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03月19日讯】中国《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日前对外公布，规划的目标是在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基础上，用六年的时间将中国长住人口城镇化率由目前的53.7% 提高到60%，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由目前的36% 提高到45%。
中国城镇化率十几年来平均每年以一个多的百分点速度增加，增加到今天政府想“微调”或精细化以往传统粗放的城镇化，让“赶牛上楼，车库养猪”的怪相不再出现，使中国城镇化真正能够造福百姓，惠顾农民。然而，在深圳多年从事有关农民工权益工作的张志儒先生星期二表示，中国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规定的数字目标可能在六年达标，但质量好不好就是问题了：
“比如说农民工改成城市户口并不困难。这段时间，中国很多城市在户籍改革方面做得比较快。然而，要落实规划中提到以人为本的实惠东西则很难说。让城镇化的农民与原本的市民享受一样的福利待遇，有研究表明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均成本大约在10万元人民币左右，地方政府不太愿意投入这笔钱。农民身份的改变不难， 难的是城镇化后的农民能否享受与身份配套的权利”。
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两千多年前就曾说过，“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如果进城之后的生活没有变好，甚至变得更糟，中国政府说以人为本城镇化也就失去了起码的意义。张志儒表示，目前中国的社会制度是掠夺式的，他本人还看不出政府在利益分配方面真心让广大农民也享受到中国多年经济改革的成果。
“因为农民工被城市化之后，他们并没有赋予政治权利，可以改变不平等政策和法律的权利。如果仅仅是农民身份的改变，什么都被动依靠政府的调整，新型城镇化规划的实施不太可能很顺利，因为单靠政府实施可能要遭遇很大阻力”。
中国星期二有媒体报道《规划》时称，中国体制机制不健全，阻碍了城镇化的健康发展；现行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土地管理、社会保障制度，以及财税金融、行政管理等制度，固化着已经形成的城乡利益失衡格局，制约着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阻碍着城乡发展一体化。
对此，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教授宋圭武教授表示：
“中国的城镇化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中国国情就是人口众多，稳定与发展的关系一定要把握好。人口多就要解决好吃饭，由此我赞同农村的就地城镇化，农村经济产业化。如果没有农村产业经济的发展，中国城镇化就是空壳化。西方国家的城镇化主要是通过工业化推进，中国不能照搬西方的路子。中国的城镇化要以现代农业发展为主要动力，以现代农业经济区域把农村人口集中起来，在此基础上在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如将农村人口转成市民。以现代农业为主要产业既解决了中国的吃饭问题，又统一了发展与稳定的问题”。
宋教授认为，中国中央政府已经明确城镇化的正确方向，但基层政府认识不足，在城镇化方面想得多的还是工业化的传统路子：
“现在是上面强调得多，下面实际动作少了些。一些地方政府还是热衷于房地产和一些没有发展前景的工业企业建设。搞现代农业， 政府要大力投资和扶持”。
围绕未来六年中国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讨论，有专家学者提醒，中国要避免掉入像拉美一些国家那样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财经》杂志副总编辑戴小京近日表示：“中国正处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关键期，而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不是经济的，而是政治的；往往是政治系统的僵化或衰朽，使得它无法正常发挥必要的功能，从而导致经济社会步入陷阱而不能自拔”。如此说来，中国新型城镇化规划涉及到的也不仅仅是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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