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王安石如何被苏东坡调侃(图)
字趣

北宋宰相王安石认为,汉字的音与形蕴含着万事万物之理,因此他花大量心血撰写了一部二十四卷本(一说二十卷)的《字说》。书中对字的不少解释如“五人为伍”“分贝为贫”“二户相合而为门(門)”“讼者,言之于公”等,以会意解字,与清人“因声求义”的方法暗合,对训诂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苏东坡与王安石

然而,王安石于形声字不能辨别,而一概用会意来逞其臆说。这种随心所欲、任意发挥的说字方法,与拆字如出一辙,宋人在野史笔记中,如罗大经的《鹤林王露》、徐慥的《漫笑录》、邵博的《邵氏闻见后录》等,对此均有记载,连《宋史•王安石传》也说这部书“多穿凿附会”。除此之外,王安石所注释的《诗经》《尚书》《周礼》等文化典籍,被称之为《新义》,他当政时,“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甚至主考官也专门用《字说》与《新义》作为标准来录取考生,连孔子的《春秋》也被废黜,不得列于学宫。可惜随着王安石变法的失败,连《字说》也成为禁书,没有留传后世。

然而,《字说》的一些残篇断章,却往往作为笑料,被后人记载下来。

王安石“笃”字的解释是“以竹鞭马”。果然有道理,你想,以竹为鞭,抽打在马背上,怎会不发出“笃”“笃”的响声呢?可是苏东坡却问他:“以竹鞭马为‘笃’,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原来,据清代大学者、著名文字学家朱骏声考证,古时候的“笑”字:竹字头,下面是一个“犬”字。北宋时期想必也是这样。对于苏东坡的质疑,王安石只能是哑口无言了。可是苏东坡并不罢休,又问王安石,我这个东坡的“坡”字,是什么意思呢?王安石满有把握地说:“坡者,土之皮也。”(明•冯梦龙《古今笑史•塞语部》)苏东坡笑嘻嘻地又问:“那么,‘滑’者,就应该是‘水之骨’啰?”

当时又有个饱学之士刘攽,也对《字说》牵强附会的解释很为不满,有一次问王安石:“牛的形体比鹿大得多,而鹿奔跑的速度又比牛快得多。可是,三头牛却凑成一个‘犇(奔)’字,三只鹿又凑成一个‘麤(粗)’字,意思完全相反,这是什么原因呢?”不消说,王安石同样答不出个子丑寅卯来。

还有一次,苏东坡大概不是当着王安石的面,而是与几个文友闲聊吧,调侃《字说》道:“鸠字以‘九’从鸟,也是有根据的。《诗经•曹风》中有篇《鸤鸠》,开篇就说:‘鸤鸠在桑,其子七兮。’既然有七个孩儿,再加上爹和娘,不是恰好九个么!”

的清末民初,广东新会出了个著名的外交家、法学家,名叫伍廷芳,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位法学博士。辛亥革命爆发后,伍廷芳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并于南北和谈时作为南方代表,达到了逼迫清帝退位的目标。他还追随孙中山,出任护法军政府外交总长、财政总长、广东省长。伍廷芳虽然知识渊博,却不搞寻章摘句,更不愿一头扎进故纸堆里做考据的学问,而且,他最讨厌那些“呆头呆脑的诗人和好以文墨夸耀的文士”(陈此生《伍廷芳轶事》)。

偏偏他的下属、财政部的一位秘书,最喜欢研究小学。所谓“小学”,通常是指研究文字、音韵、训诂的传统语言文字学。你喜爱、你研究倒也罢了,只要不影响本职工作,你大可以喜爱,大可以研究。可是,这位秘书先生和人家谈天不到三句,就开始卖弄他的文字功夫:某某字是如此如此的来历,某某字是这般这般的意思,唠唠叨叨地说上一大堆,这就让人望而生厌了。

有一天,他又在喋喋不休时,伍廷芳笑眯眯地问:“你一股劲地钻研小学,究竟有什么意思呀?”秘书先生眉飞色舞地说:“咳哟,实在太有趣了。比如说母亲的‘母’字,外面那个框框本来是从‘女’字转化过来的。内里多加了两点,是女子的乳房。意思是,女子有了乳,能够哺育小孩子了,不就可以做母亲了么?”伍廷芳连连点头道:“哈哈,我知道了!怪不得这个父亲的‘父’字,上面是个‘八’字,下面的那个‘乂’字,由于指着四个方向,做生意的人就把它看作‘四’字。上下合拢起来,就是‘八四’。你想,一个男人,到了八十四岁,还不该做老子么!”那位秘书先生,被伍老先生用归谬法这么一调侃后,是什么表情,书上没写,估计总是少不了几分尴尬吧?至于他今后是否稍有改变,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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