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的贪战-六四后中共3次采购潮动机(图)

从1990年到现在的20多年来，中国对西方强国在三个阶段内进行了高频度的采购外交，分别是1990～1994年，1997～1999年，2004年至今。结合中国在上述三个时段中所处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们不难发现其背后的动机。（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4年01月29日讯】《真实的江泽民》第九章 贪战

第四节 日渐成熟的诱惑技巧 巨大的道德漏洞

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与西方民主国家由于政治体制截然不同，国家运作的模式也存在一个根本的区别：前者以维持中共政权为最高目的，一切政策都是为政治服务的，经济政策、外交政策等也是为了维持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中共为了其政治利益，可以牺牲其它任何利益。后者则相反，国家运作以为民众服务为中心，政府强调经济发展，其目的也是为了使民众过得更好，西方国家政治利益服务于民众利益、经济利益。

所以，从根本上讲，中共的经济、外交政策的出发点是为一己之私的，而非为其民众，甚至是损害民众利益的。和西方相比，中共的国家运作模式有一个巨大的道德漏洞。

九十年代，江泽民及中共在得到西方的经济输血后，在国内的执政合法性得到暂时的延续。随着钱包的日益增厚，中共逐渐获得了一项与西方进行交易的关键要素：资本与经济筹码。中共的外汇政策使其对这些资本享有绝对的控制权，同时中共又勿需对中国人民负责，这使其在与西方的资本家和政要的交易和外交谈判中可以随心所欲的利用这些资本，从经济利益上以“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诱惑和迫使其他国家就范。如果别的国家在利益面前不能坚守原则，不能认清中共在道德上的败坏，就陷入中共设下的套，放弃道德原则，作出损人利己的事情。

每当美国对华情绪趋于恶化时，中共的采购外交就及时跟进，通过大笔的订单对美国利益集团构成影响，进而通过它们的宣传和游说活动平抑民众情绪、对美国政府和国会施加压力，形成对中共有利的影响，达到对美经济外交的目的。

背后的动机

从1990年到现在的20多年来，中国对西方强国在三个阶段内进行了高频度的采购外交，分别是1990～1994年，1997～1999年，2004年至今。结合中国在上述三个时段中所处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们不难发现其背后的动机。

1989年后，中共因“六四”对学生和平民开枪而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联合经济制裁和外交封锁，一时间中国和西方大国间的高层互访和多种渠道的外交联结被迫中断。中共的采购外交在中共的危难之际承担起了“利益诱惑”角色，利用西方重利益的实用主义状态，达成外交上破冰重任。1990年，中国一次性购买了90亿美元的波音飞机。自1990年起连续5年，中国每年都会向美国派出至少一个大规模的采购团，以图“购买”足以促进了两国关系改善的货物。对欧洲，中国在1991年和1992年分别派出两个大型采购团进行采购，总额每年都达到10亿美元以上。中欧关系因而得到金钱的修补，中德、中法间分别在1992、1994年实现高层访问。1992年之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外交封锁逐步瓦解，这其中中国的采购外交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个采购外交的高频时段分布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1995、1996年的台湾海峡危机已经过去，而中国入世谈判进入最后阶段，美国是最重要的谈判对手，也是中国入世的最大障碍。稳步增长的对华贸易逆差构成美国朝野的关注焦点。因此，显示中国的诚意、安抚美国在贸易问题上的焦虑和抵触情绪则成了当时中共对美采购外交的基本目的。1998年是美国20年来唯一没有出现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双赤字的年份，但中国仍连续3年向美国送上了年均40亿美元的厚礼，冲淡了美国国内的反华氛围，得以加入世贸。

近年来，中国同各国间的采购外交进入第三个采购外交的高频阶段。一方面是由于中国自身经过外国经济输血得以好转，但更为直接的原因还是由中共“血汗工厂”的策略所导致的中国与西方国家间贸易顺差格局的长期化、稳定化与扩大化。中共通过采购外交来平抚由中美贸易顺差增长而带来的美国民众的反华情绪。所以中美采购外交频数及总额分布同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增长率之间存在着较高程度的相关性，且采购总额会伴随上一年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增长率的升降而相应增减。

策略技巧日渐成熟

经过10多年的实践，中共订单外交中的策略技巧日渐成熟，采购效用得到增强。这种提高首先体现在对时间的把握上：中国订单外交越来越注重通过延长采购外交的活动过程或是延长采购合同签订过程从而延长外交效用的作用时间，以增强影响力。早期的订单外交通常一次性集中采购，时间最长不过1个月，那时因为当时中共内外交困，需要急功近利的结果来解围。而近些年来则呈现为分批派团外出采购的方式。在首脑出访的前后一段时间内，按照采购类别分不同批次先后前往目标国实施采购，从开始到结束有时竟能达到半年之久。

以2003年为例，从2003年11月12日第一批飞机汽车采购团开始行动，到2004年1月13日最后一批电信采购团签署订单，先后有4个采购团分批赴美，前后共跨越两个月之久。值得注意的是在11月18日，美国政府突然宣布针对中国的针织布、晨浴衣、胸衣进口设置配额限制，而这一贸易纠纷恰好发生在中国采购团的采购周期内，因此中共政府便利用采购外交做出及时反应，暂时取消第二个大豆采购团的赴美采购。这样一来就给美国国内的农业市场造成很大压力，来自大豆、小麦主产州的多位美国国会议员，包括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达施勒和美国全球棉花有限公司的总裁哲宁甘在内，他们共同向小布什政府施压，最终促使美国政府做出让步，几周之后中国恢复大豆采购团的行程。

中共订单外交策略水平玩出花样的第二个方面体现在采购协议的签订方式上：避免直接签订大额协定，而是先签署框架协议、意向协议，在此后的领导人互访时最终签订合同。飞机采购单的签订通常采取的就是这种形式，从最初的有采购意向到最终签订合同通常要经过三四次的官方确认过程，前后时间可达两三年，而每一次确认都需要双方在外交和政治上共同制造良好氛围，这样就延长了中共控制两国关系的时间长度和订单外交的有效程度。

充分利用人类的贪婪

这样，江泽民开创的订单外交在对西方的外交中效果显著。中共通过订单外交迫使西方国家不能对中共采取强硬态度；同时也使得西方的一批政要和企业成为中共的支持者甚至是“促销员”。

由于中共对美国的大规模采购使美国企业受惠，美国商会、美中企业家理事会、美中贸易企业联合会等握有经济实力的财团组织参与的企业联盟积极为中共奔走。它们的游说努力确保了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国每年都延长其对华“正常贸易关系”。大型跨国公司对中共的帮助尤其突出，波音公司于1995年发起一项“对华贸易正常化计划”，以推动中美贸易关系长期稳定；它们还利用自己在地方上的影响力推动各州政府和议员出面支持同中国的贸易关系，相互之间甚至有分工和协调：波音公司负责华盛顿州和堪萨斯州，摩托罗拉公司负责得克萨斯州和伊利诺伊州。

1999年10月江泽民访问英国时，向英国献上了大约40亿美元合同的诱惑。随后，江泽民访问法国。法国总统希拉克在此之前已多次尝到了中共订单外交的甜头，于江到访前向中国驻法大使吴建民表示，既然中国对英国送了大礼，希望中国对法国也能有所表示，不然他不好向法国人民交代。

为安抚和寻求法国在国际事务上对中国的支持，江泽民拍板了中国和空中客机集团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的飞机购买谈判，作为访问法国的礼物。江并参观了法国的高速铁路，表现出对购买法国高铁技术和设备的兴趣。法国总统希拉克在记者招待会上兴高采烈的说：“江泽民已经作出了一项令我十分感激的决定：购买空中客车工业公司的8架Ａ—340大型飞机、20架Ａ—318和Ａ—319飞机。这是一笔价值150亿法郎的大买卖。”他接着说：“我向他说明了如果中国要购买法国的高速火车用于中国方面已计划兴建的北京—上海间的高速火车线路的好处。”江得到的回报是法国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支持。

希拉克在任上访问中国四次，每次均率大队商界高层代表团，每次都和中国签订大宗销售合同，以致于被媒体称为“超级推销员”。2004年10月希拉克访问中国时，除带来法国空军特技飞行队外，还率领了另一支“战斗编队”，即4位部长和52位法国工商企业老总。在短暂的4天中，中法双方迅速签下了近70亿欧元的合同，其中包括中国对法国空中客车集团26架飞机的订单，以及法国核能集团AREVA向在中国投标新核电站的项目。不仅如此，中共也有了机会在购买波音飞机或法国空中客车的决策中不断的同美国和法国玩上了外交订单游戏。因为大笔款项的诱惑，这样的游戏可以说是屡试屡爽。

中共也将这种利益诱惑拓展到了军事范围。美国国会中美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2011年度报告中报导，中国利用美国的退役将军来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报告指出，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组织（CAIFC）系解放军总政治部对外联络部的外围组织，支持成立了“三亚倡议”（The Sanya Initiative）。“三亚倡议”的美中退休将领交流活动会邀请退休的美国军官到中国参访。中国通过“皇家旅游”的方式，向这些美国特别访客提供在中国做生意或者合伙的机会。而这些退休军事人员将中国官方的文宣和政策信息传递给美国国会和五角大楼，并进行游说工作。

中共不光是利用贸易关系来改进与别国的关系，更是在订单外交上附加上自己的政治目的，如迫害人权等，让别的国家在获取利益时，直接成为中共的同盟者。

自江泽民起，中共将“用经济利益换取政治利益”的订单外交招数使用得炉火纯青，诱使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政治家、企业家、商会、游说客等为经济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人权原则、普世价值、社会道义、国际公益。这对国际社会道义原则和国际公益运作标准的破坏是十分危险的。虽然在短期内，人权的被剥夺主要发生在中国，还未波及到美国和欧洲，但从长期效果上看，“为利丧义”的短视行为正逐渐败坏着整个人类的道德观，最终必然会影响到西方社会的民主、自由、价值观和政治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