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向：“党指挥枪”是中共军队腐败的制度性根源

【看中国2014年03月01日讯】二○一三岁末，一个令人关注的新闻就是网络上爆出“内蒙古乌海市乌达区消防二中队殴打新兵”的视频，在视频中，五个新兵站成一排，被多个光膀子老兵左右开弓，拳打脚踢，并将新兵头部往墙上撞！搧耳光声响彻整个房间！如果没有手机视频的普及和互联网的传播效应，相信这类丑闻很难被官媒承认。

军队比中共官场更加腐败

长期以来，公众对官场的腐败早已麻木，但对军队的腐败才刚刚开始有所认知。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共当局对军队腐败的刻意掩饰。事实上，军队比中共官场更加腐败，腐败程度更甚于地方。以往中共军队都以所谓“钢铁长城”、“文明之师”的形象展示在世人面前，但随着近年来互联网的逐步普及，有关军队腐败的消息不胫而走。例如，寻常百姓子弟入伍、军队士官提拔需要送钱行贿，军队大办“三产”与民间争利，军中挪用军费、酗酒成风，还有军队经商利用其自身特殊地位偷税漏税等等，已经成为不是秘密的秘密。更有甚者，据海外媒体报道，军中甚至出现轮奸女兵这样的恶性案件而至今罪犯无法得到清算。二○○五年，吉林长春市民陈大山的二十岁女儿陈啸应征入伍后，在军队遭到多名军队高官轮奸后惨遭杀害，家长得到的却是“心脏病猝死”的死亡结论。陈大山多次上访，冤案至今得不到昭雪。也是二○○五年，年仅十九岁的兰州空军六师士兵史宗军因随礼钱少，遭空军雷达学院学兵队长性虐及殴打致精神失常。家人为此多次去北京中央军委上访讨说法无果，反遭恐吓和军方威胁。可以说，乌海市消防二中队殴打新兵事件只是揭开了中国军队腐败的冰山一角。

这就引发一个话题，为什么中国军队内幕深厚的腐败行为却能够被层层掩盖而难以被公众所知？笔者认为，从表面上看，这是军方对军队的新闻实施严格的管制所致，更深层原因，还是一党专制下的军队非国家化的制度性根源（即所谓的“党指挥枪”）。因为在民主国家，作为军事国防为主体的军队，如同经济、外交、民族、宗教等事务，地位并不特殊，也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严格约束。同时，也会受到新闻媒体──这类第四种权力的监察追查。所以，公众听到美军军队中虐俘、性丑闻等事件也不足为奇。一言蔽之，军队同外交、经济等各个领域的主体一样，绝不能凌驾于公众权益之上。

党卫军成为中共最大利益集团

进一步说，在宪政民主国家，军队没有党派的分野，军队只对国家效忠，是抵御外侮的武装力量，并不介入政党、政敌的纷争，更不会以一党之私利而压制反对党和选民。但是在中共一党专制建立起来的中共党卫军，执行的是镇压人民和对于政敌权斗的一个工具。谁掌握了军队，谁就有“枪杆子”，谁就能迅速坐大。如果一个当局过份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这种暴民政治理念，将实力，而不是道德、正义作为执政的基石的话，自然信奉的是“丛林法则”中的武力原则，军队只能异化为一个类似党卫军的私家武装。因此，在这种执政哲学下，中共历代党魁莫不将军队视为自己执政的依靠，地位自然非常特殊，也势必对军队的管理缺乏相应的制约。当然，新闻媒体就根本无法对军队的肆无忌惮造成任何监察曝光了。

不仅如此，为了愚民洗脑的需要，当局还煞费苦心、处心积虑地将军队宣传为一支正义之师。中共对军队所谓“正面”宣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仅在传播方式和手段多种多样，对宣传上设置的机构也是名目繁多。例如，央视有军事频道，国家级的报纸有《解放军报》，各类省级、市级的党报也有开设宣传专栏，地方驻军也分别配有各种层次和级别的宣传干事，专门跟地方新闻媒体对接（宣传到位的也能够较快获得提拔），更不要说军队中设置的专业作家和各类题材的影视作品和各类文工团了，这些宣传机器的功能都煞费苦心的宣传中共军队“正面”形象。在这种“高压锅”式的严密控制下，如果没有海外媒体严肃客观的报道，中共军队的黑幕难以被公众所知。

“私家武装”被骄纵得无法无天

实际上，中共建政以来，军队已经悄然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美国华裔学者丁学良列举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奥尔森一九八二年出版的《国家的兴起和衰落》一书的观点，分析了在专制国家利益集团凌驾于公众之上和绑架国家利益的一些行为。丁学良指出，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足够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就会出现特殊利益集团，而且，它们会变得越来熟练地操纵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公共政策，获得的利益也就越来越持续、越多。最终慢慢导致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行政、法律等方面的体制、政策、组织，变成最符合特殊利益集团的安排，使得该国发展的新动力越来越被抑制，各个部门越来越僵化，这必然导致国家的衰落。

同样，对于中国军队来说，建政数十年来也经历了一个长期稳定的时期，由此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而且，由于这个集团是政权的“枪杆子”，地位较其他行业更为特殊。在专制独裁体制下，谁掌控了军队，即便不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也能够掌控局面。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尽管在“大跃进”中饿死数千万人后在七千人大会后“退居二线”，但凭着对军队的掌控，数年后藉发动“文革”之机，轻易地将刘少奇拿下；同样，文革结束后，尽管华国锋当政，邓小平凭藉军队人脉和余威，以“边境冲突”为由发动对越南战争，抓牢军权后轻松的将华国锋赶下野……。这些都是因为军队在中国的特殊性。

因此，出于对保卫政权（而不是抵御外侮）的要求，必然要对这支私家武装倍加呵护和骄纵，结果就造成军队无法无天、肆无忌惮的局面。我们回忆起文革武斗初期，军队“支左”后普遍出现的军管、军队支持左派引起的湖南、广西的滥杀无辜；也不难回忆起知青在生产建设兵团时期，男知青普遍受到军队的虐待，不少的女知青受到军人的凌辱和强暴。即便在今天，军队在地方的经商也很难受到地方当局的制约。不仅新闻媒体无法监督，而且，地方政府对军队的管理也无法插足，还经常以“国防”“国家安全”的名义来侵害当地公众的合法权益。例如，空军占有多数民用航空领域而导致航班动辄延误或取消，军车可以不交过路费，军队经商可以不交税，军队可以购买超豪华的进口车，军队可以利用自己土地搞房地产业大发“横财”；军队办色情产业，当地公安机关无力打击，军办色情产业反而在公安“扫黄”时期成为嫖客的避风港；军队子弟、军队中有权势的人横行霸道，甚至当地骄横跋扈的公安系统对军队也要避让三分；有经验的人都知道，打架斗殴时叫些当兵的，便可以肆无忌惮的压服对方，因为当地公安系统不敢抓，动辄就以“破坏国防、毁我长城”名义对地方施压，更不用说当地的新闻媒体绝不能对军队作任何批评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