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中共逃脱大劫的国民党叛将结局
【看中国2013年11月12日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意图扩张的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在国民党虽因国难当头而党争渐息，粤乱渐平之际，中共却叠生叛乱，公开叛国，非但乘机建立“国中之国”以附苏俄，以乱祖国，所建乡村俄属“苏维埃”政权，更已扩张至豫、鄂、皖、赣、湘五省。蒋介石遂在1932年6月正式宣布了“安内攘外”的国策。
事实上，早在正式宣布“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之前，国民党对作乱的中共的围剿就已进行了三次，皆因各种原因失败或中止。1933年1月1日，蒋介石亲自坐镇督师，发动了对中共的历时121天的第四次围剿，但因日军攻击长城各口，国军中止。1933年10月17日，蒋介石总结了前四次围剿的经验和教训，针对中共军队的特点和长处，确定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原则，同时以碉堡群和公路网对苏区构成严密的封锁，使中共红军在前几次反围剿中的游击战术无法适用，从而导致中共不得不选择了逃亡之路。
令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其在庐山召开的秘密军事会议内容，包括兵力部署、进攻路线、战斗序列等悉数为中共获知，而出卖这个情报的正是时任江西第四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的莫雄。
莫雄，1891年出生在广东。1907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参加过黄花岗起义、护国讨袁、讨伐陈炯明等战争，历任团长、粤军少将旅长和中将师长，在国民党中被称作“莫大哥”。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夺取了粤军的领导权，并将亲中共的莫雄师缴械。莫雄逃亡澳门。
事实上，早在广州革命时期，因孙中山实行“联俄容共”政策，不少中共党员加入了国民党，莫雄也因此结识了中共的周恩来、叶剑英等人。中共在国民党清党、武装暴动失败后，转入地下和农村活动。此时，中共将莫雄列入重点统战对像名单，并派人与其经常联系。在中共的影响和误导下，莫雄“才明白原来共产主义乃是更具体地体现了孙先生亲自倡导的三民主义，实现共产党的纲领，也就是实现了孙先生的三民主义的惟一途径”。1930年，他提出加入中共，但“特科”领导人李克农的意见是：“组织上认为你在国民党中资格老、社交广，为方便工作起见，以暂不参加为宜。”虽然没有加入中共，但此时的莫雄已心向中共无疑。
1933年，莫雄赴南昌，找到昔日的老朋友、时任蒋介石南昌行营秘书长的杨永泰，述说自己失业多时，生计艰难，请杨帮忙安排个工作，杨永泰慷慨应诺。在其推荐下，莫雄出任江西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和德安县长。他拿着委任状返回上海，找到中共地下党汇报，并郑重说：“假如你们信得过我，请你们派共产党员与我一同干，我当司令，你们当部下，他要剿共，我要剿蒋。”中共非常高兴。1934年3月，莫雄负责的江西省第四区剿共保安司令部及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德安县政府的班子在中共的安排下挂牌成立了，班子成员共90人，其中大部份是中共党员。
中共除了派人在莫雄手下工作外，还通过其介绍一些党员打入国民党高级特务训练班，并介绍10人道蒋介石的南昌行营工作。行署在南昌的办事处，也成了中共的交通站，莫雄和中共在蒋介石的身边开始秘密搜集情报。
德安地区原本是中共活跃的区域，但为了配合莫雄工作，使其取得蒋介石的信任，中共停止了公开的活动，造成了“共匪”踪迹消失的假象。莫雄因此被蒋介石评为考绩第一，还赢得了蒋的通报表扬。
1933年9月，蒋介石动用100万大军准备对江西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此次，蒋听从了德国军事专家的建议，采取了“铁桶合围计划”，步步为营，分进合击，铁壁合围。蒋介石曾充满信心地说：“剿共大业，毕其功于此役!”可以想见，如果这个计划得以彻底实施，就不会有中共今日的兴风作浪。
然而，让蒋介石没想到的是，得到蒋信任的莫雄在参加完军事会议后，将该计划全盘透露给了中共。这份情报迫使毛马上做出了突围逃跑的决定。这次突然的逃跑是一场没有计划、没有准备、没有动员、没有目的地的匆忙行动，根本也不是什么北上抗日，所谓的长征不过是后来中共对此所作的美化。侥幸逃脱的毛后来曾心有余悸地说：“搞情报的同志是有功劳的呀！”可以说，正是莫雄的这份情报，使中共逃脱了一次大劫。
当蒋介石闻听中共主力逃跑的消息后，十分生气，立即下令追查泄密者，但并没有怀疑到莫雄身上。反而莫雄在1935年3月被任命为贵州毕节行署督查专员兼保安司令，目的是清剿当地七八千中共红军伤病员，并指定中央军六十三师归其指挥。莫雄及时将消息汇报给中共，中共在中央军清剿前，将伤病员全部转移。
此外，莫雄还有意率部避让，使贺龙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在三面受敌的危急情形下安然脱险，并不费一枪一弹进驻毕节城，在城里休整了半个多月。在中统情报人员将这个情况报告给蒋介石后，莫雄以“通共”等罪名被捕，后在杨永泰、张发奎、薛岳、陈诚等人保释下出狱。
1938年8月，莫雄被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任命为南雄县长，他设法释放囚于南雄狱中的红军、群众数百人，其中数十名为中共重要干部；他还领导组建了后来的东江纵队等。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10月，莫雄调任英德县长，1948年升任广东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兼清剿司令。在此期间，他将枪支弹药等急需物资无偿送给当地中共游击队，而对国民党的“清剿”命令却拖延不办。
莫雄的通共活动，不断被上报。1949年，曾担保过他的国民党将领薛岳也怀疑莫雄是中共党员，兼任广州警备司令的军长胡长青也发出了“莫雄是北江之匪首，格杀勿论”的命令。莫雄得知后逃往香港。
中共窃取大陆政权后，毛让叶剑英邀请莫雄回大陆。莫雄回大陆后，先是被任命为北江治安委员会主任，后调任广东参事室任参事。1951年土改、镇反时，他被当作“反动官僚地主恶霸”逮捕，并被陶铸批准“枪决”，后被叶剑英阻拦。
1956年9月，已身为上将的李克农派人接莫雄进京观看中共庆典。叶剑英再次赞扬其为中共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让中共逃脱大劫的国民党叛将，在1957年反右运动时，差点被定为右派份子；在文革中，他则以“中南第一大特务”的罪名被关押批斗，劳改、批斗、游街，一次一次审查交待，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文革结束后，莫雄被落实了政策，并再一次受到叶剑英的接见。不知悔悟的他对中共为自己“平反”感恩戴德，还提交了入党申请书。不过，他在1980年2月12日离世时，中共依然没有接纳他，而且头上仍然戴着“反动官僚”的大帽子。背叛了国民党、拯救了中共却不被中共待见的莫雄，应该埋怨谁呢？
附注：参见《人民政协报》2011年5月5日发表的由莫栋梁（莫雄之子）、项小米（项与年之孙）联合署名的文章《蒋介石“铁桶围剿”计划外泄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