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鲜血没有白流 它定义了一个新的时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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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2014年05月30日讯】（看中国记者李木子编译报道）本文摘译自伊恩•约翰逊在《纽约书评》网站发表的文章“天安门的幽灵”(The Ghosts of Tiananmen Square)以下是译文：
每年春天，我的一个叫徐珏（音译）的老朋友都要去北京西郊的八宝山公墓献花，悼念她死去的儿子和丈夫。她总是选择在4月5日这天，也就是清明节。
但是悼念的过程会带来一些不愉快的问题。在徐珏准备去扫墓的前几天，两个警察突然到访，说将会帮她一个特别的忙，他们愿意以个人名义陪同徐珏去扫墓和放置花圈，但条件是她不在4月5日那天去，而要提前去。徐珏知道自己无法拒绝只能接受。每年人们都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景象：一个老太太坐着一辆黑色轿车前来给她的丈夫扫墓，同行却跟着四个便衣警察。
徐珏的儿子是被士兵枪杀的，事发后的几个星期，她丈夫的头发都变得花白，五年之后就去世了。徐珏说道：他是气死的。在她丈夫的墓碑上有这么一首诗，解释了他们为何而死。
让我们献上一束鲜花
八朵马蹄莲
九朵黄菊花
六朵白郁金香
四朵红玫瑰
八九六四： 1989年6月4日。
这是一个共产党极力想要从公众记忆中抹去的日子。6月3日晚上至4日的凌晨，中共的最高统治者邓小平等一批人在北京调动了解放军，表面上是为了驱散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抗议者，实际上却是一场血淋淋的炫耀武力，这是一个中共不会容忍任何公然反对其统治的警告。当时，抗议活动已经蔓延到全中国80多个城市，数千名示威者要求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开放，要求民主政治制度，结束共产党的腐败、特权和残暴统治。北京天安门大屠杀暴行和政府主导的很多其他城市的暴力也在提醒着人们，中共的权力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而当局也准备随时处决那些越线的人们。
90年代初，当我作为一名记者回到中国时，天安门事件已经成为每年春天必然出场的剧目。随着日期的临近，中国各地持不同政见的人都会被抓起来，北京的警力比平时增加一倍，并且审查收紧。这是中共日历上众多的敏感日之一，而这些禁忌的日子也反映出了官僚机构管制这个国家时的恐惧。
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们意识到失忆和流亡实在是太普遍太常见了，但天安门事件却还有一个意义，他们依旧还有影响，不仅是造成了压制和审查的负面影响，更多的是积极方面的影响。我想起了《纽约时报》的记者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和吴丹，他们为20世纪90年代那本关于中国觉醒的最畅销的书命名。如今，这样的书很可能是关于国内生产总值、农民流动和航空母舰，但他们的天才之处，是把天安门事件不仅仅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背景，包括经济腾飞的理论，实际上作为对政治镇压的补偿，也作为中国人民的更广泛觉醒的一部分。
如果这听起来很天真，在天安门抗议后的整整10年后， 1万名示威者静静来到了北京中南海中共领导人的所在地，试图争取使得他们修炼法轮功的合法权宜。是他们忘记了政府的残酷吗，还是他们正在上升的潜意识里认为这是普通人应有的权利呢？
法轮功抗议者遭到强烈的镇压，包括酷刑。大多数的中国人正在变得更加谨慎的推动变革。但在过去几年我与知识分子、活动家、教师、牧师、传道人、环保工人的交谈中发现，几乎所有人都说在他们的人生中，天安门是一个关键时刻，是一个当他们醒来时，意识到社会应该得到改善的时刻。这不可能只是一个巧合，例如，成千上万名25年前曾在街道和广场上游行的学生们，今天都在默默争取合法权利和倡导环保事业。
的确，这些人大多已经四十几岁，而我们也知道，对未来的一代人来说，理想主义似乎太幼稚的或不相关。理想主义者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是少数。犬儒主义和唯物主义则备受关注，但中国人自己，包括年轻人，却每天都在网上讨论他们的存在和他们个人的安危。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普遍存在着一种人们对物质生活以外的东西的向往，寻找价值观和生活更深层的意义。一些中国人发现这些存在于宗教生活中。但是，许多活跃在其他方面的人也是如此。有些人正在复苏和重建中国的传统，或者是在思考古老的中国式的问题，怎么才能不仅是为了普通的劳动、婚姻、家庭而生活，如何过一种有道德的生活？如果将这些都与天安门事件联系起来，可能会太过简单化，但是当今这些人文主义的冲动肯定是植根于那个时代的无拘无束的理想主义。或许这是另一种不那么说教的看待天安门事件的角度：他们的牺牲，尽管是不知情和不情愿的，帮助定义了一个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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