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汉典古籍中是没有句读——也就是没有标点符号的。这给文言文基础不太好的读者带来了难度,更重要的是,给别有居心者留下了歪曲原意的空间,其中,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句话出自孔子之口,记载于《论语•泰伯》,却因为缺少小小的标点,被近代某些当权者有意曲解。在中国大陆“文革”期间,举国民众“被”运动着而“批林批孔”,这一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更是被断章取义的,成了孔子教唆“封建统治者”实施“愚民政策”的“铁证”。“文革”的“群众被运动”虽已过去三十馀年,然而,其“革”中国文化之命造成的恶果,并未随之而去。
孔子躺着也中枪?
“躺”著的孔子是如何“中枪”的呢?且看批孔者如何断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如此一来,这句话就被他们解释为——“对民众,可以去奴役他们,使用他们,但是不能让他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明明是西来的“马列教”近六十馀年在中国大陆的所作所为,却让两千年前的中华先贤孔子背了黑锅。
“红朝”从来就是断章取义的“高手”,要了解原意,我们需要看前后文,原文全句为“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如您所知,《诗经》、《礼记》、《乐经》都在孔子整理的儒家六经之列,也是孔子非常重视的儒家学者必修之课,“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简而言之,就是孔子认为诗、礼、乐这三方面的修养很重要。
对于“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清代学者宦懋庸做如是解“对于民,其可者使其自由之,其所不可者亦使知之”(《“论语”稽》)。
按宦老先生的说法,全句该解释为“诗、礼、乐这三方面的修养对人的立身处世非常重要,如果民众已经具备了这些修养,那就让他们自由的发展,如果他们还不具备,就要让他们具备”。
前后比较一下,您不难发现,如果按照所谓“愚民政策”去解释,整句的前后会变的驴唇不对马嘴。而宦老先生的解释,则顺理成章。
批孔?尊孔?愚民而已
或许有人说,今时不同往日,“文革”中的“批孔”者已垂垂老矣,红朝对孔子的态度似乎也已经改变,至少在名义上是如此。曾极尽“批孔”之能事的西来“马列教”,甚至花费大量民脂民膏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似乎又把孔子奉入了圣人祠堂,然而,中华文化的精要在其内涵,而不在表面的形式,号为“孔子”的学院,真的是在传播孔子立身处世的君子之道?亦或,在“孔子”的外衣之下,其实裹挟著一些,不能或不敢堂而皇之输出海外的什么呢?
实则,当年的批孔也好,今日的“尊”孔也罢,看似前后不同,无非都是真正的“愚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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