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留美幼童被撤回后的命运(图)

留美幼童

【看中国2014年01月30日讯】

清同治十一年七月九日(公元1872年8月12日)，上海港。一艘轮船启锚了。船上30名统一着装的中国幼童向码头上送行的亲人挥手惜别，分外惹人注意。他们中很多人连县城都没去过，但现在即将远行，目的地是传说中的美国。

被曾国藩称为“中华创始之举，古来未有之事”的官派学生留洋活动，至此拉开了序幕。对这个有着悠久文明，向来把异国篾视为“夷”的国家来说，迈出这一步并不容易。

幼童与美国的相遇

清政府送学生留洋，何以选择美国?

首先不能不说，在对华交往中，美国是当时西方列强里不良记录最少的国家，清廷对美国有一种信任感。

其次要谈到“蒲安臣条约”。蒲安臣于1861年至1867年担任美国驻华公使，任内因主张对中国采取合作政策，并调停了中外多起外交纷争，成为第一个对清政府具有重大影响的外国公使，离任后还被清政府聘为出使大臣，委托他代表中国政府访问欧美。1868年7月28日，在赴美访问中，蒲安臣与美国国务卿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世称“蒲安臣条约”。条约规定，两国公民有居住、入学互惠权利。中国派遣留学生赴美学习即奠基于此。

最后应该归功于“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的第一个中国人容闳(容闳的事迹下文还要详述)。因其毕业于耶鲁大学，熟悉美国情形，又是幼童留美事业的主要促成者之一，清政府把官派学生留洋的地点定在美国，也便在情理之中。

容闳在第一批学生出发前，先行赴美安排一切。他特访了母校耶鲁大学的校长波特，波特建议，将30名幼童每两三人分成一组，寄居于美国家庭之中，所有提供膳宿的家庭，一切费用均由中国政府按期照值给付，这样可使幼童学习英文的效率大大提高。容闳欣然接受了这一提议。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影响到幼童及整个幼童留美事业命运的建议。当听说中国幼童将寄居于美国家庭时，在任的美国驻华公使十分兴奋，打电报给国务卿说：“如果我们人民能够给予慷慨及友善的接待，则我们在中国的利益将有更大的实惠，远比增派我们的军舰来此为佳!”

美国人民没有让他们的驻华公使失望。据美国人勒法吉所著的《中国幼童留美史》记载，“有120个美国家庭愿意接待两名幼童，合计可接待240名，可是年抵达的幼童仅30名”，“而所有热烈响应的，全是背景优良的家庭”。美国人民发自内心的热诚，从当地教育局长给那些接待中国幼童家庭的一封信中可见端倪。在信中，局长提醒家庭教师们，“当于慈爱之中，仍寓严整之意”，“应于每日酌留四刻，以便幼童专心温心中国文字”，“华生尤须令知保身之道，须令其时常浴沐。遇有天变，务必躲避风寒……”可谓关切备至。

幼童抵达康州哈德福城时，容闳亲自迎接他们。不久，幼童就分配到康州河谷两岸的美国家庭中。幼童与美国的相遇留下了许多趣事。一位幼童后来撰文回忆：

“我很幸运地被分配到一位慈祥的太太家，她赶着马车来接我们。当我被介绍给她时，她拥抱我并吻我。她的动作使其他同学均大笑，更使我脸红。当然，我没说出我的尴尬。可能自襁褓以后，这是我首次被人亲吻。”

当第一个星期天来临时，主人要他们去“主日学校”，幼童们只听懂“学校”二字，便立刻收拾书包，以为上学的日子正式来临了，但到了之后，才发现“主日学校”就是教堂。两位幼童立刻由教堂夺门而出，直跑回住处，把自己关在房间中再不肯出来。

中国幼童与美国、美国文明相遇了。磨合才刚刚开始。

三个关键人物：容闳，曾国藩，李鸿章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前，林则徐开始“睁眼看世界”，到1872年派出幼童留学，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表明中国对西方的认识在逐步加深，尽管为此也付出了惊人的代价。

赞扬这一进步必须记住三个关键人物：容闳，曾国藩，李鸿章。

容闳，号纯甫，1828年生于广东香山县南屏乡，他的家与澳门仅相距四英里。澳门是西方人最早在中国办学的地方。容闳七岁时随父亲到澳门，进入外国人办的学校读书。1847年，在经过一番波折后赴美，在别人的资助下于185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他在回忆录《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旧译《西学东渐记》)中说：“整个大学阶段，尤其是最后一年，中国的可悲境况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令人感到心情沉重。……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即将结束以前，我心里也计划好了将来所要做的事情。我决定使中国的下一辈人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如此，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一个开明、富强的国家。”怀揣这一目标，容闳于1855年回到了正处于“洪杨之乱”中的故国。他在广州目睹了清廷官员一次大屠杀，震惊之余转而在感情上倾向于打着宗教旗号的太平军，不久即到太平军的占领区进行考察。考察的结果使他断定，太平军不可能给苦难中国带来新的东西。

容闳改造中国政治的梦想破灭，但改造中国教育的梦想却开始显露曙光。因为他遇上了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他先后向曾国藩建议：建一座西洋式的机器厂;选派青年出洋留学。

第一个建议实施很快，结出的硕果就是著名的江南制造局，第二个建议则颇让人踌躇。晚清时代的中国人在吃过苦头后，可以向西方借鉴技术以为我用，但要其承认西方文化也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则至难。1870年爆发的“天津教案”产生了意外的作用，它使有眼光的大臣意识到，中西隔膜太深将导致巨大的灾难。一手办理天津教案的曾国藩和其他大臣一起，联名向总理衙门上奏，呈报了容闳关于选派学生留洋的建议。

曾国藩是容闳最为景仰的中国人。在后者眼中，前者“作为一位政治家和爱国者，他的人品远远超过他的同僚”，其伟大“在于他的伟大品德——纯真而不自私的爱国主义精神，具有深思远虑的政治头脑和为官清正”。而与曾相比，公认继承曾氏衣钵的李鸿章就显得逊色多了。容闳认为，李鸿章“作为一个管理国家的官员，其才能远不及曾国藩;作为一个爱国者和政治家而论，他的品德更是经不起公正无私的历史的检验。”

论个人品格的纯正，李不如曾，这个评价大致不错。但必须指出，李鸿章仍然是促成幼童留美的关键人物之一。李鸿章的为官之道比曾国藩玲珑，容闳对中国特有的官场艺术不熟悉，极易误解，后来留美幼童被撤回，容闳在其回忆录中指责李鸿章，这也是原因之一。

从现有资料可以看出，李鸿章对幼童出洋一事极为热心。1871年5月，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写道，“威使(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询及派幼童出洋，甚以为然。谓须选二十岁内外，通习中国文义者，到洋后专习洋学，乃易会通，十年可成。若华洋书兼肄，恐致两误。渠颇通华学，此语似有阅历。”当时，提议官派学生留学的大臣们，知道守旧势力的强大，为了避免阻力，要求出洋之幼童兼习中西文字，英国公使一下子就看出了不妥，认为既出洋，就该“专习洋学，乃易会通”，若中西兼修，“恐致两误”。李鸿章也深以为然，但他只能于私信中表露，而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却不得不说，对幼童需“随时课以中国文艺，俾识立身大节，可冀成有用之才”。这就是做官，没有官场历练的容闳哪里知道呢?

哪怕政府出钱，也没人愿去美国

按照清廷计划，在美国成立“幼童出洋肄业局”，在上海成立“幼童出洋肄业沪局”，后者负责在国内甄选12岁至15岁的幼童，进“预备学校”学习，训练合格后再派赴美国。计划派遣四批，总计预算银120万两。

没想到，计划刚一开始就在幼童招选这一环节上遇到了很大困难。当时风气未开，学习西学为人鄙视，到国外读书更是前所未闻，虽然所有费用由政府支付，但愿意送儿子出洋的家长也寥寥无几。

另外，在“天津教案”这场由“谣言揭开的文明冲突的序幕”之后，普通百姓对外国人仍有强烈的猜疑，一些耸人听闻的传闻依然在相对闭塞的地方流传，使中国的家长们莫名惊惧。一位留美幼童后来回忆说：

“当我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有一天，一位官员来到村里，拜访各住户，看哪一家父母愿意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国外接受西方教育，由政府负责一切费用。有的人申请了，可是后来当地人散布流言，说西方野蛮人，会把他们的儿子活活地剥皮，再把狗皮接种到他们身上，当怪物展览赚钱，因此报名的人又撤销。”

由于第一批留学生未能满额，容闳又不辞劳苦，亲自到香港，由英国政府设立的学校中挑选了几个比较优秀的学生补充。总算凑足了第一批30人。

自1872年(同治十一年)起，至1875年止，中国共派出四批幼童计120名，最幼者10岁，最长者16岁，平均年龄12岁。以籍贯论，广东84名，江苏20名，浙江9名，福建4名，安徽2名，山东1名(此据台湾学者高宗鲁之统计)。但无一皇室贵胄的幼童应募，一个政权欲倡导的事情，权贵们却不响应，会给其他社会阶层何种联想?

从这个籍贯的分布，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各地不同的开放程度。敢于“吃螃蟹”，送儿子到异邦求学者，多为广东、江浙这些沿海城市的家庭，他们或有家人、亲友与洋人共事，或与西人有过较多接触。如当时上海有名的买办商人唐廷枢，就乐于送自己儿子出洋留学。后来在中国非常著名的铁路工程师、广东南海人詹天佑，他的留学则缘于一位在香港做事的邻居的大力鼓动。詹父本希望儿子将来走科举正途，犹豫不决，这位见过世面的邻居再三劝说，并以将女儿许嫁作为保证，詹父才下定决心。

家长送幼童出洋，都必须亲笔“具结”，并画押，即向政府作出一种免责的法律保证。詹天佑的传记中收录了这份“保证书”：

“兹有子天佑，情愿送赴宪局(幼童出洋肄业局)带往花旗国(晚清时对美国的称呼)肄业学习机艺，回来之日，听从差遣，不得在外国逗留。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童男詹天佑，年十二岁，身中，面圆白，……”

后面还要开列祖宗三代本名，俨然是一纸卖身文书。

第一批招选到的幼童首先在上海预备学校集中，经过半年的培训后，于1872年8月，由上海登船赴美。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当1872年首批幼童赴美之际，中美外交关系尚未正常化，美国在中国派有公使，常驻北京，而中国在外却无使节。以幼童出洋肄业局正、副委员名义，常驻美国康州哈德福城，负责管理幼童事宜的分别是刑部候补主事陈兰彬和容闳。1874年，李鸿章拨款美金四万三千元，授权容闳在哈德福城建造宽敞的三层楼房一座，可同时容纳幼童出洋肄业局的所有职员、教师和75名学生，餐厅、厨房、宿舍及浴室俱备，作为幼童肄业局永久性的驻美总部，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驻外常设机构。

让陈兰彬、容闳出任肄业局的正副委员，出于曾国藩、李鸿章这两位重臣的荐举。陈氏虽仕途不顺，却是科举的优胜者，曾点过翰林，他和容闳搭档又压后者一头，有一点“中西合璧”、以中为主的味道，这可以少给保守派以攻击的口实。李鸿章在致总署的信中说：“盖以纯甫(容闳字‘纯甫’)熟谙西事，才干较优;荔秋(陈兰彬字‘荔秋’)老成端谨，中学较深，欲使相济为用也。”

“相济为用”四字颇能透露曾、李之苦心，然而事实之发展竟大谬不然。

“他生来只习惯于看到压抑的青春”

青少年接受新事物、融入新环境是最快的。

关于留美幼童的学习和生活，后来成为卓越工程师的幼童温秉忠1923年曾在一篇演讲辞中回忆：“第二天，容闳先生分配他们给来自各地的美国老师。老师带他们回去。在以后留美的岁月中，这些美国老师负起教养监护的责任。每一个美国老师家庭负责两个或四个幼童。英文合格的幼童直接送入美国学校，不合格的在老师家接受个别补习，做入学的准备。最初，幼童均穿长袍马褂，并且结着辫子，使美国人当他们是女孩。……为了减少困扰，数月以后，幼童向‘出洋肄业局’委员呈准改穿美式服装。当时幼童平均不及十五岁，对新生活适应很快，迅速接受了美国的观念及理想。……中国幼童们与一同食宿的美国家庭及中学、大学同学们，均建立了深厚之友谊。……美国老师及监护人那种家长式的爱护，使幼童们久久铭感不忘。”

幼童“美国化”的速度惊人，不仅要求改装，有的甚至希望剪掉被清廷视为忠君爱国象征的辫子，有的还加入了基督教。怎样应对这种趋势，肄业局委员陈兰彬和后任委员吴嘉善，与副委员容闳针锋相对：容闳理解、同情幼童，陈、吴则斥之为数典忘祖。

双方之分歧，容闳有详尽回忆：

“我力争为留学生作一些一劳永逸的安排，和解决一些必要的问题，例如学生的学费和个人费用;他们在假期中的费用;学生服的更换;参加寄宿家庭的祈祷;参加主日学校或去教堂;户外运动和体育锻炼等。……陈兰彬和学生之间经常发生矛盾，我只能充当和事佬儿，为他们从中调解，同时我也总是为学生们的一切合理要求辩护。在这种情况下，我即使不引起陈对我的痛恨，至少也使他非常不快。他有生以来，直到这次赴美国之前，从未离国门一步。他完全按照他的中国标准来衡量一切事物和人，尤其是对这些学生。……

像陈兰彬这样一个人，他生来只习惯于看到被压抑的青春，不能发挥的活力和独立精神，以及不能把真诚坦率形之于外的举止。因此他对目前这些留学生的行为不能不感到奇怪，而且认为都是大逆不道的行径。这些学生到新英格兰以后，一旦解除了他们心灵上的沉重压抑和约束，当然会因为得到自由而欣喜苦狂。”

“生来只习惯于看到压抑的青春”的人，还不止陈兰彬一人。

继任肄业局委员的吴嘉善，这位同样出身翰林的老爷，视留美幼童与国内私塾的学生无异，不料幼童们在其接见时，均不行跪拜礼，顿时大怒：小小年纪便目无尊长，这还了得?且不说现在还没有成材，即使学业有成也不能为中国所用!立即上奏要求将幼童撤回。

国内攻击幼童事业的声音也一直没有消歇过。光绪六年十一月(公元1880年12月)，一位叫李文彬的御史上了一个折子，弹劾留美幼童，“多入耶稣教门，其寄回家信有‘入教恨晚死不易志’等语。……或习为游戏，或流入异教，非徒无益，反致有损，关系实非浅鲜”。

总理衙门接连听到对留美幼童事业不利的声音，开始征求重臣及相关人士之意见，有的主张全撤，有的主张半撤半留，有的主张整顿。而主张全撤者占据主流，尤其是借助幼童留美事业摆脱仕途不顺，登上驻华盛顿全权公使高位的陈兰彬，给了这项事业最后一击。他在奏折中说：“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先已沾其恶习，即便竭力整顿，亦觉防范难周，亟应将该局裁撤。”总理衙门即据陈兰彬之奏，作出了“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的决定。

这一决定让所有关心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人深为失望。由耶鲁大学校长波特执笔，美国多位文化名人联名给总理衙门写了一封信，力请中国政府收回成命。当时因华人劳工问题，美国国内兴起排华浪潮，这些名人盛赞幼童的行为，“使许多无知者和不怀好意的人对中国的偏见逐渐消失，而代之以称赞。”包括美国前总统格兰特也积极游说，但均未能让清廷改变决定。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七月，中国幼童奉命辍学撤退回国。当幼童由美国撤回时，全体幼童中，只有詹天佑等两人大学毕业。诚如温秉忠所言：“大多数再过一两年即可毕业，中途荒废学业，令人悲愤异常。”

好不容易迈出一步的脚又收了回来，谁该为此负责?

按照容闳的意见，首当其冲者是陈兰彬和吴嘉善。他在回忆录中愤怒地指责陈兰彬是“对任何事都不敢负责任的胆小怕事的懦夫”，而吴嘉善则应该“送进疯人院或低能者教养所”;其次则是在朝中位高权重、又是幼童留美事业主持人的李鸿章。容闳批评李鸿章“不曾挺身而出为学生说话，反而站到保守派一方，同意招回留学生。”

后来的研究者基本都沿袭了容闳的观点，无论是撰《剑桥晚清史》的西方汉学家还是大陆学者，在他们笔下，陈兰彬、吴嘉善卑鄙而自私，而李鸿章则首鼠两端。细按史料，这种说法颇值商榷。陈兰彬、吴嘉善并非顽固不化的人物，像吴嘉善还是个“精研数理”、撰有《算数二十一种》的数学家，从史料中也没有发现他们在道德上有多么严重的污点。而李鸿章在风波中的言行，置身异域的容闳哪能了解得十分真切呢?

以李鸿章的认识水平，他内心并不赞同将幼童全部撤回。光绪七年(1881年)正月，李鸿章还曾特地电告吴嘉善勿急于带幼童回国。同年二月，朝中撤回幼童的呼声甚高，他又函告总理衙门，说幼童“早岁出洋，其沾染洋习或所难免;子登(吴嘉善字“子登”)绳之过严，致滋凿柄，遂以为悉数可撤，未免近于固执”，认为“十年以来，用费已数十万，一旦付之东流，亦非政体”，并谓美前总统和驻华公使均函告留美学生颇有长进，“半途中辍殊属可惜“，建议幼童“已入大书院(大学)者可留美卒业，聪颖可成材者酌留若干，此外逐渐撤回”。我们只能说李鸿章面对保守派的巨大压力，不够坚决，硬要说他见风使舵无疑并不公正。

容闳先生不愧为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但与他对立的一面，如陈兰彬、吴嘉善，也并非就是卑污小人，双方的对立主要还是缘于思想观念的歧异。要而言之，在怎样改造中国使之尽快现代化的问题上，容闳主张“全盘西化”的路径，而在当时这纯属异端。其实，不仅是容闳不满的陈兰彬、吴嘉善、李鸿章，就是容闳景仰的曾国藩，在这个问题上恐怕也不会站在他的一边。

幼童归国后的命运

赴美120名幼童中，于1882年返华者计94名。其余或因犯规，或因品学欠佳，或因剪辫入教早已遣返，也有几位违令不归，而长居美国。

回到仿佛陌生的祖国，幼童们有点迷茫，也满怀期待，但很快就陷入了沮丧。

后来服务于中国外交界的幼童黄开甲，把他回国之初的遭遇，透露给了他在美国寄住的一位女士。信中说：

“人潮环绕，但却不见一个亲友。没有欢迎的微笑来接待我们这失望的一群。……到中国‘海关监督’办事处，却雇用独轮车来装载我们，行动真迟缓。我们还被暴露在惊奇、嘲笑的人群中，令人难堪。……为防我们逃脱，特由一队中国水兵押送我们去上海道台衙门后面的‘格致书院’。……这所书院关闭十年，当你踏进门槛，立刻霉气扑鼻，夜间，潮气由地上砖缝中冉冉升起，使我们衣衫尽湿。”

清廷关于是否撤回幼童曾经开展讨论，但对于撤回的幼童，怎样助其完成学业，及分配工作等事宜，却没有拟定任何办法。作为直隶总督，又在大兴实业急需人才的李鸿章，努力不让幼童埋没于官场，94名幼童中，头批21名送电信局学传电报，二三批学生中由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23名，其余50名安插于水师的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各处。但正如黄开甲所抱怨，这种“完全不按个人志趣及在美所学”的办法，伤了幼童们的心，他愤怒地质问：“这就是东西双方影响下，中国政府的‘进步政策’吗?”并强烈质疑清王朝的统治的合法性，认为其必须彻底改革，“才适合治理它的万千子民。”这里，“美国化”的影子显示出来了。

尽管有种种不如意，回国的幼童们还是绽放了他们的才华。在全体返国幼童中，日后诞生了国务总理1人，铁路局长3人，外交部长2人，铁路官员5人，公使2人，铁路专家6人，外交官12人，矿冶专家九人，海军元帅2人，海军军官14人……其中如中国自建铁路之先河的工程师詹天佑，一度出任民国总理的唐绍仪，促成美国退回部分庚子赔款的外交官梁诚，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等，都是赫赫赫有名的人物。

还有幼童为国家献出了生命。中日、中法两次海战中，7名服务于军中的幼童表现英勇，慷慨捐躯。美国驻华公使特地于1884年中法海战后，照会总理衙门，说“中法闽省之战，中国官兵均甚出力，其中尤为出力者，则系扬武船内由美国撤回之学生。……想该学生等出洋习业，曾有谓其惟务洋学，恐与中国事理，诸多未谙，难为有用之才。兹阅前因，足见深明大义，均能以死力报效，实为不负所学。”最后建议，“尚望贵国于幼童出洋一事，嗣后仍按时举办，将见人才辈出，贵国兴盛之基，自必蒸蒸日上矣。”但这时慈禧已借中法海战撤换全部军机大臣，政局的动荡，加上主持中枢者的缺乏眼光，留美计划终未恢复。

(本文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