋还在文章中反对国民政府禁止鲁迅。不过梁实秋认识到鲁迅“首先是以一团怨气为内容，继而是奉行苏俄的文艺政策，终乃完全听从苏俄及共产党的操纵”。就是说鲁迅因为“没有健全的思想基础”，以至于失去了知识人的独立性，沦为共产党的马前卒。
所以，鲁迅死后，到中国后就积极配合共产国际搞宣传的斯诺名下的悼联为：“译着尚未成功，惊闻陨星，中国何人领呐喊”。下联：“先生已经作古，痛忆旧雨，文坛从此感彷徨”。 他还在英文的红色刊物《民主》上发表《向鲁迅致敬》（《外国友人忆鲁迅》）。斯诺声称鲁迅“是一个精神上的巨人”，“自从我来到中国，七年中从未感到一个中国人的死，像鲁迅那样真正震撼着整个民族的心”。从《胡乔木书信集》中却可以获知，鲁迅的送葬队伍中有不少中学生。他们是以教书为掩护的中共地下党员带去壮大声势的。当年在上海培明女子中学当英文教员的胡乔木只是这些误人子弟的地下党员之一。斯诺还把章乃器当作上海有名的金融家加以引用，表示章乃器认为，“鲁迅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替被压迫者说话，为他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他写作并不是为了泻私愤，也不是为了使有闲的人们欣赏，他只是写出了被压迫者的心声……整个世界都在哀悼鲁迅，在他的墓前，来自各国的人民—日本人、美国人、欧洲人—和中国的民众聚集在一起，鲁迅的精神将永存”不过斯诺也证明，“哀悼鲁迅具有双重的意义，也是一项重要的政治示威的行动。每本杂志，每份报纸都开辟专栏公开赞美鲁迅”。仅此可见共党的渗透和宣传何其厉害。
鲁迅活着与死后都为共产国际制造舆论，颠倒黑白，误导民众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堪称共产党的头号中文笔杆子，深得与他“心灵相通”的毛泽东的赞赏。一九四零年，毛泽东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把鲁迅吹捧为“空前的民族英雄”，还宣称“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表示，中共有两支军队，一支由“朱总司令”指挥，一支由“鲁总司令”指挥，缺一不可。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只不过毛泽东没有提他们的靠山是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滥用中华民国的迁徙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等等自由渗透了社会各界。共产国际渗透和炒作的结果就是在打造了“左联五烈士”、“民族魂”后，又把邹韬奋、沈钧儒和章乃器等共产走卒包装成“七君子”，目的都是颠倒黑白，迷惑世人。与此同时，对共产党有利的“事变”也在中国接二连三地发生着。（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正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