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我的文革恐怖之夜

2013-12-17 22:10 作者:章立凡 桌面版 正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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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2013年12月17日讯】恐怖之夜,走脱罗网 

1966年8月18日,按当今的说法,肯定是个商家"大顺大发"的开张吉日。当日老人家临时换上不合身的绿军装,神采奕奕地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小将的队伍,向全世界昭告"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张。

当女红卫兵宋彬彬幸福地为领袖戴上革命的红袖章时,老人家亲切地问她叫什么名字。当他得知是"彬彬有礼"的"彬"时,似不经意地说了一句:"要武嘛。"于是宋彬彬从此改名"宋要武",引为无上光荣.我的父亲章乃器是毛泽东在1957年钦点的"右派头子",我自然是没有跟着去山呼"万岁"的资格。据父亲分析,毛主席肯定要有出人意料的大动作。但这"动作"之快,是他没有料想到的。

我读书的清华附中是"红卫兵运动"的发祥地,老人家曾亲自写信,对"造反有理"表示热烈的支持。于是本校风光无限,成为全城红卫兵的"老大",改名"红卫兵战校"。

其后数日,全城处于"破四旧"的狂热之中。8月23日清华园内抄家和暴力事件已不时发生,本班红卫兵到老师家中"破四旧",回来还得意洋洋地说:有只很大的古董花瓶被他们打碎,王老师十分心疼云云。我见形势紧张,晚上偷偷跑到大学校园一个僻静的电话亭,与父亲通电话,得知家里也有红卫兵来贴大字报,但他说自己能够应付,并嘱咐我暂时不要回家。

8月24日晚上,清华大学校园里一片疯狂。前清大学士那桐题额的标志性建筑"清华园"门坊已被推倒,校领导刘冰、艾知生、何东昌及"大右派"钱伟长、黄万里等"牛鬼蛇神",被用皮带抽打着,在现场汗流满面地搬运砖石……。本校一对姐妹花的母亲,是一位蒙古王爷之后,人称"善格尔公主",在清华园一带拥有不少房产,也被披头散发地拖来批斗。有位中学女红卫兵,一路用皮带抽打一名"反动大学生"(据说其父是上海的基督教牧师),当有人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时,她理直气壮地回答:"是毛主席叫我打的!"这时我才明白,"要武"的暗示竟有如此大的威力。

当晚回到宿舍,里面空无一人,新置的蚊帐已被撕碎,床上铺着一张墨迹未干的大字报,将贱名打上红叉,责令:"反动分子狗崽子,滚蛋!快滚蛋!" 既然不受欢迎,于是收拾行李,遵命"滚蛋"。不料本校四门紧闭,未经"革委会"许可禁止出入,已成"关门打狗"之势。若不设法逃走,则皮肉之苦难于幸免。

我在运动初起时,曾勘测全校地形以防不测,发现校园围栏有一处不密,栏下有空间与校外小河相通。情急之下,于夜幕中钻出围栏,连淌两条小河,走上校园西侧的马路,刚好有一趟末班车经过,迅速登车远去。此时天降小雨,坐在车上,仔细品味着"惶惶然若丧家之犬"的滋味,不知进城之后,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我。

我不敢去灯草胡同章宅,便去了汪芝麻胡同母亲的住处(父母已分手多年),刚下公共汽车,便见一群红卫兵蜂拥而上,查问乘客"是什么出身"。走在黑夜的凄风苦雨之中,暗自庆幸"又逃过一劫"。回到家中,母亲告知本胡同的邻居张洁凤、傅毅茹、周康玉等几位小有资财的寡妇均已在抄家时被打死……

我将从宿舍带回的大字报和破蚊帐给母亲看,她很是不解,以为同学间何至于有如此仇恨,要我明天回学校,好好向大家解释一下。看来她对于严酷的"革命形势"还很木然。

当晚心中记挂着父亲的安危,一夜没有睡好。次日一早,决定按照母亲的意思,回学校看看。同时叮嘱母亲,探听一下父亲的情况。

回到校园碰见的第一个人,是本班的辅导员,一位高年级的工农子弟。此人一向很革命,将我视为另类。一照面就板起脸宣布:"从现在起,不许你随便走动!"快走到宿舍楼时,遇见一位本班同学,是革干子弟,曾与我一道给校领导贴过大字报,算是有过"战斗友情"的。他摇晃着一条皮带,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拿上这个,回去教训教训你爸。"我没有回宿舍,径直穿过操场,向教学楼走去。走到楼前时,见两位女红卫兵正在用皮带狠狠抽打门房周大爷。据说他曾是圆明园一带的地主,因家道败落,解放前就把地卖光了,后来便在学校当门房糊口。周大爷平日与世无争,好写几笔"精气神"之类的毛笔字,每逢冬至起九,便画上一幅"九九消寒图"挂在门房里,每日涂黑一个梅花瓣度日。他最大的乐趣无非是炖上一锅红烧肉,喝两口小酒。此时本班同学已经在楼上望见我,招呼着要我上楼,但声调中暗藏玄机。我见周大爷被打的惨状,知道上去不会有好果子吃,便没有进教学楼。

昨晚尚可钻栏而逸,此刻却是大白天,故技不可重施。于是鼓起勇气,大摇大摆地走向校园西侧的旁门。此处有一位高年级的红卫兵站岗,他迟疑了一下,将头偏过,任凭我大步流星地扬长而去。闯关成功,心情不亚于伍子胥过文昭关。

回家见到母亲,她已去过灯草胡同,父亲那里宅门洞开,外面邻居正在议论,说是"带走了,带走了"。由是判断,他已遭厄运,生死未卜。关于父亲九死一生的经历,已写入他的《七十自述》。

惨剧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每天发生,狂热的背后,是中国"明哲保身"的旁观者们特有的冷漠。疯狂持续了多日之后,革命的高烧开始减退,于是我又回了一趟学校。

在校园里,见到一位被指为"作风不正"的高年级女生,被剃成了"阴阳头"。走进教室,只见两位"出身不好"的女同学王淑瑛、孙淑绮也被"剃度",坐在角落的"另席"上,其他同学讪笑着跟我打招呼。问那位要我用皮带抽父亲的男同学,如当时我留在学校,是否也会遭到同等待遇?他笑着回答:"不会的,我们只想好好和你谈谈。"我冷笑一声道:"只怕未必。"。

此后得知,本校万邦儒、韩家鳌两位校长,在8月24日晚遭到毒打。8月26日晚,物理教师刘澍华在斗争会上被毒打后,从锅炉房的高烟囱向内跳下,他的两条腿骨插入体腔,尸体缩短了许多。同时高年级的"反动学生"如郑光召(郑义)、郑国行、徐经熊等,皆在被打之列。郑光召身强力壮,是本校高年级学习、体育"尖子学生",只因贴大字报保过校领导,被剥去上衣,光着膀子用皮带狠抽。他不服罪名,将一枚毛主席像章穿过皮肉,别在胸前,结果被打得肾脏出血。据老同学史铁生回忆,上述两位本班的女同学,也在被打之列。

"文革"结束多年后校友们聚会,同学们多为以往的伤害相互致歉(包括那位叫我用皮带抽父亲的同学),了却恩怨,重续友情。但孙淑绮同学从不露面,可见当年感情伤害之深。

万千惨景,一堆烂帐

从学校二次脱身后的几天里,我每日在街上毫无目的地乱走,大街上不时有满载抄家物资的卡车呼啸驶过。曾几次冲动想去找父亲,但一见到周围随处可见的暴力,便只有止步。直到半个月之后,才打听到父亲的下落,他被红卫兵押去参加吉祥戏院的"打人集会",是从那里出来的唯一生还者。

我见到不少老年"黑五类",被剃了"阴阳头",被红卫兵押送着"遣返"回乡。在西单的大街上,见到两名女红卫兵,用绳索套在一名五十多岁的妇女颈上,用皮带抽打着,象狗一样牵着走,那妇女身着的白短衫上,好几处用墨笔写着"反革命"……

我不知这名妇女能否话下来?但有人亲见,另一名被诬以"反革命"罪名的年轻女子,抱缚在柱子上用铜头皮带抽打脊背,此女一声不吭,拒绝诬服,直到贴身衬衫抽烂;于是有人提议抽"前面",遂被翻身反绑柱前,狠抽胸乳,没打几下,女子惨叫一声,立时断气。我认识的一位老人家的女儿,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本人又长得漂亮,同班的女红卫兵便专门用皮带抽她的脸……这些都属于性变态的虐行。

记得一本精神病学书上讲,特定环境下的人群,会在某种诱因下,引发集体精神失常现象,称之为"精神病流行"。当年闭关锁国的中国大陆,就类似这种发病环境,各种矛盾找不到宣泄的孔道,一旦被人诱导,便集体发狂,释放出心中的魔鬼,使全国成为恐怖的大疯人院。

前些年一位中共最高领袖的后代访问德国后对我说:"与经历过纳粹时代的老一辈谈起中国"文革",他们特别能理解。"红卫兵成为"文革"的第一批社会打手,就类似"冲锋队"。小将们是"无知者无畏",但充其量只是帮凶角色。北京和全国各地发生的普遍暴力,不是什么自发的"群众革命行动",各街道派出所都向红卫兵提供了本辖区的抄家对象名单。据《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披露的数字,从8月下旬到9月5日止,北京市共打死1772人。但社会暴力造成的大量自杀者,显然未被统计在内。

母亲所住胡同里,那位和善慈祥的傅毅茹老太太,家住独门四合院,热心邻里公益,曾被推选为街道主任。她年轻时应当是个美人,平日白发修齐,衣着整洁,保持着老年妇女的风度。老太太已故夫君是位旧时的小官僚,于是列入抄家名单,从褥垫下搜出短刀一把(我怀疑是有人栽赃),顿时罪在不赦,惨死于红卫兵的皮带之下。另一位周康玉女士也是独居小院,据说是天津名门周家的后裔,平日十分低调,但既属于"大资本家"眷属,自然在劫难逃,打成半死以后,挣扎着上了吊。

死者已矣,苟活者活罪难逃。大街小巷中,一下子平添了许多挂着黑牌扫街扫厕所的"牛鬼蛇神",其中许多是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太,我所见到的最高龄者,是一位已超过九十岁的老先生。印度和日本从事贱役的贱民们,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中,又增加了不少同类,街道卫生大为改善。

这条胡同是东城区财政局所在,该局临时成为抄家物资仓库之一。我曾见一对老态龙钟的夫妇,大约属于"小业主"阶层,推拉着老北京拣破烂用的四轮"地坦克",上载一堆破旧的生活用品,步履蹒跚地到财政局请求上缴,说是红卫兵命令送来的,但该局不收。问"哪儿能收?",答"自己问去。"于是又艰难地挪走。由是得知,某些抄家对象还要服"送货上门"的劳役。

抄家过后,北京的大小拍卖行里,堆满各种抄来的高档硬木家具(文物除外),以极低廉的价格出售,据说有识货者乘机购入,发了一笔小财。至于拣垃圾获得珠宝、黄金、银圆者,更大有人在。

某日母亲得到街道通知,每户发给小票一张,持票可购抄家物品一件。这属于"革命群众"待遇,她不敢不去。稍后带回一件三层的精巧食盒,说是周康玉家的,作价五毛。这件物品一直使人有杀人同谋的负罪感,只好当作那个荒唐年代的一件"文物",保存至今。

这场社会财富再分配,居民廉价分得的,只是几滴余沥,聊为封口之资罢了,真正的大头在国库那边。一个有宪法的泱泱东方大国,不靠发展生产力来增加社会财富,却靠制造"阶级斗争"来剥夺公民的私有财产,殆非为政之正道。

一言夺命,女童丧母

前面说到,母亲的几位邻居,在抄家时被红卫兵打死。其中最年轻的一位是张洁凤,她曾是美洲著名侨领司徒美堂的夫人。

现在的年轻人,很少知道这位司徒老人了,但在上个世纪的华人社会和洪门袍泽中,他是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与陈嘉庚先生齐名的华侨领袖。司徒先生原籍广东开平,早年到美国当劳工谋生。他身强力壮,为人豪侠仗义,逐渐成为美洲洪门的"致公堂"的掌门人之一。国父孙中山先生早年在美国从事革命活动,得到司徒先生从组织到资金的支持,孙先生还担任了"致公堂"的"红棍"(相当于执法者)。因此老先生的革命资历,至少与国父是同一辈分。

司徒老人身为革命大老,反对小辈蒋介石的独裁,故受到毛泽东的礼遇。他曾作为美洲华侨代表,参加新政协和开国大典,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等要职。1955年老人逝世时,廖承志致悼词,周恩来、林伯渠扶灵,备极哀荣。

张洁凤也是广东人,但不是老人的原配。据说她曾是一名贴身使女,属于苦出身,后来收房成为夫人。老先生逝世时她还很年轻,年方三十左右,文化不高,人长得小巧玲珑。她享受着国家对知名人士遗孀的待遇,每月有七十多元的生活补贴,与她家原先的警卫员同住在一个小宅院里。

一位年轻孀妇,自然有再嫁的权利。于是她不时参加一些舞会之类的交际活动,以选择未来的生活伴侣。记得那时经常与她结伴前往的,有一位林光明女士(又名林妹殊,即前些年大名鼎鼎的气功师郭林),以及母亲的老同学黄瑞华(黄绍竑前妻)。后来张女士终于觅得意中人,是一位在云南工作的工程师。

老先生没留下多少遗产,张洁凤作为知名人士遗孀,如果再婚,就意味着必须放弃国家的生活补贴,这是一件很艰难的事。于是张女士采取变通办法,到云南与工程师秘密结婚,生下一名可爱的女婴后,带回北京生活,对外说是抱养的。

"寡妇门前是非多",至少那位前警卫员一家是瞒不过的。内情逐渐透露出来,于是街坊四邻对她的"生活作风"开始有所议论。如今自由开放的少男少女们,恐怕无法理解在那个禁锢人欲的年代,一位顶着"知名人士遗孀"名分的女子守节之艰难。这爱和被爱的权利,对于张洁凤竟是致命的。

抄家一开始,街道便招来红卫兵,诬称张洁凤是"坏分子",剃阴阳头、抄家、批斗,厄运一下子降临到无助的女人头上。她被扯开双臂悬吊在房梁上,轮番用皮带抽打……张洁凤很快奄奄一息,哀求看在年幼的女儿面上,饶她一命。但在场民警对红卫兵示意:"革命哪有不流血的?"于是再遭暴打,当即撒手人寰,撇下年仅六岁的小女儿。

小女孩成为无母的幼雏,孤苦伶仃地靠邻居的一点施舍活着。有时她在胡同里遇见我,照例会叫一声"小东哥哥",但我所能给予的,仅仅是抚摩一下稀黄的头发,安慰两句。我没有随身带食物的习惯,也没有钱。

在那个荒唐的年代,"黑五类"中最荒唐的品种,莫过于"坏分子"。这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任何不为体制或世俗所容,而又无法扣上地、富、反、右"帽子"的人,都可以被划为"坏分子",是一种"百搭"身份。而张洁凤从未被戴上过任何"帽子",只因过得比别人幸福了一丁点儿,就招来杀身之祸。

终于有一天,我在胡同里见到心酸一幕:那位头发花白的工程师从云南赶来,牵着女孩的手,各人手里拎着一个小包袱,蹒跚着沿胡同向大街走去,准备离开这块伤心之地。远远跟在后面监视的,是街道上的几位"小脚侦缉队"。

女孩望见我,又令人心碎地叫了一声"小东哥哥",我心中百感交集,望了望虎视眈眈的街道干部,欲言又至,保持着距离慢慢前行。这是我走得最长的一段路。拐出胡同时,趁"小脚侦缉队"看不见的空挡,我迅速上前,将所知张洁凤惨死真相,对女孩的父亲叙述了一遍。此时街道干部又跟了上来,警惕地注视着,我无言地目送父女俩上了无轨电车。

一年后工程师携女儿从云南来看我和母亲。据他说,家难发生后,接到司徒家的亲戚(著名画家司徒乔之弟妇)来信,方赶来接走女儿。这次是专程来解决遗留问题,他已经找到了当年的红卫兵、民警以及有关单位,但问题没有解决。

"文革"结束后,某日我接到一名女孩的来信,说她和爸爸到了北京,约在北海公园前门见面。我一时竟搞不清来信人是谁,如约前往,方知是张洁凤的女儿和丈夫。女孩已长成少女,大人则更加苍老。劫后重逢,望着相依为命活到如今的一老一小,如同恶梦醒来,良久竟相对无语。

得知张洁凤仍未落实政策,我帮忙出了些主意,起草书信向统战部和侨务部门申诉。张洁凤毕竟是知名人士眷属,终于发还财产、配给住房,给女孩安排了工作。父女从此定居北京,但死者永远不能复生。

张洁凤在海外洪门中,肯定够得上"祖师奶"级的辈分,敢于冒犯她的人,难免不落个装进麻袋、沉到水底"种荷花"的下场。她选择留在中国大陆,做一名幸福的普通女人,然而伟大时代竟不容热爱生活的小女子活下去,她为爱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我不知道,那些置人死地的民警、街道干部和红卫兵们,今生能否摆脱良心的折磨?我无法想象,一名眼看着母亲被活活打死的六岁女孩,心灵上创伤能否愈合?我很想知道,张洁凤弥留之际,想对至亲至爱的女儿和丈夫说些什么?

母女携手,化蝶双飞

母亲当年在中国公学读书的时候,有几位要好的女同学,其中一位名叫张为璇,我称她为张阿姨,她的女儿刘小迁,是我幼年的玩伴。张阿姨戴着一副厚厚的深度近视眼镜,是一位胖胖的、和蔼可亲的知识妇女,一口吴侬软语。她也是个普通人,但其父张一麐却大大有名。

张老先生曾是袁世凯的重要幕僚,但因反对袁氏称帝,几与袁氏割席,被从大总统府秘书兼政事堂机要局长的职务上调离。晚年老先生定居苏州,父亲因"七君子案"被捕入狱后在苏州关押,他与李根源、陶家瑶等苏州耆宿,都曾予以声援和关照。"七君子"出狱时,老先生也是保人之一。"八一三事变"后,他与李根源、马相伯等组织"老子军",誓死抗敌。抗战期间他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素以持论公正著称,受到周恩来的尊敬。

张阿姨家道殷实,夫君刘先生是一位工程师。女儿刘小迁是个白白净净的小姑娘,小我一岁,曾与我在幼儿园同学,常在一起玩"过家家"游戏,我当"爸爸",她当"妈妈",女儿自然是洋娃娃。小孩子还不懂得"家庭"是怎么回事,有一次到张阿姨家玩,我曾正式宣布将来要与小迁妹妹结婚,被母亲当场训斥,闹了个大红脸。

后来刘先生工作调动到邯郸,而北京市要将"复杂分子"通通清走,将伟大首都搞成"水晶城",不允许张阿姨继续居留。于是她听从我母亲的建议,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母女获准移居苏州老家。小迁那时已是个身材高挑的少女,走后我再也没见过她。

张阿姨与母亲保持着通讯联系,"文革"爆发后,人人自顾不暇,音问中断。不久伟大领袖支持革命师生搞"大串联",我因为"出身"不好,一直拖到1966年11月,才到学校"革委会"开出一份介绍信,揣上父亲给的二十元钱,挤上比沙丁鱼罐头还要憋闷的火车南下。

行前父亲要我去一下苏州,看望他的老朋友周瘦鹃;母亲则嘱咐一定要去看张阿姨,然后到上海看望舅舅以及她的另外两位同学。
在苏州下车,住进"革命师生接待站"后,立即梳洗一翻,准备去张阿姨家。我那时已处在模模糊糊的青春萌动期,想起马上要见到小迁妹妹,不知她如今出落成何等俏模样,心情多少有些兴奋。

张阿姨家原住在苏州城内吴殿直巷,老宅早已易主。她给母亲的信,都注明"苏州富郎中巷××号顾乃文转",顾氏为当地名医,与张家是世交,张阿姨回乡定居,便成为顾家房客。到达观前街附近的富郎中巷时,天色已晚,我立在一座黑漆大门前怔住了--门上贴着红卫兵的大封条。

不得已向路旁一位小姑娘打听,孰料她竟嗲声嗲气爆出一条惊人信息:"顾--乃--文?--他死嘞!"我心知不好,赶快解释是找顾家房客。经一位好心邻居指点,我在附近的一座破院子里找到了张阿姨,但不见小迁,据说是随学校参加学农劳动去了。

顾氏为姑苏世家,宅第中亭台楼阁,曲径回廊,当然是抄家的重点对象。他不堪斗打侮辱,跳楼自杀了。张阿姨虽是房客,但因为家中陈设讲究,又是名人之后,连带着也遭抄没,如今已是家徒四壁。张阿姨做了蛋炒饭给我充饥。她现在全靠丈夫寄来的工资,维持母女生活。谈起北京家中情况,我据实相告,她说人活着就好。张阿姨谈吐乐观,我觉得可以放心向母亲复命了,不过没能见到小迁,心中多少有些惆怅。

我在苏州只打听到周瘦鹃被抄家,后来才得知这位鸳鸯蝴蝶派作家兼盆景名家,当红卫兵摧毁了他呕心沥血培育的盆景之后,便殉了那些至美灵物,在自家花园投井自尽,落了个"人琴俱亡"的结局。

上海的舅舅平安,但母亲的两位同学皆遭抄家。行至杭州,"革命师生接待站"设在"南屏晚钟"的净慈佛院大殿里,庄严佛像已荡然无存,仅发现一尊雕工精美的汉白玉观音,横倒在后院的山坡上,但已经没有了头。接待站的伙食很好,但每天烧饭的燃料,是一箩筐接一箩筐的佛经雕版……。到南昌后我无心再走,折回首都。

张阿姨与母亲的通讯时断时续,到了"清理阶级队伍"的1968年,突然消息全无。母亲得到一个不确切的传闻:张阿姨和小迁一同上吊自杀,但始终不肯相信。她们既不是"黑五类"更不是当权派,没有必死的理由。

"文革"结束后,人们开始寻找在浩劫中下落不明的亲友。我在董竹君、许宝骙两位前辈的热心帮助下,辗转找到了张阿姨在北京的弟妇。当向这位老太太说起我母亲是张为璇的同学时,她平静地回答:"我还记得令堂,可惜为璇早已不在人世了。"这本是我心中预料的答案,但还不甘心,又问小迁妹妹下落。老太太一下子痛哭失声:"为璇把她也带走了!"原来"清理阶级队伍"时,刘先生被圈禁审查, 工资被扣,音讯全无。张阿姨生活来源顿时断绝,这意味着将失去最后的自尊。她不能过那种四下哀求"嗟来之食"的生活,毅然带着爱女走上不归路。待到刘先生解除审查,已经家破人亡。

与周瘦鹃先生一样,张阿姨属于那种极有教养、斯文安逸的苏州人,一辈子从未伤害过任何人,也禁不起任何伤害。母女两代闺秀,象两件洁白细薄的精巧瓷器,任何震动都可能是致命的。我这位儿时玩伴,十七岁的花季少女,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牵着母亲的手,象蝴蝶一样从这个疯狂的世界上悄悄飞走,消失得无影无踪。她比我晚一年来到这个世界,但生活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除了亲友的哀痛之外,甚至没有给社会留下任何记忆。

多年来一直想不明白,是什么样的母亲,能忍心让女儿殉葬?我不敢想象当晚母女相对投缳的细节。今天忽然醒悟:"质本洁来还洁去",是女儿自愿选择追随母亲,保持做人的尊严。

行文至此,悲泣不能自抑……

所有这一切,都是以一场"大革命"的名义进行的。

法国大革命的殉难者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名义而 行!"将"自由"换成"革命",有什么区别吗?

鲁迅笔下的狂人,从千年礼教的煌煌典籍之中,"仁义道德"的字缝之间,好不容易解读出"吃人"二字。那场"光焰无际"思想照耀下的"大革命",省却了无数繁文缛节,直接张开血盆大口,不但当场吞噬活人,更吞下一代人心。

我不断忏悔曾经对师长的伤害,我不再记恨任何无知者的伤害。人们可以相互原谅以往,但历史从未宽恕过任何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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