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代的处境 红色革命理想彻底破产
胡平:也谈红二代的使命感(中)

【看中国2014年03月24日讯】“四人帮”垮台后,老干部整体东山再起,红二代的处境也随之改变。

十年浩劫,老干部及其子女的遭遇远不是最惨的,但却是反差最强的,因而也是震撼最大的。假如说此前他们还有什么红色革命理想的话,那么经过文革,这种理想已经彻底破产。

只讲一件事就够了。据彭博社报导,中共“八老”(邓小平、陈云、彭真、薄一波、李先念、杨尚昆、王震、宋任穷)的后代几乎有一半都在海外,而且是在他们当年赌咒发誓要打倒的发达资本主义的西方。

国人的留学潮、出国潮兴起于八十年代后期,而早在八十年代之初,红二代们就捷足先登了。红卫兵创始人之一、《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作者、清华附中老三届的骆小海,曾经写下过“血染太平洋,头断华盛顿”诗句,早在八十年代之初就留学美国;在八∙一八给毛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也是在八十年代之初就留学美国。

还有习近平,习近平的姐姐在加拿大,弟弟在澳大利亚。习近平的前妻是中国驻英外交官之女,一度也想让习近平本人到英国,习近平没同意,其后不久两人离婚。个中详情外人固然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在当时,无论是习近平前妻一家,乃至习本人,都不那么看好像他这样学历不高、政绩平平的人的仕途前程;他们都没有料想到以后的中国政局竟然发生那样的变化,以至于30年后习近平会被送上中共党国最高领袖的宝座。

再说薄熙来。薄熙来先是上了北大历史系,据说当时就猛攻外语,希望出国;然后又进了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所。据他当年的同学说,那时候,薄熙来的最大愿望就是当个驻外记者,每年能搬回几个“大件”,多弄点外汇券。

在当年,也有红二代立志从政的,例如刘少奇之子刘源。在1980年北京高校竞选运动中,在北京师院就读的刘源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站出来竞选。他在一次答辩会上讲到自己参选的个人动机时说:“……这十几年,我与全国人民共同经历了一场可怕的大灾难。我的家中死了四个,六个进监狱。我自己,起码可以说不比任何人受的苦再少了。我甚至都不敢完完整整地回顾自己的经历,那太令人不寒而栗了。但是,那一幕幕,一场场景色都深刻在我心里,不时地漂现脑际,不让我安宁,我想任何一个曾无言地与父母生离死别的孩子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我走过唾沫和侮辱的狭道,曾几次被抛入牢房,在那里埋葬青春;在饿得发疯的日子我像孤儿一样生活过,像狼一样憎恨世界。那些年,我咬着牙活下来。谁曾目睹过父母在侮辱的刑场上,在拳打脚踢中诀别?谁曾亲眼见过有人往才九岁的小妹妹嘴里塞点着的鞭炮?大家能想像我心里的滋味。我咬着牙,一声没吭。从十几岁起,我就在鞭子下劳改,在镣铐的紧锁中淌着鲜血;多少年,在几千个日日夜夜里,每一小时我的心都在流着血和泪,每时每刻都忍受着非人的待遇和压力。我紧紧地咬着牙,不使自己发疯。为什么?就是为了看到真理战胜邪恶的一天。……今天,回顾以往的苦难,我决不允许让别人,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再经历这样的痛苦!我必须站起来为人民说话。为了避免灾难重演,就必须铲除产生封建法西斯的土壤,实现民主,不管有多难,路有多长,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去争取民主。”

在这段话里,刘源没有忘记他的红二代身份,但是他当时的政治理念已经和红卫兵时代大相迳庭。至少在那时,刘源决不认为,老子打了天下,儿子就理所当然地该坐天下。他参加自由竞选本身就有力地否定了这一点。这显然和现在说的红二代的使命感不是一回事。

在八十年代,也有很多年轻人遵循体制内路径从政,习近平也算其中之一。不过在当时体制内从政的年青人中,习近平并不起眼。当时的政坛新秀很少红二代,仅有的几个也不算出色,领跑的几乎都不是出身高干,例如出自北大的张炜(六四前是天津开发区主任)、潘维明(六四前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和李克强。八十年代有部很流行的电视连续剧《新星》,讲的是一位年轻的县委书记的故事。现在有好逢迎者说剧中主角的原型就是习近平。可是那个时代的过来人都知道,如果说“新星”在现实中确有原型,那是翁永曦。

在八十年代,红二代遵循体制内路径从政,其家庭背景使他们容易获得较高的起点,但要再往上走就不行了。陈云之子陈元就是一例。陈元是文革前清华大学的学生,文革后又获得中国社科院的硕士学位,既有年龄优势又有知识优势。1982年被调任北京市西城区区委副书记,以后又当到北京市委常委和北京市体改委副主任,可是在1987年十三大前的差额选举中却没选上党代表,自感前程受阻,于是就转赴中国人民银行当副行长去了。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每逢在党代会上搞差额选举,红二代们就遭遇滑铁卢。

在八十年代,政治上活跃的红二代们,基本上都是改革派,而且大多都带有自由化的色彩,例如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陶铸的女儿陶斯亮等等(不知戴晴算不算红二代),甚至也包括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由他挂名主编的《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里面就有不少自由派知识分子、民主墙运动和高校竞选运动的活跃人物,实际负责人李盛平是民主墙时期民刊《北京之春》的编委,又是高校竞选运动中北大一分校选出来的人民代表。

应该说,八十年代的中国,是中共建政六十多年中,政治上相对而言最宽松最和谐的时期。你如果只查阅那个时期的各种文本,或许看不出什么所以然,因为当时的宽松与和谐,主要体现在整个社会的气氛上、氛围上、心态上和趋势上。唯其如此,才会有后来的八九民运;而六四屠杀为这一演变趋势打上休止符。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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