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遗忘: 何晓清著《天安门流亡》(组图)


《天安门流亡:中国民主抗争的声音》

【看中国2014年06月02日讯】1989年,何晓清只是一个十七岁的高中生。但是对那一年春夏之交的记忆却伴随她至今,直接影响了她的学术研究和人生道路。在六四事件二十五周年之际。她出版了《天安门流亡:中国民主抗争的声音》。上个星期,她在加拿大各大城市做新书发行宣传,本台借此机会采访了她。

2008年,何晓清在多伦多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这本书的前身就是她的博士论文。她说,从一开始写论文的时候她就希望它未来的读者不仅限于学术界,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听到那些“被沉默”的声音。另外,二十五年过后,事情的真相变得面目模糊,这使她有一种迫切感。

六四是一个分水岭

《天安门流亡》中有一句话:“如果不理解1989年的春天,就不可能理解今天的中国。” 何晓清认为,1989年六四事件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的八十年代,尽管物质贫乏,但是人们充满希望,政治环境也比较宽松。1989年示威者走上街头,目的并不是推翻政府。这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而更像是儒家所讲的“进谏”,希望统治者进行改革。但是在一夜之间,他们发现自己要面对坦克和枪弹。后来的犬儒主义、民族主义和物质主义都源于此。所有对1989年有记忆的人都或多或少受到它的影响。

何晓清说, 如果为了一个所谓更高的目标可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了赚钱可以不择手段也不奇怪。所以说目前社会公德和社会信任的缺乏和1989年也是有关系的。六四以后,被扭曲的不仅是历史,更重要的是扭曲了价值和人心。

流亡者:得到天空,失去大地

《天安门流亡》名列“Palgrave口述历史丛书”,其主要内容是对易丹轩、沈彤和王丹三名前学运领袖的采访录。但是书中也有相当的篇幅是关于普通流亡者的。何晓清形容他们是“得到天空,失去大地”的一个群体。其中一部分人在六四后离开中国,另一部分人在学运发生时已经身在国外。他们或是选择了自我放逐,或是由于参与海外民主活动和为死者家属募捐而从此被禁止回国。

何晓清和这个群体交往多年。她说,二十五年后,他们从年轻学生变成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和每一次社会运动过后一样,参加者中有人会放弃,有人会继续,有人不再在乎,有人须臾不忘。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状态。民主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



何晓清

六四事件没有结束

她说,对六四的记忆并不仅限于那几个著名学生领袖的记忆。她在写这本书时刻意把一些普通小人物的故事包括进来。他们至今仍在坚持,仍然在付出代价, 生活也因此受到影响。两年前,一位七十多岁的“天安门父亲”在六四二十三周年前夕自尽。何晓清说,他的死提醒我们,六四没有结束于1989年,而是一直延续到今天。八九年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轨迹,影响到他们后来的个人选择。

“天安门母亲”等团体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帮助六四遗孤和死者家属。何晓清说,在美国有八万多人因六四事件获得绿卡,在加拿大也有六万。尽管不能强求,她还是希望大家对那些仍然在为八九年承受苦难的人多一些关心。

何晓清几年来一直在哈佛大学开设关于六四的夏季研讨课。为什么选择不断地讲述?她回答说,因为事情并没有结束,因为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 她引用米兰.昆德拉的话说,人类对抗强权的方式就是以记忆对抗遗忘的方式。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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