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上反弹激烈习近平让步 三角联盟正式成形(图)

【看中国2013年11月27日讯】中共18届三中全会经过四天的争论,到闭幕时仍未有达成结果,在习李最后做出让步之后,出台了“目标清晰,路线图混乱”的《决定》。中南海大幅提升国家安全委员会、改革领导小组和中纪委的权力,使得中共正式进入“铁三角”局面。

中共18届三中全会最重要的目标,是为未来十年的中国改革推出设计蓝图。由于各利益集团冲突激烈,最后形成的《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称《决定》),实际上是各方妥协讨价还价的一个结果。习李王虽然推出了明确的目标,却缺乏切实可行的路线图。

习李游说地方不成

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北京下发省部级的文件草案引发了很多争论(详情请看本刊345期《三中全会改革内容曝光》)。为了说服地方大员,习李二人分别去了湖南和黑龙江。三中全会召开前几天,湖南省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布署省内工作,其中重点是遵照习近平指示“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其时,三中全会尚未召开,精神也尚未形成,可见习近平去湖南是事先招呼,以免反弹过烈。

同时,在三中全会举行之际,三百多名非中央委员的省部级官员被集中到中央党校“培训”,而且被规定不得外出和串门。显示习李对三中全会推出的改革心中没谱,自信心不足。

据北京的消息人士向《新纪元》透露,三中全会首日,习近平做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但在随后的讨论中,出现了罕有的沉闷局面。但这种沉闷只是风雨前的缄默,随后各地高官的反弹,出乎习、李、王三人的意料之外。

消息说,三中全会经过四天的争论,到闭幕时仍未有达成结果,导致中央《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推迟了三天公布。由于三中全会公报公布会议“一致通过”该决定,北京最高层认为再迟公布将造成不良后果,因此习、李最后做出了让步。这使得三中全会的改革成了夹生饭。最明显的迹象,按照北京某智库一位智囊的话说,是“目标清晰,路线图混乱”。

法院独立审判打折扣

按照北京原有的设想,将以重新划分事权的方式,把法院系统脱离地方政府,全面交由中南海通过最高院管理,实现审判独立。事实上,《公报》和《决定》都强调法院“独立”审判案件,这在以前从未有过,但此一方案受到很大反对。

来自北京的消息说,在最后阶段北京做出让步,法院从北京管变成了省管。

《决定》中第32条,“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

北京的那位智囊表示,有中央委员在三中全会上拿出数据,指中国司法冤假错案主要由县市政府干扰低级和中级法院审判造成,因此对北京接管全国法院的做法提出质疑,并获得了较多认可。最终,在司法改革的这项调整中,实际只剥夺了市县政府的法院和检察院的管辖权,由省高院和司法厅进行人财物统一管理,落实和市县的“行政区划分离”的司法管辖。

另一方面,《决定》公布废止劳教制度,但违法行为矫治却没有规定必须由法院裁决决定,等于为地方政府和公安机关开了一个“后门”。北京一位著名法学专家介绍说,劳教有明确的规定,比如最高两年,但行为矫治没有相关的规定,某些省份把人强制关押在法制教育中心内长达六、七年,对公民个人权利侵害比劳教更为严重。如果地方政府和公安机关滥用矫治中心,造成的损害或许超过劳教制度。

中纪委权力大增

三中全会最大的胜利者是王岐山

来自北京的消息说,这是因为几乎少有人敢于和王岐山叫板对抗,显示王岐山“治标”确实治出了威风。


三中全会最大的胜利者是王岐山。(Getty Images)

在《决定》中,中纪委的权力获得大大增加。第一,中央部委纪委脱离本部党组管辖,纪委由中纪委直接委派任命,并直接向中纪委负责。第二,省级以下纪委实行双重管理,纪委主要官员提名和任命,不再由本级党委进行,而是由“上级组织”进行。

在这个新的设置中,中纪委成为部分“孤悬”在党委系统之外的半独立体系。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本刊在345期曾做出过详细的独家报导。相比之下,三中全会的《决定》也做出了明显让步。原来计划的中纪委和监察局从政府部门中独立实行单独的垂直管理,变成了大半个的独立管理。省级之下的中纪委和监察局并未全部独立。

但即使是省级党委和政府之下的纪委书记和监察局负责人,其提名和任命都不再由同级省委提名。双重管理的名义之下,实际上成为中纪委的天下。

强行推动农村土地进入市场

三中全会的《决定》完全依照原先计划的,是实行城乡一元化发展策略,其中推动农村土地进入流转市场,是李克强强行的。

北京的消息人士说,农村土地入流转市场,其实受到的挑战最大。这个也很好理解,因为土地财政为各地经济利益之所在。过去地方政府通过强征土地,大吃土地差价,不但造成土地开发混乱和浪费,也对中国日渐严重的官民对立负有直接的责任。

李克强的这个设想,是通过农村土地从资源属性到资本属性的变更,使农村居民更大程度分享经济发展成果,也希望通过这一改革,使得中国农村居民获得继续发展的后力。比如通过农村土地转让、出租、抵押、入股,使得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居民可顺利变成市民,也让他们有了创业的资本。

在《决定》的设计中,农村土地分为两类,一类是宅基地,第二是农林用地,都可以直接进入市场。然而这个“新土改”和城市住宅土地存在同样的土地产权问题。中国城市新建房屋土地归属国有,买家的使用权70年,70年之后如何处理没有明确规定。而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这个集体所有是“家庭股份”还是“个人股份”?承包地转让是转让一个承包期还是多个承包期?宅基地转让购买者的土地使用年限如何确定?都将是未来农村土地进入市场的一大问题。

三中全会之前,北京某智库曾提出过这个问题,而且也提出担心,地方政府通过地方国有房地产企业的运作,利用土地用途转变的方式,同样可以把农村土地增值利益囊入自己口袋。

消息说,北京最后的决定是先易后难,出现问题再伺机解决,“不能让细节阻碍总体规划”,因此才有农村土地进入市场的明确目标。

铁三角正式形成

本来,三中全会最重要的一个议题是重新改革分税制和中央地方财政关系。但此一点争议巨大,以致最后难以达成具体方案。“最后连‘营改增’都谈不拢。”北京一位知情者分析说:“谁拿什么税?如何转移支付?财权事权如何配合?这些具体问题最后都没有进入《决定》,只有一个大致的目标,路线图完全没有。”

不过,他也认为,对中南海来说,只要形成目标,然后掌握了执行机构,以后可以一步一步实现。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正是这样的一个具体部门,其取代发改委,功能有可能比原体改委和中央计委更强大。

国家安全委员会、改革领导小组和中纪委的权力大幅提升,使得中共正式进入“铁三角”局面,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各掌一角。此三角若默契配合,未来北京或可推动新政策,但变数仍然极大。

改革成效不看好

清华大学一位知名教授对《新纪元》表示,中南海三中全会的改革属于“微调”,最高层刻意避开“政改”的说法,“把一些政改的实质内容分散在政府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当中”。

这位教授提到的,是政府和社会关系的改革。《决定》中有培育社会组织自治的提法,也有政府不直接管理社会组织的说法。不过他也认为,这种“偷偷摸摸”的做法,虽然有效避免了党内争论,但却难以凝聚全社会共识,使得本来具有突破性的改革变成“党内游戏”。

美国中国问题观察人士石藏山也认为,《决定》虽然明确表示政府退出一般社会管理,但“党”没有退出。各类社会组织和行业协会和社区组织,都仍然会有中共党组织的存在,最后将很可能形成一个“党管社会”的局面,结果是回到80年代之前党政不分的局面。

三中全会虽然推出多项改革,但大多属于技术调整范畴,并未对根本的制度性问题有所触及。石藏山认为,中国的进一步改革有两大阻碍,一是缺乏权威,二是缺乏共识。对后者而言,北京需要一个能够造成普遍轰动的事件来凝聚共识,比如邓小平的全面否定文革和平反冤假错案,或者是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透明化。微调改革有动静小的优势,却有难聚共识的劣势。

他分析说,专制体制的共性是前期皇帝说了算,后期体制说了算,这是专制体制改革困难之所在。而北京的改革不从体制下手,最后难以逃脱被官僚体制摧毁的命运,过去两千多年中国历史上前车之鉴比比皆是,因此他不看好三中全会的改革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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