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孤儿的30年中国传奇(图)
韩秀
1948年9月，一艘美国的军舰行驶在茫茫的太平洋上。一对年轻的美国夫妇，手牵着儿子John和一个两岁的小女孩Teresa站在甲板上，眺望着远方。他们从纽约出发，前往上海，这个两岁的小女孩Teresa，是受一位中国女子的托付，送到上海交给从未谋面的外婆。
对于Teresa的未来，他们心中并不乐观。在登船前，他们就知道那个中国女子并不在乎她的两岁女儿，只想尽早甩脱这个包袱；而Teresa的外婆是否还会留在战火中的上海，他们更没有把握。船到码头，终于在混乱的人群中，他们找到了Teresa的外婆。她正在焦急地等待着这个满头卷发的小外孙女。她看起来是位极有教养又很沉稳的女士。
直到上中学后，Teresa——韩秀，才从外婆那里知道，自己出生在纽约，父亲韩恩（Willie Hanen）是一位高大、英挺的美国外交武官。1943至1945年，他曾被派驻重庆，协助中国抗日。母亲是留美的中国学生，父亲只在纽约的医院中匆匆看过她一眼，之后母亲便和他离异。
生就一副洋娃娃脸与满头卷发，可是无论韩秀多么清秀可爱，多么懂事有礼，多么出类拔萃，她依然不可能被那个社会所接受。韩秀说，在那个年代、那种环境，她一直是一个“外人”。还好，有外婆的细心呵护，她在可能的范围里健康的长大。出身大家闺秀、在日本帝国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的外婆，也给了她最早的传统文化启蒙。韩秀的外婆1949年后定居在北京。韩秀的青少年时期都是在北京度过的。她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然而家庭背景的阴影也一直伴随着她。外婆告诉她说：“好好念书，谁也拿你没办法。你得相信你自己，只要自己做对了，别人说什么，就只当没听见。”她牢牢地记住了。转眼，她已经17岁，即将高中毕业。优异的成绩，让她得到了北京市银质毕业奖章。报考志愿表上，她一口气填了8个志愿都是清华大学。可是，录取单下来，却根本没有她的名字。一向宠爱她的数学老师特别到招生办公室去问，只见卷子被封着，上面盖着“此生不宜录取”的印章。
原来，她的考试卷连被批改的机会都没有。真的没有希望了吗？校党委书记把她叫去，问她能否写一个声明，表示和她父亲断绝一切关系，划清界限，只要一、两百字就行，写了就可以让她上大学，不写就要马上去山西插队。17岁的她看了看书记，淡淡地说：“既然这样，我要早点回家了。我还没收拾行李。”说完便转身走了。于是，她成了第一批北京市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中学生。那是1964年。谈到当年她为何能够有如此毅然决然的态度，韩秀说：“当时想的只是绝对不能背叛父亲。我很清楚地知道，父亲在中国的时候，就是1943年到1945年，那时候是美军在帮助中国，美国人民与中国人民都是站在一起抵抗日本，他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情。”
“绝对不能背叛”，多么简单的几个字。可是，在那个年代，又有多少人能做得到！
1964年，在赫鲁晓夫下台与中国试爆第一颗原子弹的日子里，作为第一批“集体插队”试点人员的北京市中学生，韩秀和北京其他43名知青被下放到山西曲沃凤城公社临城大队插队落户。这里是棉麦区，每天都有干不完的农活。韩秀每天和农民们一起下地，后来又当了广播员及小学老师。她也赶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以及扫盲、送字上门这些活动。这段生活让她开始了解中国的农民。他们是那么纯朴、善良，特别是农村的妇女，她们的生活又是那样的艰难。乡村的种种陋习依然存在，但她们默默地忍受着一切，还能够活得很精神，很有生趣，非常有生命力。这让她由衷地赞佩。
然而，文革开始了，这相对的一点点平静也保不住了。北大聂元梓发表了攻击政府的大字报，韩秀的学校也出现大字报，隐晦的指出该校隐藏着一个与帝国主义有关系的“特嫌”。情况显然不妙，听说新疆的生产建设兵团正在招人，韩秀咬咬牙，决定亡命新疆，碰碰运气。如同一粒小小的种子，随着时代的风云，她又被吹到了茫茫戈壁。手握支边建设的路条，她被纳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3师48团5连，总部在接近塔克拉马干沙漠中心的麦盖提，而她的连队在巴楚。她在南疆一待就是整整9年，住在潮湿的地窝子里，每天吃着盐水煮白菜，啃着窝头，繁重不堪的体力劳动常让她腰痛欲断。
在那里，她和当地的维族人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他们说自己的祖先是从麦加以西来，而得知韩秀来自麦加以西更远的地方，他们自然产生了好感，被当成“自己人”。对当地人宗教信仰的尊重和流利的俄语，让她赢得维族人的信任。她也有了几个来学汉语的维族学生。
难以应付的倒是兵团内的人。文革开始后运动一波接着一波，每个人都噤若寒蝉。她说：“这9年中，我目睹了很多非常有志气有思想的人被发配到这大漠边陲，很多人就葬身在戈壁滩上。”1971年7月，一架在中国十分罕见的波音707飞机从新疆的天空掠过。在这架从西往东飞行的飞机上，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正在筹划如何与中国关系解冻。他当然不知道，在他飞机之下一万米的地面上，一位美国的孤儿正在苦苦挣扎。
自从上初中时，韩秀就从外婆那里知道了自己出生在纽约，是美国人。外婆也把她的出生证明和她的护照交给她自己保管，还有父亲的一张小照片。从那时起，她就想办法用一切机会了解美国──她的“祖国”。因为外婆的背景，家中往来的都是些文艺界、知识界名人，包括很多50年代回国的留美学者。从他们那里，她渐渐认识了西方文明，对于美国这个培养了大批中国科学家的国家也有了一定了解。在新疆的艰苦日子里，她利用做广播员的机会，也常常偷听“美国之音”。她隐约感觉到，回国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
从1974年开始，各地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开始陆续返城。1976年的一天，忽然从北京传来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此人不宜留在新疆”。这张纸条让韩秀的命运再次发生了变化，她很快登上了返京的列车。回到北京，她被分配在大集体工厂。这又给了她了解中国工人的机会，这也是群善良的百姓。他们生活在北京的社会底层，工资很少，家庭负担很重，住房条件也很差。上班的第一天晚上，就发生了唐山大地震。自家的老房子没啥问题，工人朋友的家中却都房倒屋塌。于是她主动替厂里年长的师傅们加班，让他们能回家照顾家人，收拾破瓦残垣。书记对她的表现很满意，就问她有什么要求。她说，想要回文革时被抄家拿走的出生证明和美国护照。书记二话没说，帮她找到北京市公安局，居然顺利要回了这些在保险柜里躺了10年的档案。紧接着，她又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外事科，希望确认自己的美国公民身份，要求返国。这下可把外事科的人搞愣了。在1956年的华沙谈判中，中国再三强调：“没有一个美国人非自愿地留在中国大陆。”而现在居然有人要返国，这不是在扇自己耳光吗？一段时间后，公安局领导的答覆下来了，结论是“无论是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都认为，你的档案已经过期、无效了。”
她不死心。以她对美国的了解，美国是个非常尊重人权的国家，就是在战争中阵亡的美军尸体他们都非要不可，何况她这么个大活人呢？骑着自行车，她直奔北京建国门使馆区。当时中美还未正式建交，但尼克松访华后有一个美国驻京联络处，她要自己去闯闯看。
果然，在日坛公园的西南角，她一眼就看到了寒风中飘扬的美国国旗，也看清周围的武装警察、以及周围的各国大使馆。于是，她默默地回到家，开始她的“行动计划”。
1977年2月21日，一个她永生难忘的日子。她身着自己专门做的时髦喇叭裤和紧身夹克，散开一头长发，迳自来到友谊商店西门。存了车，她像没事人一样，慢慢走向不远处的美联处。快接近时，她故意走向美联处对面的非洲某国大使馆。守门武警看着她笑，以为是哪个国家的使馆秘书走错了路。还没等武警开口，她猛然转身，向另外一侧的美联处冲过去。
她的脚刚踏上美联处的白线，一名武警已经端着枪向她冲过来。“你干什么？你快出来！”
“我是美国人！”手握自己的护照和出生证明，韩秀一动也不敢动。“我护照过期了，来申请延期或换一本新护照。”
“你肯定不是美国人。”武警的嘴角有一丝嘲讽的笑意，“因为美国人都知道今天是假期，这里根本没人上班。”韩秀的心一下凉了半截。冒着生命危险来闯关，却赶上人家假日，还有比这更倒楣的吗？她站在那里发呆，心里默默琢磨该怎么办。就在这时，一辆小汽车忽然直驶过来，跳下一个身穿运动服的年轻美国人。他一眼就看到了韩秀手中绿色的40年代美国护照，跑过来问道：“这是你的护照吗？”
“是的。”
“我可不可以看一眼。”
“当然可以。”
“请你千万不要离开这条白线，我马上找人来！”后来知道，他就是在美联处里工作的万乐山。他手拿韩秀的文件，大叫着冲进了楼里。很快，一位年龄较大的美国领事和万乐山一起走了出来。他就是美国资深外交官滕祖龙。虽然是假日，里面几位主要负责人却都在。万乐山与滕祖龙来到门口，看过了她的出生证和护照，便要求武警放韩秀进去，“她确实是美国人，只是进去办个手续。”武警当然不敢作主，只好用电话叫来了他的领导。核对了韩秀的所有证件，最后那位领导想想说：“根据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精神，我们不反对美国人进入美联处。”万乐山与滕祖龙一听都乐了，忙说：“我们都认为她是美国人。”
那位领导做了个手势，“请吧！”于是，韩秀就这样被“请”进了美联处。
在办公室里，滕祖龙拨通了美国国务院的电话，国务院又联络纽约。根据韩秀的护照号码和出生证明，5分钟内，她的美国公民身份就被确认了！不过，这只是第一步，滕祖龙告诉她，她需要重新申请护照，因为旧的那本早已过期。机警的韩秀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几张二寸脱帽照。但丁大卫说，这里只是联络处，不能签发护照。她必须要等一个月，才能再到这里来领新护照。而他也清楚地知道，今天的事情已经闹大了，走出这里，等待韩秀的会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他估计回去后，她的所有东西都可能被抄走，于是他让韩秀马上背下五个电话号码，以备联络。那是美联处五位领事、包括他自己的办公室电话。
回去后，倒是风平浪静。可是，当临近她回美联处取新护照的日子，几名公安来到了厂里，警告她犯了“私闯美联处的错误”，并向她宣布了两条纪律：“第一、不许去美联处，不得以任何方式和美联处官员联络；第二，即使在街上碰到他们，也不许以任何方式接触。”随后，每天都有一位公安在厂里看着她，比她到得早，并每天“护送”她回家。
眼看该回去取护照的日子已经过了。韩秀开始利用各种机会，到公用电话处去拨那五个背得滚瓜烂熟的电话号码。可结果却令人绝望，因为听筒里永远是忙音。原来，北京普通的市内电话与使馆区的是两个系统，根本不相连。她只好耐心等待。一天，外婆让她到西单去买只酱鸭。韩秀排在长长的队伍里，一抬眼，忽然看到厨房的墙上有个老式的分体式电话。心里一动，她跑了过去。“4分！”看电话的老太太大喝一声。她毫不犹豫地付了钱，拿起听筒，拨了电话号码。通了！不但通了，而且传来滕祖龙先生的声音。“你的护照已经好了。”
“我明天早上八点会出现在美联处附近。”她简短地说。
第二天清晨四点，韩秀就爬起来，穿着普通的工装，登上了开往密云的火车。到了密云，又转上从密云直达日坛医院的一趟长途车。这是她早就想好的摆脱警察的“高招”。到了日坛医院，她随着来看病的人在医院转了一圈，看清了四个方向上都有持枪的武警。美联处就在50米远的地方。于是，她紧随着一批来看病的人出了医院，穿过马路。当她越过第一个警察、走向第二个警察的时候，远处，她已经看到了滕祖龙的身影，手里举着她的护照。看到她，滕祖龙大步走过来。“她是来取护照的。就在这儿！”他手指着护照。
看门的武警看了看，还没有反应过来，她已经大步走进了美联处。
“我们一早上就在盯着监视器，只要你一出现，我们就出去接应你。”滕祖龙非常得意。的确，上天护佑，她又顺利地闯了进来。“快签字，签了字，这本护照才真正生效！”韩秀签下自己的名字。“好了，你现在就是持有合法护照的美国公民了。我们要全力以赴，为争取你的返国而努力。”此时，滕祖龙又显得忧心重重了。韩秀当然没有想到，未来等待她的是更加困难的返国之旅。
回到工厂，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直到晚上回到家，把那本新护照和出生证明放到枕头底下。半夜，窗下有人影闪动，屋顶也有人踏在上面的声音，急切中，韩秀把一张出生证明塞在内衣里。公安闯了进来，她被宣布逮捕，塞进一辆小轿车。经过3个小时的审讯，她以坚定而机敏的态度让审讯者无功而返。她被释放了，但是护照和出生证明再次被抄走。
在随后长达8个月的时间，她以智慧和坚毅面对着一批又一批找她谈话的公安，来者的级别也越来越高。她早就横下心，绝对不让他们抓住任何把柄，他们想把事情搞大，她就把事情尽量变小。每次那些人都被她驳斥得灰头土脸，哑口无言。与此同时，滕祖龙也每星期到中国外交部要人，要求允许韩秀返国。那时，滕祖龙说，他们甚至做了最坏的打算，声明对韩秀“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1977年夏天，美国国务卿范钦访华，中美建交被提上议事日程。对于被迫滞留在中国的美国人，中美之间进行了一场非常复杂的从战略到战术的谈判。她终于被允许“返国探亲”，也就是要拿着中国护照离开大陆，返回美国。不管怎样，只要能够离开中国，美国政府才不在乎你用哪本护照，只要入关用美国护照就好了。
她顺利地抵达香港，然后在美国驻港领事葛睿毅的协助下，她当天就登上了西北航空公司飞往西雅图再转华盛顿的航班。
这里是韩秀出国前后的一个小插曲。
1978年1月，中国已经决定放她走，但是只付她从北京到广州的火车票费，然后从香港到美国的费用由美国来付。在公安局办理最后的手续时，一位领导模样的人递给韩秀130元人民币，是她的火车票费。“这可是中国政府给你的。你领这些钱，不怕美国政府追究吗？”他不怀好意地说。韩秀再也无法忍受，30年的怒火一下爆发了。“我在中国还没成年就开始做苦力，足足工作了13年。这130元人民币不是太少了吗？还有什么不好交待的！”
“算了，一笑泯恩仇吧！不愉快的就都忘了吧！”
“恐怕不容易，我可是个记性很好的人。”
“限你24小时离开北京！”对方已经气急败坏了。
“没问题，我马上就走！”
“别忘了，你的外婆还在北京！”
“我才不担心外婆。她是个最不怕死的人。”对方无话可说了。
通过罗湖口岸抵达香港，她马上见到了美国驻香港的葛睿毅领事。他带她到西北航空公司的柜台，拿出450美元，对服务人员说，要订一张当天飞往华盛顿的机票。韩秀很过意不去地说：“为什么美国政府这么好，要用这么多钱帮我的忙？”葛睿毅领事笑着说：“这是你借的钱。如果你愿意，将来可以还给美国政府。没有关系的，不要想这些！你赶快回国，这比什么都重要。”怕她不懂英文，发生意外，葛睿毅还细心地为她准备了5封信，让她收好，一封交给西北航空公司的空姐，一封交给机长，一封给入境处海关官员，一封抵达华盛顿后给计程车司机，一封在发生意外时给警察。每封信里都叮嘱他们要好好照顾她，因为她不懂英文。
韩秀说：“在出国前后非常短的时间内，我对美国这个以人权立国的政府有了清楚的了解。”在丁大卫、滕祖龙、葛睿毅这些领事们的身上，她感受到了美国政府对于在本国侨民的重视与关切。
终于踏上了美国的土地。美国也张开双臂，欢迎她这个历尽磨难的孤儿回到故国的怀抱。凭着手上的几封信，她顺利抵达美国国务院中国科。他们用流利的中文对她说：“从现在开始，你什么问题都没有了。”确实如此，每个遇到的人都尽心尽力地帮助她。国务院为她安排了学校学英文，政府给她3个月的生活费。不久，她又被介绍到国务院下属的外交学院教授中文。国务院官员特别给外交学校的校长打电话，要他务必录用韩秀。
不过，没想到校长很不高兴，因为从来没人敢说要他“务必录用”某某人。他坚持要亲自面试这位特别的中文老师。一早，韩秀穿着整洁，准时出现在校长室的门口，用刚学会的英语问候道：“Good morning,Mr. Sweft.”老校长带着金丝边眼镜，白色的西服，银色领带，头发银白，一副学者风范。他抬头打量了一番韩秀，忽然摘下眼镜，热泪盈眶。韩秀吓坏了，猜想是自己的英文太差，让老人很生气。
“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韩秀又被吓了一跳。“就是我和我太太、还有儿子John和你一起去中国的。”校长激动地说。“我的天！原来就是您！”韩秀的眼泪也流下来了。
人生是如此奇妙。30年的时光，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原点，他们再次重逢在美国。校长告诉韩秀，当年他和夫人在船上就已经决定，如果见不到韩秀的外婆，就要把她领养。
“你终于回来了！对，我当然‘务必’要聘用你！”校长兴奋地说。
1982年春天，韩秀和自己的学生、一位美国外交官结婚了。婚后，韩秀随先生曾在台北派驻1年、北京又派驻了3年、又到台湾的高雄派驻3年，也派驻过希腊等国家。在先生派驻北京时，她终于又见到了外婆，可以尽心地照顾老人家了。1986年夏天，就在韩秀和先生正准备返回美国前，给她无限呵护的外婆平静安详地走了。
从1982年开始，韩秀开始写作，发表了自传体小说《折射》，一发而不可收，目前她已是著名海外华文作家，已出版了29本书籍、主持了数个专栏，发表了无数文章。
如今，韩秀对中国文化中的正体字（繁体字）仍充满了感情。1980年代，韩秀随着外交官的先生派驻台湾。一下飞机，韩秀的眼睛一亮，因为到处都是正体字。“哈，我再也不用写‘错别字’（简体字）了！”对于正体字，韩秀的心中始终有着一份特别的感情。
1949年，韩秀的外婆搬到北京，为了生活，开始给中国书店修善本书。这是外曾祖母传下来的一种技能，可以通读古文，将零散的文页聚集成篇，然后装订成书。4岁时，外婆便给韩秀启蒙，教她念《三字经》、《千字文》。自幼在这样耳濡目染的环境下，韩秀打下了很好的汉学基础。1956年大陆开始推广简体字，外婆对韩秀说：“简体字这东西啊，它有一个很大的败坏作用，我们可以称之为是‘欺世灭祖’的行为。它让将来的中国人不认识中国字。”于是外婆就教她一个办法，在学校里写简体字，在家里就写正体字。
韩秀说：“所以那时候我就知道，世界上并没有繁体字与简体字，而只有正体字，中国传统的字就应该是这样。简化字的推广实际上是文化的没落。”韩秀还说：“到了今天，很多大陆学者还是没有办法面对《汉书》，中国大陆的中华书局想把24史变成简体字还是办不到，因为古汉字是不能变为简体字的，因为每个字的涵义不一样，把它变为同一个简体字之后，上下文已经不通了。实际上到了现在，很多人说阅读的时候有困难，不能好好地去领会古汉语里所有的内涵，原因就在于此。”
对于现在的所谓“国学热”，韩秀认为，那只不过是“浮光掠影”，不是国学的精髓。“想想看，连字都不识，你又如何去讨论国学？”
韩秀对文字狱制度深恶痛绝，这与她看到一代中国文化精英的被摧毁很有关系。韩秀有位远房阿姨叫“赵青阁”，是著名编辑、女作家，老舍先生早年的合作伙伴。因此，自幼韩秀就认识“舒公公”（老舍）等很多文化界的前辈。在共产党的统治下，赵青阁因为不愿遵照上级的意志写剧本，曾被单位以停发工资来逼迫。老舍也不得不违心地写起“遵命文学”，郁郁寡欢。文革初期，包括老舍、上官云珠、舒绣文、余心清、言慧珠、马连良等韩秀熟识的文艺界前辈都相继被逼自杀，还有更多人被游斗、蹲牛棚、扫厕所。亲耳所听、亲眼所见的这一切，让年轻的韩秀痛心不已。她说，“共产制度，造成了多少的悲剧、社会的分化、人间的不幸。最可怕的是，人的精神世界的堕落和扭曲，把好端端的人变成非人的一种状况。这样一个没有人性的制度你如何说它还是个合理的制度呢？”
对于中国的未来，韩秀坦白地说，她并不乐观。她觉得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而在中国几十年来，中共已经彻底摧毁了中国的文化、道德与信仰。幸好中华文化在台湾得以保存并承传。韩秀认为，在中国大陆，这么多年都是在批判所谓的“封、资、修”。批判“封建”，实际上就是把中华传统文化里非常美的一部分全都否定掉。在“批林批孔”运动当中，“孔、孟、周公”都被批判得不成体统。从前，中国社会有父慈子孝的传统，后来文革中“造反有理”，不但“造当权派的反”，也“造父母的反”，人与人之间变成一种斗争、反目的关系。当前，大陆道德沦丧到极点，也是因为传统的文化、道德都被破坏了。
刚回到美国没几天，有人就跑来问韩秀，要不要入党。韩秀吓了一跳，“要入什么党？”来人忙解释说：“我们有两个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入党手续也很简单、没什么，只是发个小本子，投票的时候比较方便。”于是韩秀又请他简单介绍一下这两个党的目标和宗旨。他就说共和党的目标第一就是反对共产主义制度。于是从来到美国开始，韩秀就加入比较保守、右倾的共和党。韩秀说：“我对‘右边’比较有好感。因为在中国，那些革命的、激进的都是左的，而我一直喜欢右，喜欢一种循序渐进的非暴力的改良。我在共和党里也是比较温和派的。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制度是完美的，但美国的制度是比较好的，相对接近完美。人在这个制度下，可以生活得有尊严，我就觉得可以接受。其实在美国不论哪个党，都是人本主义的。我就希望生活在一个尊重人的社会里。”
中国，何时能重拾尊重人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