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然连老师也跪下了?(图)

这是美东周三的早上,和往常一样,我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翻看着国内的新闻,享受着开车送孩子上学、自己上班前的这一小会儿闲散时光。突然,坐在我身边吃早饭的丫丫伸过手来,指着我屏幕上的一张照片问是什么,我一看,正是那条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的《遵义一中学多名老师集体下跪抗议》文章里的图片,我试图用美国孩子能懂的语言解释给丫丫听,谁知十岁的丫头幽幽地回了我一句:“可为什么要下跪求人呢?这要是发生在我们学校的话,老师肯定不会下跪,而是联合学生家长们回家取枪回来保护学校了”。

我一下子噎住了,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孩子。我想,不管是为什么,当事态严重到老师只能当着学生和众人的面,跪下那高贵的膝头时,背后的东西就非常耐人寻味了,这让我不禁想起了我们附近社区围绕着学校搬迁而发生的故事了。

二十多年前这个案例发生时我还没搬到弗吉尼亚,我甚至还没到美国,但在这居住的十年里我时常听媒体和朋友们提起这个案例。当年,美国一家非常大的医药公司计划在这里建一个加工厂,毋庸置疑,这对当地政府是件大好事,因为能促进税收和就业;但对当地的一般居民来说,感觉可谓是喜忧参半,优点显而易见,负面影响却一下子看不清楚,是否会造成环境冲击和污染,是否会影响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是否会破坏蓝山脉优美的自然景色,是否会对厂址周围的房地产价格带来冲击,等等,等等。

不过在美国,不论是什么项目不能说建就建,不管地方政府多么愿意去建,也要首先向居民公布选址和建厂计划,之后举行公共听证,如果公众反对激烈的话,来自选举的地方政府董事局(Board of directors)需要就被关注和有矛盾的问题聘请专家评估,之后举行第二次、第三次甚至多次听证,最后才能由董事局做出是否上马的决定。所以当这次建厂的计划公布后,当地居民马上分别组织和行动起来,最终在公共听证会上系统提交了几大关注的问题。之后几经听证拉锯,厂方在选址和环境设施上做了不少调整和妥协,但最后还是在一个问题上僵持住了,当地居民认为厂址距一所公立高中太近,只有两英里(合3.2公里),工厂一旦有事故发生的话居民担心会影响到孩子们等;另外,雇佣一千人多的工厂一旦建起来,周围的交通势必会拥挤,这对刚开始开车上学的高中生会有冲击,对校车的交通也会有冲击,居民提出或者再次调整厂址,或者厂方出钱帮助学校迁址。但厂方不愿意更多妥协,于是皮球被踢到董事会手里。

这一下子董事会棘手起来,一方面是他们的选民,另一方面是能带来经济效益的厂家,他们只好两面极力沟通,希望能达成某种一致。但厂方坚持目前的厂址,因为牵扯比较少的居民搬迁和环保矛盾,但同意出钱帮助现有的学校另建一条路以缓解与工厂争路的地段,而不同意出钱迁址建造新的学校。可居民还是不愿接受,地方政府董事会觉得这种坚持有些不讲理,最后放弃和居民的沟通,而是批准了工厂的上马。

但这些居民明显不想就此放弃,于是他们和学校的老师、学生们联合组织起来用合法的方式宣传抗议,同时由家长中的律师牵头来起诉董事会渎职,一下子已经批准的建厂被悬置了起来,因为这样的一个案子从开始到判决、到上诉、到最终判决随便可以拖上几年,还不说需要上百万的律师费。很显然,这些居民知道自己的法律权利,懂得采取正确的抗争手段,并愿意牺牲时间和金钱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不会下跪求别人,而是把命运牢牢地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

面对这样的居民,厂方只好选择妥协,因为官司打下去的话不仅结果未知,就连律师费估计都会够建一个新学校了,还不说耽误的几年时间会损失多少收益,加上还会激化了和当地社区的关系。事情最后并没有发展到像丫丫说的那样,需要居民、家长和老师一起提枪去阻止建厂的程度就已经得到瞭解决,这背后完善的法律制度和这个制度对普通公民的保护,实际上造就了一个以不同方式来解决问题的民族。

截稿时,网上已经有了下跪内情的更多说法,但不管为什么下跪,我觉得老师都应该守住最后的底线,尤其在你们的学生面前,连十岁的丫丫都知道啊,你不能跪下去,有不得已跪下的老师,就有跪着的民族,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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