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观察家们眼中的“中国风险”
自从日本政府把尖阁诸岛/钓鱼岛“国有化”以来,中国政府对日本采取了多层面的反制措施。
我自己也受到了一些直接影响。一位中国官员格外礼貌地告诉我说,“加藤先生,您暂时不要在国内(中国大陆)出版书籍了,形势缓和了再说,一切都是为了保护您,请您理解。”这位官员说得很对,我本打算在今年内出版的两本书果然被拖延。我分别向出版商询问“大概延期多久?”对方都回答,“不好说”。我问那位官员同样的问题,对方的回答也是“不好说”。我接着问,“那问谁会清楚?”,对方犹豫着说,“恐怕谁都不清楚。”
我知道,中国的政治文化很复杂,而就其言论自由化进程来说,出版又恐怕是最敏感,当局最不会轻易放手的一环,无法与一般的媒体报道或网络舆论相提并论。
这段时间以来,在美国波士顿,我和西方的一些中国观察家们多次探讨中国问题。用一名在麻省理工学院(MIT)研究东亚问题的学者的话说,“当前的中日之间的领土危机使我们产生重新检讨中国风险(China risks)的渴望。”
他们特别关注“中国正在发生些什么”,不少人向我这个刚离开中国不久的人询问“现场感受”。经过大约一个月、与十多名学者的交流,我把他们有关“中国风险”的问题,概括为以下七点,另外简短附上我在讨论中表达的个人观察和想法,愿与中国读者朋友们分享。
一,Violence(暴力)
问:在中国全国各地发生的暴力游行,降低了海外投资家们对中国市场的信心。这些游行是政府鼓励的还是民间自发的?如果是前者,政府为何要这样做?如果是后者,政府为何控制不住?
我的回答:即使有鼓励成分,游行也肯定不是中央政府在全国统一部署的,更多是中国社会的权力关系,或者说利害关系出现分裂的结果。中国国内不是铁板一块,每一个地方的“控制度”也截然不同。此次游行的导火索毕竟是日本,中国政府很可能发现分寸难以掌握——不去控制,社会稳定会受到威胁;而控制得过严,政府就会变成弱势群体。
二,Governance(治理)
问:中国共产党能够控制地方政府或国内不同的行为体,比方说民间企业、大学生、知识分子、网络媒体吗?它到底控制着多少?
我的回答:我感觉,这个问题恐怕中共最高领导层也不是最清楚。外界常常认为,中央掌控着地方和民间的一切,其实未必。近些年来,政府对民间变得越来越“客气”,信息更为公开透明,以便满足舆论监督权力的欲望。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权力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两者间的距离越来越接近。
三,CivilianControl(文官控制)
问:中国共产党对人民解放军的掌控度如何?军队会不会不顾执政党的方针单方面采取行动?
我的回答:我个人认为,党基本着军队,解放军毕竟是共产党的军队。当然,与中国有关的任何问题,100%是不存在的,一切都有可能,但我们不应低估共产党的能力。
四,Nationalism(民族主义)
问: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似乎空前膨胀,政府是如何处理这种情绪的?这种情绪会被共产党用于增加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吗?
我的回答: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变化中,难以判定现在处于哪个阶段。不过我认为,在中国,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一把双刃剑。政府或许可以用它来巩固统治地位、提高合法性,但它也有可能成为威胁政府统治的不确定因素。
五,Absence(缺席)
问:中国两位经济领袖——周小川、谢旭人缺席最近的东京IMF会议,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他们不应该把两国间的困难强加给世界经济。中国领导层为何要那样做?
我的回答:“缺席”一举,明显属于中国高层反制日本的一环。从反制措施的种类来看,军事对抗不可取;经济制裁也会打击本国经济,导致双输;民间、人文交流上能做的基本都已做过,剩下的只有政治上和外交上的反制。“你不给面子,我就不跟你谈”是中国政府惯常的态度,尤其是在对日关系上。
六,Nation’s image(国家形象)
问:不依法的暴力行为、民族主义膨胀、出于政治目标的“缺席”等,都在损害着中国的国家形象。难道高层不在乎外国人对中国社会的看法吗?中国不是很在乎面子吗?
我的回答:中国,尤其中国政府,当然在乎面子。但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对政府来说,除了对外要有面子,对内也要说得过去。国内舆论若认为政府外交软弱,高层就会担心统治合法性被削弱。中国政府现在夹在内政与外交之间。
七,CoreInterests(核心利益)
问:中国对外政策似乎已经抛弃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而开始强有力主张“核心利益”,中国的对外扩张性到底有多真实?其利益的范围和弹性有多大?
我的回答:随着经济影响力和政治话语权的提高,中国对外变得更加自信和强硬,这是很自然的。不过,“核心利益”在我看来,更多是“内向”的:只要对高层来说最重要的利益——祖国统一、领土完整、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牢固——中国就不会对外采取不必要的扩张,而是会集中精力于国内建设。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