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中国的富裕为何令人不安？
【看中国2013年11月08日讯】傍大款、豆腐渣工程、关系网、江湖这些日常的词汇，甚至让西方人摸不着头脑的口头禅，如“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竟出现在一位外国学者的专著中。上述词汇几乎都与当今中国人的道德水准有关，它们深入到国人的灵魂深处。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国取得了一定成就。然而，伴随着人均财富的增加，不少中国人的道德水准不仅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相反还出现了道德滑坡的费解情景。难道在迈向富裕的路上，我们一定要以牺牲道德为代价吗？经济增长和道德二者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上述问题无疑是重要的，也是困扰不少中国学者的一个话题。最近，美国学者约翰•奥斯博格（John Osburg）描述了一幅当今中国人的道德画卷，为我们反思经济建设和道德水准的关系提供了新鲜的素材。
奥斯博格长期关注中国问题。自从1997年首次踏上中国国土，便一发不可收。不仅以中国为题在芝加哥大学完成了博士论文，还娶了一位中国太太，对中国问题的关心和了解自然不在话下。
奥斯博格的新书《令人不安的富裕：中国新晋富豪们的金钱、道德和社会关系》（Anxious Wealth: Money, Morality, and Social Networks Among China's New Elite），让我们一窥中国富豪们的生活方式，书中充斥着大量描写中国富裕阶层价值观以及消费习惯的文字, 还对毛时代结束以来正在变得更糟的男女关系和道德水准进行了刻画，特别描述了金钱和物质财富对普通中国人在爱情和情感世界方面的影响，尤其在社会和婚姻交往中。
或许只需列出该书出现的一些词汇，我们便知道这是本怎样的书。“傍大款”、“包二奶”、“第三者”、“富婆”、“吃青春饭”、“豆腐渣工程”、“关系网”、“黑社会”和“江湖”等等这些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词汇，甚至一些让西方人摸不着头脑的口头禅，如“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竟也出现在一位外国学者的专著中。这吊足了我们的兴趣，因为我们想知道外国人是如何使用这些词汇的，它们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社会问题。
可以说，上述词汇几乎都与当今中国人的道德水准有关，它们深入到国人的灵魂深处，折射出普通中国人在社会变迁中出现的种种精神问题，描绘出国人面临生活境遇挑战时所遭遇的焦虑和道德困境。
奥斯博格关注市场经济与文化价值、情感和道德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2003至2006年，他在西南地区对富裕的企业家们进行过实地调研，对中国社会关系网的形成和建立进行了深入研究，尤其对商人和政府官员之间的交往和交易进行了探讨。
我们知道，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启改革征程以来，中国企业家和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在国内商业圈子和政治舞台等诸多领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施加着越来越显著的影响。这类关系往往能够规避现行法律的制约，以一种常人难以观察到的形式存在，且对于商业成功起着巨大的影响。正如奥斯博格所强调的，这类关系网其实是以一种非正式伦理规范（moral code）的方式存在和体现的。这就意味着，它们几乎无法复制和模仿，尽管它们本质上都与钱权交易难脱干系。或许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不少中国企业家的成功故事中，神秘性往往超越了趣味性。
从研究者的角度看，经济发展和道德水平的关系非常复杂，研究起来颇有难度。这主要是因为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很难进行量化。相对而言，经济发展方面的指标较全，也较完备。不过，我们的主观感受仍是可以借鉴的。我们能够感知一个社会道德水平的变化，如果时间足够长，视角足够广阔，相信多数人都会认同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准确实呈现出下滑的趋势。
例如，在多数中国人钱包逐渐鼓起来的同时，生活在中国城市的人们日益发现蓝天越来越少，空气越来越污浊，包括牛奶在内的食品掺杂使假现象更令不少人在生存问题上开始费神。可以说，无论是雾霾天数的增加，还是食品安全问题的出现，很大程度上都与人们的道德失准有关，因为环境污染大都是一些工厂违法排放所致，而食品问题更是不良商贩有意为之的违法行为，让这些经营者身上流着道德的血液几乎成为一种奢望。
这本书在提到外国优良的自然环境时，做了一个有趣的对比。如提到加拿大“好山好水好无聊”，而中国则是“好脏好乱好快乐”。这让人想到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窘境。在中国快乐，只是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家，在家自然舒服。这里有我们的父母、家人和朋友，还有中国人最看重的关系网，这些东西无法搬到外国去，难以割舍。
其实，中国传统思想可以为我们理解物质生活和道德的关系提供指南。先哲们认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尽管多数富裕起来的社会群体大都凭借合法的手段取得了财富，但不容否认的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经济生活中确实出现了大量法律未做明确规定的盲区，一些人利用了法律的空白、打了法律的擦边球而率先致富，另一部分群体凭仗特殊的地位攫取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更有甚者，一些腐败官员不惜突破道德底线，为金钱和安逸无法无天、利令智昏。从这样一个角度，我们或许很容易认同奥斯博格的观点: 一些中国人富裕了，但他们致富的过程缺乏正当性，他们致富的方式令人不安，即使他们自身感到心安理得。
那么，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中国人的道德水平出现下滑呢？这无疑是一个可以大书特书的题目。但无论怎样的解释和什么样的原因，有一个是绕不开的，也是根本的，那就是迄今中共统治下的中国社会，早已失去了一套深得人心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这套体系不仅是调节人与人关系的准则，也是刻画道德水平的基准和尺度。
在传统中国文化中，道德其实被置于非常高的位置。例如，管仲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里的“仓廪”和“衣食”都属物质层面的东西，可由经济发展来带动，而“荣辱”和“礼节”则属道德范畴。上述这句广为人知的话语描述了人们收入水平提升，道德水平也相应提高的情形。不过，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却使得管仲的主张难以成立，因为收入水平的增加并未推动道德水平的提升。
其实，管仲还有所谓“四维”论，认为“礼、义、廉、耻”是一个国家得以维系的精神支柱，若 “四维不张，国乃死亡”。由此可见，道德水平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享有的地位，不仅远高于物质条件的存在，而且还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用通俗的话说就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都非常重要，不可偏废。这或许是奥斯博格让我们展开的有益联想：到底是谁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礼仪道德和行为规范呢？其实，答案早已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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