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兵者，凶器也(图)
【看中国2014年06月04日讯】我时时感到，自己简直幸运得离奇。少时住在台湾，既没有赶上“白色恐怖”的末班车，也感受不到彼岸“文革”的压力，几十年下来更是没遇过任何战争，日子太平到了连我自己都觉得难以置信的地步。一百五十年来，能有多少中国人享得这等好运气？特别是战争，过去六十年，竟然没有发生过任何燃及这片国土的大规模战事，国史罕见。于是我更难免担忧，深恐有生之年终得碰上一回祖辈常见的灾祸。有意思的是，如今上网，却常常见到许多同代人有不一样的想法；他们不仅不怕战争，甚至还渴盼战争。
我老开玩笑说，尽管我们总是自诩“中国人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但老外要是都懂中文，看到了我们微博和论坛上那些杀气腾腾的言论，大概都要以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好战的民族。可不是吗？从十几年前“放几颗导弹把台湾炸个稀巴烂”，到今天的“血洗胡志明”，那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气魄，实在慑人。
最近读到评论家陶短房先生的“当整个国家处于马背状态”，再一次印证了我的这套偏见。看他这篇文章，才晓得五胡十六国的冉闵近来居然被当成了民族英雄，他老家还给他树了一座“中华武魂园”，表彰他“带领汉族人民恢复华夏威仪”的功勋。一个史书上声名狼藉的暴君，怎么就成了今人眼中大扬国威的英主？正如陶先生所言，他那害死了数十万人的“杀胡令”，基本上是场“靠行政命令进行自上而下的屠杀”，是针对自己治下百姓的种族清洗。然而，再看现时种种呼吁国人要有“狼性”要敢“亮剑”，动不动就把秦军坑杀几十万兵马的战法说成是了不起的壮举的言论，冉闵受人崇拜也就毫不可怪了。
为什么我们没有能力去想像那些步卒被活埋时的惨嚎，想像他们父母妻女的哀恸？为什么我们好像都忘了家中老人当年颠沛流离朝夕恐慌的集体记忆？为什么我们一想起战争，想到的不是破败、伤痛和死亡，而是复仇的热血、对敌的勇武、凯旋的威风，甚至兵器的帅气？就像某些没完没了的国产战争影视作品，好人的死总被拍得浪漫到天旋地转，豪迈到气壮河山；而坏人的死则是一枪一个倒下，豆子炸裂般的清脆。死亡与战争，都成了一种脱离了现实的抽象，一种不带血污的审美对象。
于是我开始搜寻当代中国反战教育的材料，谷歌一下，出来的前五页多和美日相关，不是美国人如何反越战反伊战，就是日本人对待“二战”历史的问题。其中一篇包含“反战教育”关键词的论坛帖子，谈的便是对日反战教育：“如果日本缺少了这方面的教育，只能为犯罪铺平道路。所以中国社会和军方，要严肃认真地讨论，如何对日本进行教育⋯⋯”
我还看到有人试着提问，“中国为什么没有反战电影？”结果他得到一顿臭骂。总而言之，大家对这问题的看法是越战不该打，侵华战争不该打，所以美国和日本当然要拍反战电影，但是现代中国有哪一场仗是不该打的呢？又有哪一场仗不是为了保家卫国？说得有理。所以我数了一下，发现抗日战争之后，中国还打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珍宝岛战役”和“对越自卫反击战”。学界对这些战事利弊和必要性都有过争议，但在最正式和最一般的情况下，我们的确都不敢说它们不该打。只不过，我还是好奇，即使是“该打的”仗，也还是在文化上容得下一丁点描绘战争残酷，乃至于反向种下和平芽苗的空间吧？好比美国人晚近拍摄的“二战”，又好比唐代的边塞诗，有时求的只不过是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壮烈之下，亦能听见那一丝“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的余音罢了。
今年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于是我想起彼时英国军旅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描写毒气战的名作《Dulce et Decorum est》，曾经录入英国中小学课本，至今仍是学校诗歌学习和“反战教育”的常用教材。它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子的：“如果你能听见，当每一下震颤/这血就从肺泡碎裂的肺叶流出/如癌瘤污秽，如呕吐物般酸苦，不可治愈之溃疮生在无辜的舌头之上/我的朋友，你就不会那么意气高昂地/去告诉那些激渴荣耀的孩子/这古老的谎言：为国捐躯，正确又美好。”（末句原文为拉丁谚语：Dulce et decorum est Pro Patria mori）。这样的诗，也能列作教材，可见反战教育确实需要更广阔的背景，一种看见卑微者生命之脆弱要远大于光荣纪念碑之不朽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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