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尊严 文革文人自杀知多少(图)

我偶然翻阅一本广东知名的杂志,读到一位著名作家谈论“小人”的文章,他对“小人”的议论可谓入木三分,控诉反“右”和“文革”带来的灾难可谓酣畅淋漓,很让人解气。遗憾的是,当他谈到在运动中因受到不公平待遇,不堪忍受屈辱而自杀中国作家们时,却说中国作家比外国作家自杀的少。还说邓拓也不是自杀的。这显然与事实不符。而且文章中在涉及这个问题时,有意无意之中流露了一种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观点,对此,我更不敢苟同了。

文革”中我国究竟有多少作家自杀?那段历史人们应该记忆犹新。我觉得应该把我对那段时期所接触和了解的一些作家、艺术家和学者们自杀和他杀的真实情况写出来,让我们在血的教训中,变得冷静起来,坚强起来,历史绝对是不该遗忘,更不应该是被歪曲的。

先从自杀的外国作家说起吧。那篇文章中列举了茨威格、川端康成、海明威、法捷耶夫等自杀的外国作家,这些人名气很大,自杀了影响也大,但人数确实不多,而 且他们与中国作家不同,自杀的原因都不是在某一个政治浪潮中被逼上绝境的。他们有的是在生命哲学上钻进了死胡同,与世俗格格不入才自杀的,如川端康成; 有的是疾病缠身,对健康失去信心而自杀的,如海明威;也有的作家是在爱情上受到打击愤而辞世的,如美国20世纪被称为最富才华最有创造力的女诗人西尔维 亚·普拉斯(Sylvia platns1932年-1963年);有的是,比如法捷耶夫,则是用别人的血染红了自己的帽顶,出于畏罪抑或出于忏悔,加之对理想前途丧失信心而宁愿选 择一死来解脱的,等等。总而言之,他们都是内心产生了某种不平衡,对生命失去希望和信心而选择自杀,这与中国作家的因受政治迫害,人格受到侮辱,愤而自杀 是不一样的。就自杀的多少来说,我以为,中外更是不成比例,而且这种事也是不好比的。但无论怎样比,就我所掌握和接触的材料来看,结论与那位作家说的恰恰 相反,“文革”中死于非命的作家学者和艺术界人士,那数字是惊人的,是骇人听闻的,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写到这里,“文革”中就死辞生的作家们和演艺界人士那惨痛的景象,又跳荡到我眼前,让我们还是用事实来说话吧:

1976年夏天,“文革”尚未收场,在刚刚经历地震灾害的唐山,在一顶小帐蓬里,笔者正奉命协助诗人田间起草一篇电稿,是当时流行的所谓“致敬电”。后 来终因两人积极性不高,没能写出来。也许是大震后鱼烂陆沉的悲惨景象和压抑的气氛刺激了诗人的心灵,他以低沉的语调,突然向我叙述十年前河北省作协主席远千里的死……

他说,大约是1967年夏天,他和远千里被造反派监 管在一间房子里。有天早晨,远千里迟迟不起床,田间有点纳闷,掀开他的蚊帐,那眼前的一幕使他差点憋过气去:原来远千里用须刀割断了血管动脉,身上和蚊帐 上都溅满了鲜血……。他赶紧去找领导,远千里的夫人、作家于雁军闻讯赶来,面对如此悲恸的场面,她没有哭,“大悲无泪”,人在极度悲恸时是没有眼泪的,只 喊道:“老远,你不管我们娘儿们啦……”

远千里不幸去世后,孙犁先生曾对他作过这样的一个评价“这是一个美好的,真诚的,善良的灵魂。他无负于国家民族,也无负于人民大众。”但那年代,茫茫大地归何处,美好理想化成灰,远千里被逼走投无路,他不想当牛鬼,天天被批斗,他要做堂堂正正的人,可是那种年月,冤狱遍 地,不堪屈辱,又无处躲藏,陷于绝境,最后只好选择了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与邪恶作抗争的一条路了。

1979年春夏之交,我从中越边境回到昆明,来到离云南大学不远的莲花池畔,去凭吊诗人、散文家、教育家李广田先生。他是“文革”中不堪忍受造反派们对他 的侮辱,在这里投湖自尽的。我去的时候是一个黄昏,在湖边我遇到一位钓鱼归来正在闲坐的老工人,他家就住在附近,他是那幕惨景的目睹者。听我说我是来凭吊 李广田先生的,他说:“那天清早,听说湖边出了事,我和老伴匆忙赶来,见李校长(广田先生时任云南大学校长)躺在水边的草丛里……他是我们敬重的人,我的 老伴立时就哭了……”

我看着黑沉沉的湖水,想起他曾怀着满腔热情,撰写了歌颂这个城市的著名散文《花潮》;想起他在49年 后,先在清华大学后在云南大学,对祖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贡献……我和广田先生只有一面之缘,那是50年代初,曾听过他一次有关新文学的报告。而此刻,他那和 蔼可亲的面容,又出现在我的面前。

一伙无知的青年学生,在自己还没有弄懂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革命”、什么是“敌人”的情况 下,疯狂地喊着“革命不是绣花,不是请客吃饭”、“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等口号,掀起了铺天盖地而来的批斗之风。一时间, 祖国大地上桂折椒焚,玉碎珠沉,如广田先生般知识分子聚集的高校更是不能幸免。广田先生的朋友有的自杀了,有的被害了,而他自己插翅难飞,无法躲过这场空前的浩劫,只好走上自绝不归之路。

邓拓1966年5月自杀身亡,这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当邓拓含冤去世之前,那些有组织有预谋的口诛笔伐文章,就出现在报纸上和广播上了。这篇篇杀人 不见血的诬蔑檄文和像泰山压顶般置人于死地的政治帽子,使他无法承受,无法分辩,他只好舍身赴死了。然而在那篇批判小人的文章中,作者却有这么一段文字: “而中国作家,若尊严和生存只能选择其一的话,那么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会认为生存是最重要的。人在矮檐下,谁能不低头。”“邓拓先生……当他为三家村一 员,最早推上‘文革’祭台时,也只能低头接受批斗,而做不到杀身成仁。”

事情果真是这样吗?不是的。我是1980年才知道事情真相的:1980年中国新年刚过,前公安部副部长、青海省省长王昭被迫害致死十周年忌日,他的妻子韩琴谱大姐在家举行了一个小型的追悼纪念会,我也应邀参加了。会上遇到邓拓先生的夫人丁一岚大姐。我曾犹疑多时,依然忍不住向她提问:“老邓同志(新闻界都习惯这么称呼他)怎么没能过去这个坎?”对我的问话一岚大姐沉默有时,然后沉痛地说道:“政治压力太大呀,是非功过都颠倒了,真的假的分不 清,他的身体又不好,料想经不住这风暴,也担心我和孩子受他的连累……”说着,泪水已在她的眼眶里打转了。

于是,在那祖国大地万民心惊胆寒的日子里,邓拓杀身成仁了。1957年邓拓凭他知识分子的良知,怀疑、抵制那场 不该发生的“运动”,被扣上“死人办报”、“书生办报”的帽子,他预料这一次运动到了彻底“清算”他的时候,不会对他网开一面。据人民日报社的同事说,在他自杀前的一个深夜,邻居见他站在桌子上,借手电筒的光束欣赏自己珍藏多年的挂在墙角的字画。“文革”前,他把自己高价收买价值连城的苏东坡的真迹《潇湘竹石 图》以及其他许多名人字画无偿捐献出去。他是多么热爱艺术,多么舍不得丢弃这一切!奈何苍天不仁,他只能就死辞生,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和良心,撒手而去了。

在这里,我自然不是提倡自杀,但我赞美自杀的勇气。“士可杀,不可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些古训,在中国知识分子 内心深处烙得太深了。

无独有偶。继邓拓先生自杀不久,他的下级,曾任《人民日报》文艺部负责人的陈笑雨(集体笔名“马铁丁”的主要撰搞人),在报社蒙受数次批斗,并在一次“牛 鬼蛇神”游楼时逼他下跪请罪,还有人打了他一记耳光,且揪撕他的头发让他抬头看看“我是谁?”家属也被逼划清界线,他面临一种前有埋伏、后有追兵、四面楚歌的困境……那天黄昏,笑雨先生没有回家,迳自来到从钓鱼台流出来的清水河边。当人们寻他不见,想起他走出报社大门时,曾把一个书包扔在收发室,打开书包找出一个本子,上边赫然写着两行字:“死了比活着好,死了更干净。”当尊严与侮辱相碰撞时,笑雨先生义无反顾,选择了尊严。

又岂止是邓拓、陈笑雨,还有现代新闻出版界的先驱范长江和金仲华两位前辈,以及多年来双栖于新闻界和文学界的杨朔和政论家姚溱两位先生,都曾有过邓拓、陈笑雨类似的思想轨迹,勇敢地结束了他们宝贵的生命。

说起金仲华先生使我想起上海。

“文革”初期,来自上海的坏消息几乎是不断线的:先是作家、翻译家、音乐家,一代文艺通才傅雷先生及其夫人双双自裁;接着是作家叶以群跳楼自杀。傅雷先生 在遗言中说,他之所以走上绝路,是因为过那样的日子比坐牢还难受。傅雷坐过日本人的监牢,他是有经验才这样对比的。在我工作的地方,一位部级领导干部, 为了躲避辱骂和殴打,主动提出要求坐牢,军管小组头头回答他:“你还不够格哩!”可见在那个年月,坐牢竟是一种优厚的待遇!

后来又传来诗人闻捷的死讯。他的夫人杜芳梅先走一步,跳了楼。杜芳梅出身于陕北米脂县的望族,大家闺秀,是一位美丽、贤淑、庄重、热情的女性,人们说,她 和闻捷,乃是真正的才子与佳人的结合。闻捷是写诗、写散文、写戏的多面手,同时也有组织和写作新闻报道的才干,他曾是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他当社长时自己 动手写,指挥别人写(善于出点子),都非常出色。1956年春天,他在新华总社工作时,我去拜访过他,给我留下才华横溢、热情洋溢的印象。他是一位尊重别 人也十分自尊的人。后来他调到上海,在“党”整他时,他感到无路可走了,在那个心如刀绞惊心的夜晚,他先把通往孩子房间 的门窗缝隙用纸糊牢,然后打开煤气……死时才48岁。

如上所述,那时的自杀,还有个奇而且怪的特点,即,有为数不少的夫妻结伴走上黄泉路。我住的大院里“文革”一开始就死了好几对。来自延安,著名摄影记者陈正青和他的妻子何慧是走得最早的一对。著名文学史家、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刘绶松好不容易熬到1969年春天,与妻子一起自缢身亡。可 见那苦难何其残酷,必须夫妻相扶相携才得以解脱。

由作家使我联想到还有许多学术界、演艺界的文化名人的命运。我看到一个材料上说,单就北京大学一所高校来说,在“文革”初期和工、军宣传队进驻期间称得上 权威的著名教授,如翦伯赞、饶毓泰先生等,自杀的就有24名。翦伯赞先生在多种威逼面前,不按上边的旨意诬陷同事,结果,在高压逼迫之下宁死不屈,最后,他的夫人伴他同行。北大有人告诉我,在这之前,当北大出现了那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后,全校被关被斗的所谓“反动学术 权威”多达500多人,有一个时期燕园天天都有跳楼和上吊的,有的教学楼女学生晚上都不敢近前。

岂止是北大,作家叶永烈在记述贺绿汀老先生的一篇文章中说,就在傅雷夫妇自杀的那些血雨腥风的日子里,单上海音乐学院系主任一级的教授,自杀的就有五位。 他们是:指挥系系主任杨嘉仁教授(妻子程卓如副教授同行);钢琴系系主任李翠贞教授;管弦系系主任陈又新;民族音乐理论系系主任沈知白教授。他们都是我国 音乐界的精英,其中有几位还是贺绿汀老先生千方百计从国外请回来的。当“党”下令“火烧”这座“资产阶级顽固堡垒”时,这所学校又有17名教师死于非命, 真令人思之痛心,言之发指!

写到这里,我又联想到演艺界。暂且不说那些七尺须眉,只说那些刚烈女子们吧。被誉为京剧“八大坤伶”之一的言慧珠,不堪凌辱,又不甘舍弃为之献身一生的京 剧昆曲,她最后竟身着戏装上了吊,真是一曲让人睹之悲痛欲绝,惨绝人寰的悲剧。著名影星上官云珠在被轮番批斗时,日夜交替,写不完的交待,她又重病在身, 经不住野蛮殴打。这些整她的造反派们心毒如蝎,竟专打她动过手术的伤口(乳房处),致使她心力交瘁,面对高楼外茫茫黑夜,几经踟蹰,冲出窗外。还有评剧著 名演员小白玉霜、黄梅戏的骄傲严风英,都是艺术和天才使她们陷入悲惨命运,于是愤然服毒,斩断那如花的生命。那位扮演天真烂漫娇柔美丽七仙女的严凤英,一 曲唱词,绕梁三日,而生前被诬为文艺黑线人物、国民党潜伏特务,死后竟被解剖肚肠,搜查什么微型发报机,让她灵魂不得安息!“孤芳一缕谁相招?”在那个时代,又谁能相招?!谁敢相招?!

还有河北梆子青衣泰斗韩俊卿,50年代,她的演出曾得到京剧艺术大师周信芳的赞扬,说她演的《秦香莲》,有些身段、唱腔值得京剧吸收。可是就是这样一代名 伶,在“文革”初期,她经受了多次批斗、游街,脖颈上挂着“假权威”、“假劳模”的大牌子。她小时候多受苦难且不幸缠足,天津河北梆子剧院的造反派当众逼她脱下鞋袜,露出“小脚”,又逼她走在煤碴路上……“文革”中有些人竟把正常人所不齿的人性中的糟粕发挥得淋漓尽致,很难说清这些所谓的革命行动出于一种 什么样的心态……韩俊卿回家就喝了敌敌畏,她唯恐死不快,死不了,又加上一大包火柴头!

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月,一切理想、道德、美好的事物都葬送了,而兽性和盗性横行无阻。人们以“无产阶级革命”的名义,除置人于死地之外,还公开抢劫人间的瑰宝!

由韩俊卿使我想到天津。“文革”将收场时,天津一位中医老大夫告诉我,天津的自杀有一阵子成了风,那是由市委书记万晓塘、副书记王亢之带头的。接着他对我 谈到他亲自目睹的一些事,1966年八、九月间,在红色风暴刚刮起来的日子,这位老大夫常常经过市区海河上的解放桥,经常看见有尸体从河面上漂。他曾见过一对夫妻死后被打捞上来时,一条毛巾系住两人的手腕,以示生生死死永不分离,那情景让人伤心惨目……海河啊, 祖国版图上有多少这样的“海河”?“海河”上又承载了多少这样的冤魂?!

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是讲气节,讲正义的。“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士可杀,不可辱”这些古训,千百年来深深 烙印在那些坚持真理、正直刚烈的知识分子身上。当他们遭遇不公平待遇的逆境时,那些不愿奴颜婢膝、见机色变的人,就把人格尊严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赫哲族作家白辛,在1966年9月的一天,看到别人被批斗,受蹂躏的惨景,虽然当时还没有冲击到他身上,但想到自己曾因创作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已被毛夫人"江青" 点名之后,便对身旁的朋友说:“我可不能让他们这么折磨我,我决不受这份罪。”第二天,他带上一瓶酒,一听罐头,一瓶敌敌畏,来到松花江上一个无名小岛, 壮烈而潇洒地走了。死时坐依在一棵树干上,那不屈的身躯没有倒下,象征了他的人格。

如今,我面前又浮现出白辛那张英俊刚强的脸和那双闪烁着智慧的眼睛。大概是1962年早春吧,我有幸与他数次相聚。一天晚上,他在青海文联一间大办公室里,为青海作家朗诵了他的新作,我也忝陪末座。高原春夜的风在窗外肆虐,屋子里却很安静,只听到他以浑厚纯熟的普通话,抑扬顿挫而充满感情地朗读着自己的作品,那奇巧的构思,鲜明的人物,生 动的语言,深深地打动了每个人的心……白辛,十几岁时在日本占领的东北开始写诗,在铁蹄践踏的夹缝间做些文化救亡工作,后来在戏剧、电影、报告文学等方面 显露才华……白辛,我有幸结识了这位赫哲族的刚强汉子,不幸 40岁刚出头,便英年早逝了。他以自己宝贵的生命来对抗文化专制,视死如归,宁死不屈。

我们敬爱的老舍先生自沉太平湖,那是“文革”初期最早传出的噩耗。这个噩耗使整个文艺界,整个北京城如雷击顶,同声一哭!据舒乙著文介绍,日本作家井上靖 为纪念先生,1970年曾写过一篇题为《壶》的作品,说老舍曾对他讲过一个故事:一个穷人宁肯把一把宝壶摔得粉碎,也不肯把它交给富人……

那穷人的骨气就是老舍先生的骨气。老舍先生不能理解命运为什么这么捉弄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要煽动无知愚昧的一群和少数社会渣滓,来激化人与人之间,才与不才之间的矛盾,疯狂 洗劫知识分子……面对无人性的摧残和暴虐,他曾经有过的偶像和希望破灭了,他不愿低下自己尊严的头,就让太平湖的清水永远维护他的冰清玉洁吧!

同样,苏州城里有个周瘦鹃老先生,也是宁死不屈、宁折不弯的典型。当那个“无产阶级司令部”宣布他搞盆景艺术是复辟资本主义时,这位70多岁的老人一天到晚接受批斗,整日处于惊恐慌乱之中。在一次毁灭性抄家后,当他看到自己几十年倾心制作的数百种盆栽和盆景珍品被摔得粉碎,看到那些曾博得外国艺术家惊叹和赞赏,称之为“美的极致”的艺术杰作毁于一旦时,便毅然跳进 自己庭院中那口井中。“不作沾泥絮,不作溷坠花,只凭得玉碎香消。”这位在文坛驰骋50多年的老作家,老艺术家,玉碎而香不消,多少年之后,人们仍然用泪 雨心花来纪念他。

“文革”中自杀的作家、演艺家和学者(不包括自然科学家),还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字,比如著名诗人、考古学家陈梦家,历史学家李平心,政论家储安平,小说家孔厥等等。

老舍先生,邓拓先生,以及一切在“文革”中被逼至绝境而就死辞生的作家们,他们宁肯站着死,而不肯跪着生,在万劫的苦难中方显出他们灵魂的高贵。他们的死是舍生而取义,是独立人格的操守。大家知道,还在中共建政初期,梁漱溟老先生在高压面前喊出“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黄钟大吕之声,那声音振聋发聩,代表了一种不屈的浩然正气,也喊出了所有正直的有骨气的知识分子的心声。

有关作家之死,继续写下去,还有许多话可说。“乱世人如蚁”,“动乱死多门”,古代诗人这些诗句,透露出无尽的感慨和悲怆。而“文革”中作家、学者和演艺界人士的死法更是五花八门,自杀,仅其一种而已,还有折磨致死的,瘐死牢狱的,活活打死的……这在古代诗人恐怕连想象也是无法想象的。

比如赵树理、邵荃麟、吕荧、陈翔鹤、肖也牧、韩北屏、侯金镜、海默、司马文森诸位先生,以及著名学者陈寅恪、吴宓、冯沅君、陆侃如、潘光旦、冯文炳、巴人 (王任叔)等先生,甚至连“温然其容,意态静雅”的丰子恺先生,他们告别人世的情形虽有所不同,但都是折磨致死的。阿英(钱杏屯)、萧军、骆宾基、柳青等 作家,虽死在“文革”之后,但根子还在“文革”,他们都是在那十年中受尽了磨难,心身受到创伤而死的。

著名作家赵树理,被造反派从叠摞三张桌子的高处推下来,跌断髋骨又打断肋骨,肺叶也穿透了,含冤去世。著名文艺理论家、美学家、翻译家吕荧,在干校饥寒交 迫,贫病交加,精神上、肉体上受到巨大折磨,悲悲切切地死去了。每当我想起这位刚正不阿的知识分子,想起他的清高、狷介、无畏;想起他为胡风冤案公开站出 来为胡风辩诬的壮举;想起他在课堂讲课时那凝重的风度,清晰的哲理,怎不顿生惨恻之思?!还有诗人、小说家、教授冯文炳(废名)先生,中共建政初期他被迫离开北 京,离开他当了多年教授的北京大学,带有发配性质的去了东北长春,嗣后双眼失明,“文革”中无人照料,竟至饿死……

更有甚者,是作家海默的悲惨结局。因为他无意中接触到江青的一些秘史,造反派们竟把他装进麻袋,封住口,乱棍打死!海默是一位火一般的刚烈汉子。1954 年春天,在银川文联一位姚先生的炕头上,诗人李季曾对我赞美海默豪爽耿直的性格,夸奖他如何善于构思故事,塑造人物,对他敬佩不已。

又岂止是作家,京剧艺术大师周信芳、盖叫天,原来身体都很硬朗,后相继折磨致死。盖叫天老先生已届高龄,游街时从疾驰的汽车上摔下来,腿脚伤残还要接受批斗,痛饮人生苦酒,告别苦难世间,不久就去世了。京剧须生泰斗马连良,在一次洗劫一空的抄家中被惊吓,几天后魂归西天。著名电影艺术家郑君里、应云卫、舒绣文,也是活活折磨死的。应云卫先生患严重的心脏病,几至奄奄一息。上影造反派要拉他去游街,医生劝阻无用, 竟惨死在街头!

关死在监牢里的文化名人也不少。历史学家、哲学家华岗,历史学家吴晗,著名的戏剧家田汉,著名的话剧导演孙维世,都是被按上各种政治罪名,在狱中受尽折磨致死的。华岗先生1955年在山东大学校长任上,受胡风案株连入狱,一直关到1972年瘐死狱中。有些出版物上说吴晗先生是自杀 的,据我向有关人士调查,他是在狱中遭到毒打,大口吐血死去的。孙维世女士则是双手反铐在背后,死后遍体鳞伤……

作家们还有种死法,有人称之谓“慢火烧烤”,意思是,先行划入另册,再加以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直至把生命之火消耗殆尽。胡风、冯雪峰、聂绀弩、沈从文、 路翎等作家,还有杰出的新闻界女战士浦熙修、彭子冈等也当属此类。被打入“胡风集团”已经离开人世的一些作家,外加牢狱之灾,短寿自不必说了。就以沈从文先生 来说,中共建政后被剥夺了文学创作之笔,社会地位大落,从前是赫赫有名的作家、教授,后来却当了故宫博物馆的文物讲解员,连参加工会也没有资格,工资、住房、 人际关系都遭到种种刁难与精神折磨,心中憋气乃至早逝是不言而喻的。

这些作家本来都是应该好端端的活着,堂堂正正的写作,以他们的生花之笔,写出更多更好人民喜欢的作品的。然而命运使然,环境使然,一个个都悒郁成疾,过早 地离开人世。这一类作家多数死于“文革”之后,沈从文先生曾自杀过,未能如愿;有的作家是想等着讨个说法,比如被“党组织”派作特务的女作家关露,却被党指为“汉奸”,她痛感一生遭遇太惨,生趣索然,便自杀了。我想,我在上面讲到的这些作家都不会相信我开篇提到的那位作家说的“再好的死,也不如再不好的生”这样的人生哲学吧!

“文革”当中戕害人才是史无前例的。大地冰结,万花纷谢,祖国命运陷入深渊,华夏文化损失惨 重,这是古往今来无与伦比的。上述许多作家和文化名人,因英年零落,未竟其业,未展其志,这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时代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

是的,他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面对邪恶势力誓死抗争,他们的死是悲壮的,是大义凛然的。回想当年,他们一夜之间沦为十恶不赦的敌人,当其时也,知识分子安身立命——兼善天下抑或隐退山林的路都被堵塞了,人生至此,光明和希望安在?展望前程,但求一死了。

邓拓先生诗云:“莫谓书生多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过东林书院》),岂止是血斑斑?是“落花无数水流红”啊!这血染的涛声,必将永远激励着祖国正直而有良知的人们。
(原题:《“文革”中文化界逝者的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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