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已大大降低(图)


中国大陆资深学者资中筠女士(看中国配图)

【看中国2014年02月10日讯】在封建皇朝的时候,顶撞皇帝是要杀头的,甚至要灭族的,但是那时还有人敢于据理力争,面折廷争,为什么到了上世纪5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完全犬儒化,丧失了人格,没有了这种骨气和气节呢? 过去皇朝时代,皇权是法统,儒家之道是道统,二者是分开的。在一定程度上,它们是各自独立的。所以儒生就有一份自信,他可以告诉皇帝,哪些事情做的是符合孔孟之道的,哪些是不符合的。

1949年以前,知识分子们反对国民党,也是因为他们对正义的要求比较高,对国民党的腐败受不了,觉得社会非常黑暗。但是现在呢,这些人都已经麻木了,正义感已经非常淡薄了,对过去不可容忍的事习以为常。49年以后,“导师”和“领袖”合二为一了,所有的理论都要出自权力中枢,这样一来,就把判断是非的能力给收缴上去了,知识分子也就丧失了自信。

其实,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曾经有过一个“再启蒙”时期,理想主义被唤起来了,人们思想活跃,留下一些宝贵的思想遗产。可惜,“再启蒙”时期太短,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大大提高了。只要有点地位的精英,有名有利,说一些逆耳之言就意味着可能失去很多东西。一方面觉得犯不上,一方面也没有信心。

所以,现在我感觉到沮丧和失望。我发现,最关心现实、最敏感的倒是80岁以上的人。如果不去想,本来大家都过得好好的,包括我在内。但是我们这代人都有这个习惯,非得去关心社会正义、百姓疾苦、民族前途不可,往远处多想一点,就忧心忡忡。遗憾的是,这样的人太少,而且形成不了一种共识和道义的力量。 现在,还有一种现象很奇怪,就是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相结合,实际上是为专制主义服务。在经济实力增强之后,国学也热起来,好像这样就爱国了。其实,现在“国学热”受到鼓励是为了抵制普世价值。一百年来都是这样,每当改革到攻坚的关键时刻,老一套就又回来。接受了船坚炮利,接受了科技,接受了企业管理,包括某些生活方式都可以接受,但是需要向民主自由改革的时候,“国粹派”就出来了,反市场经济的民粹主义也出来了。他们说,我们国家原来就是很好的啊,甚至有人说自古以来就没有落后过。

金钱能够收买人,也能够腐蚀人,知识分子也不例外。比起上世纪80年代来,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是倒退了。从传统来看,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似乎都有参政议政的愿望,“帝王师”当不成,就当谋士,用时髦的话叫做“智囊”或“思想库”,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往往为求见用而迎合,还是不能独立。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最好改变眼睛向上,然后更加独立地去好好考虑一些问题。当前我们需要再启蒙。有人认为“启蒙”是某些人高高在上去教育别人。其实“启蒙”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启蒙,也可以相互启蒙。例如我自己就经历过长期自我启蒙,在这过程中也受到过许多人的启发。当然不能讳言“闻道有先后”,先觉者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首先,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对身外之物看得淡一些,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民主。这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与“西化”或外部压力无关。一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但是每个人都要扎扎实实地去做,现在空间还是有的,有多少空间利用多少空间,尽人事听天命。现在毕竟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会已经思想多元化了,有好多亮点,能够看到这里那里经常出现一些好文章和思想,问题是怎么样能够把这些亮点连成一片?这就是启蒙。所以,现在是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担当的时候了。

【编辑注】资中筠——资深学者,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原所长,退休研究员。资中筠先生1930年生于上海,祖籍湖南耒阳。1947年毕业于天津耀华中学,考入燕京大学,1948年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51年毕业。20世纪50、60年代,资中筠先生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从事民间外交与国际活动工作,其中包括国际会议的英、法文翻译,间或担任国家领导人的外事翻译。因工作关系,在相对封闭的年代有机会访问亚、非、欧、拉美多国,并在维也纳常驻三年。“文革”期间下放“五七”干校劳动。尼克松访华前,从干校调回,参与接待工作。之后留在对外友协主管对美工作。70年代末开始转入学术研究。

她参与创办了《美国研究》杂志与中华美国学会,曾任杂志主编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创办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并任第一、二届会长。1996年从社科院美国所退休,仍继续著述,并应邀参加各种学术活动。除有关国际政治和美国研究的专业著述外,撰有大量随笔、杂文,并翻译英、法文学著作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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