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精神:公民社会的标本(图)


余姚民众抗议政府救灾不力(看中国配图)

【看中国2013年10月24日讯】

[新闻背景]据报道,受到台风菲特重创的浙江余姚市,10月11日晚爆发灾民在市中心围堵宁波电视台卫星采访车,并与警方对峙的大规模的警民冲突,多辆警车被砸毁掀翻,多人受伤。

事件起因是灾民强烈不满电视台记者在市中心报道余姚市洪水已退,谎称灾后已恢复正常生活,认为是粉饰灾情,掩盖政府救灾不力,并要求记者前往受灾严重的地区采访,但被记者辱骂。随后,大批特警出动欲强行将记者带走,遭到约数千灾民围堵,随后爆发冲突。有报道说,让灾民尤其愤怒的是,浙江水灾发生后政府救援不力,过去数日很少看到路上有政府的救灾车辆,而在官方采访车遭围攻后,当局却迅速出动12辆武装特警车,要保护造谣记者和采访车逃离现场......

浙江宁波一带,去年镇海的PX事件,今年又折腾出余姚水灾的后续事件。有些人可能觉得有些纳闷,宁波这一带经济发展很好,大家都忙着闷声发大财,怎么反倒成了“群体事件”的高发区域?

不妨分析一下,这一带的“群体事件”有个明显的特点,与经济落后、官场腐败的内地的某些地区是不同。内地那里引起的群体事件,可能是突发的“个人事件”引起的,比如拆迁闹出人命,官员驾车撞死了人,激起公愤,有官逼民反的意味,所以存在打砸的倾向。而这里却不是这样的,这里的民众是对政府有更高的要求,他们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的需求,他们挺身而出,比如说环境保护、比如问责政府,他们的出发点是想塑造一个好的社会,所以比较注重和平方式。为什么会这样,我只分析客观事实,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民主意识的觉醒。

浙江是沿海省份,经济自由度较高,市场经济是相当发达的。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活动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等价交换,二是市场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是决定政治的,至少是可以影响到政治的,等价交换反映在政治上的要求是平等;而市场竞争反映在政治上的要求就是自由。人的自由与平等用法律规定出来就是权利,而实现权利的形式就是民主。因此,一个区域经济越市场化,那么势必政治就越民主化。民众推动自由和平等时,自然会形成一个公民社会,强调自身权利与责任的同时,还会倒逼政府转向民众这一边。

一个公民社会的人自然而然地会追逐两张票了:一张是在经济上的,追逐钞票;另一张是在政治上的,追逐选票——这是必然的趋势。民众也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雇主思维,政府官员是民众雇用的,是用来为我们服务的,你们的权力是经我们允许的,你们不能不作为,更不能乱作为。

从去年镇海的民众和今年余姚的民众,他们就觉得当地政府不够维护当地民众的利益,就会跑到市政府面前进行抗议,剑指某些地方官员,比如这次余姚民众要求市委书记毛宏芳下台、市长奚明回奉化种田,恰恰说明公民社会的长成。

二是浙江精神的影响。

笔者觉得浙江精神值得好好研究的,人文气质层次感非常清晰:

浙北主要杭嘉湖平原一带的人,绝对是“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是超级养人的福地,这里的人被养得特别“糯”,连说话都软软的、甜甜的——吴侬软语啊,特别适合风花雪月、附庸风雅,所以自古是才子高产的地方,就拿海宁一地,做学问如王国维、写武侠如金庸、吟诗则有徐志摩。

而稍往南主要是萧绍宁平原的人,抛却浙北的糯性,得山川大海之助,这里人相当大气、开放,一不小心就会成为时代的弄潮儿。这个区域从明清到民国,历来是出思想家和行动者的地方,就余姚一地,明朝中期出过王阳明,明末清初出过黄宗羲,这两位绝对儒家思想的两座高峰。至于行动者,民国时期绍兴一介女流秋瑾已是不让须眉,至于奉化姓蒋的那位且功过不论罢。

再往南就是温台丽地区传统上是称瓯越地区的人,他们面对的自然环境和经济条件是不如以上两个地区,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们进取的精神。这里的人有蛮性更具闯劲,他们敢闯敢拼走四方寻找机会,于是他们很多人成为土豪,温州人就是典型的代表。

三个地方的人,特别明显,各有千秋,笔者认为,最具浙江精神的代表是萧绍宁这里人。为什么这么说?瓯越之地的人漂泊四方,跑路在外,过于重利,有投机者的作派;杭嘉湖平原的人是性格太软,太安分守己,有安乐公作派;而萧绍宁一带的人重乡土,又大气,能抱团,所以一直以来充满公民意识和国家意识,可以说,浙江精气神在萧绍宁之间。

正因为如此,一旦有些危及到公众利益的事,就不难理解,萧绍宁一带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最为强烈了。

虽然我不是萧绍宁平原的人,但是我历来欣赏那一边的人。所以,我给他们打分一直打得很高,希望他们能够成为公民社会的一个标本。

大水已退,而水声犹在心间。

治国如治水,既要治好江河湖水,更要治好口水,口水间荡漾着民心,归根结底一句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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