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中国还会再现1989天安门运动吗
——六四事件25周年后的冷反思
【看中国2014年06月14日讯】 今年适逢六四25周年纪念，无论从活动规模还是国际参与度，都远比历次纪念要大得多。这得益于两个因素，一是中国在亚洲的进攻性姿态让世界看到了国际秩序将被改写的威胁；二是美国政界与媒体的全面参与。
从六四对中国的意义来看，认识并未深化。有些说法比较激情，比如说六四运动必将在中国再现，这说法有宣传效应，但考诸中国现实，我不这样认为。理由如下：
一、中国人的政治认知严重分裂，不可能形成1989年天安门运动那种共同诉求
任何运动都需要社会基础，即领导者与参与者，形成运动后还要能够持续地引起社会响应。与1989年相比较，今天中国已无同样的社会基础。
1989年天安门运动的主诉是“反腐败、要民主”，这在当时有社会基础。那时中国人对腐败的痛恨（比如“官倒”）是真诚的，要民主则是因为痛恨文革与反专制的需要。官方于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发布《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文革定性为“十年浩劫”，得到举国认同，因为当时的中国人刚从文革的政治压迫与物质极度匮乏中解脱出来。工人阶级对自身政治地位的衰落虽有不满，但因为收入提升生活改善， 因此还未炮制文革与毛泽东神话。
天安门运动的参加者主要是40、50、60年代出生者，他们对文革的认识与80-90世代完全不同。其中，40及50年代前期出生者，许多人就是文革的参与者——有的人是受害者，有的人是施害者，还有不少人经历了先伤害他人后又被人伤害的大起大落。这两代人中的知识精英，有些成了80年代中国新启蒙运动（《走向未来》丛书是其代表）的主体。1960世代出生者，其中多数人对文革只有儿时记忆，但新启蒙运动、家庭教育与社会环境都让他们认同“文革是十年浩劫”这一说法。
现阶段，中国已无这样的社会共识，对文革与毛泽东的评价更是体现了社会成员政治认知上的严重分裂。中国的国企工人在毛时期是既得利益阶层，稳定的工作收入与福利仅次于政府干部，大型国企的工人甚至超过后者水平。90年代中期开始的国企改制，导致大量工人下岗失业，生活陷入困顿，因此开始怀念毛，不断重塑毛时代神话，将文革时期说成了社会平等、人人有免费住房与医疗等的黄金时代。随着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毛左队伍不断加入新成员，主体是失业、半失业的底层知识青年。中共当局因为两大原因，一是因其从毛泽东那里承接了政治合法性，二是要利用毛左来对付自由主义思潮，对左派的出现一直采取鼓励支持的态度，因此，左派与具有毛情结的社会底层成为一支政治势力，其特点是反对普世价值，鼓吹民族主义，肆意抹黑西方民主体制，将中国巨大的社会不公，如贫富差距、权贵资本主义当道，都归结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薄熙来当年以“唱红打黑”为自己晋升铺路，就是向下汲取政治支持。
二、中国已无1989天安门运动的社会共识
1980年代，中国社会阶层虽然发生巨大的流动，但利益分化远不如本世纪严重。天安门运动的参加者除知识分子、大学生之外，还能吸引市民、工人参加，并以超越阶层利益的“反腐败、要民主”为号召，原因就在于此。
现阶段，中国的阶层利益分化相当严重，当局越来越严酷的政治打压，除了极少部分政治活动以民主为诉求之外，大部分维权运动的目标是有限的，如反对当地污染企业破坏环境引发疾病、农村征地、村干部严重腐败、在某地区修建将造成环境污染的垃圾焚烧场或大型石化项目等。
即使对腐败问题，目前各阶层社会成员也难以达成共识。凡能依附于体制的，大都希望有机会参与腐败；没能进入体制的人当中，许多人虽然对腐败十分痛恨，但却未必痛恨腐败的根源，即拒绝任何社会监督的共产党一党专制体制，相反，他们把毛时代当作了“理想社会”。
所以，近几年中国有局部性的地方维权运动，有支持薄熙来的社会底层，也有知识分子不时提出宪政民主的要求，但几乎不可能形成1989年天安门运动那样的社会共识。最令人悲观的事实是：一些通过别人维权而改善了自己处境的人，在达到目的之后，既拒绝回报社会，还声称自己不想被别人利用。
三、六四镇压改变了两点：统治集团重新定位自身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改变了对社会的管控方式
1989年以前，中共与人民的关系，从表面上来看，与今天中共宣称的一样，但实质上却完全不同。在毛时代，中国号称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知识分子与其他政治贱民是被统治阶级，工人经济地位类似于今天的城市中产阶级，政治上是领导阶级；农民虽然贫苦，但被视为工人阶级的可靠盟友，与工人一样享有“教育改造”其他阶级的政治特权。这两大阶级的文化水准与生活品味都被作为红色文化的一部分，用来同化其他阶层。进入改革开放前期，知识分子地位的提高，也不是以知识分子本身的实力，而是邓小平说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概言之，社会各阶层当中，相当多的人认为，中共政府、军队是“人民”的，即使在统治集团内部，尤其是开国一代老共产党人，也奉这一想法为正宗。军中老将张爱萍等人反对镇压、将军徐勤先敢于抗命，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向人民开枪是错误的。例如徐勤先曾说过，向人民开枪会玷污人民解放军的声誉。知识分子与学生更是普遍认为，如果共产党射杀平民百姓，无异于自杀。
六四镇压之后，中共彻底放下了“人民政府”不能与人民为敌这一政治道德标准。无论是农民抗税、抗议征地，还是城市居民抗议拆迁，或一城一地抗议污染，政府一律施以镇压，并将反抗活动的参与者从人民队伍中剔除，视之为少数别有用心者，与“境外反华势力”相勾结者、“寻釁滋事”分子，名目繁多。
江泽民为中共维稳政策提供了两大战略性思路，一条是：“要将一切社会不稳定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从此以后，中共对异议声音、批评者采取预防性打击措施，一露头就狠狠打击。另一条是“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即对一切批评者，不以政治罪名处理，视其身份，以经济犯罪、生活作风（如嫖娼）、偷漏税、洩露国家机密等各种刑事罪名处刑。
因此，今天的中国，绝不可能出现1989年天安门运动那种持续数月的广场抗议活动。中国政府基本上采取分化利诱威胁数管齐下，封锁事发场地，隔绝外界联系，几天之内清场“解决问题”。
四、中国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中，谁居主导地位
当年台湾、南韩民主化进程中，来自美国的压力很重要。但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美国的压力不仅不能迫使中国政府放弃专制走向民主，反而会成为中共动员民族主义的政治藉口——经过自90年代以来长达25年的意识形态教育，80及90两代青年极易认同中共的民族主义主诉（国家强大，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等类说法，其中不少人甚至对毛泽东及文革充满了向往。
谁将在中国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中起主导作用？无论是知识精英、民间经济精英、以白领为主的中产阶级，还是毛左与社会底层，这些阶层之间既缺乏共同行动的利益诉求，而且互不信任。要求民主宪政的知识精英与毛左对未来社会的构想几乎完全相悖；经济精英、中产阶级希望稳定，这又与社会底层亟欲改变现状的愿望相背离。但这些阶层又几乎都与政府可以找到一点契合点：比如经济精英与中产阶级希望政府能维持社会稳定；毛左寄望强权带领他们打土豪分田地；社会底层希望政府能够照顾他们的利益、给予工作机会，并提高收入与低保上限。即使以“异议者”面目出现的群体，也不断从中共内部找到他们的改革偶像并以此为号召。
看准了国民一盘散沙且趋利好斗这一特点，中国政府对各阶层人士、海内外民运维权人士采取不同的政策，施以分化利诱拉拢之策，并且屡屡得手。理解这点，就可以理解中国政府目前为何不惮在南中国海挑起争端，又敢于号召“全民反恐”。
可以预测，今后十年内，中国可能会发生各种有具体利益诉求的中小规模社会反抗，但决不会出现与1989年天安门运动相类似的大规模民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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