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彤:今年“十一”北京躲不过“64”(图)
“十一”64周年杂感
【看中国2013年10月02日讯】今天是“十一”。24年了，主旋律爱躲“64”。不过今天躲不开，因为是夺取政权的64周年。
曾经有过主旋律不讳言“夺取政权”的年代。
翻一翻毛泽东的笔杆子胡乔木1951年写的小册子《中共三十年》就清楚了。当年他们非但不回避，而且兴高采烈地大谈“夺取政权”，因为离开了“夺取政权”，“伟大光荣正确”就没有着落了。
后来，显然出于深思熟虑，“夺取政权”这个有确切含义的概念渐渐被弃置不用，而代之以一个莫名其妙的概念——叫做“建国”。
似乎在此之前的中国人没有国籍，似乎改了国号等于亡国。不过，久而久之，连一些老人也听惯了，被同化了，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十一”不是孤立的历史事件。
早在辛亥（1911）年，中国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发生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革命。
在此以前，专制是中国的特色。皇帝是天的儿子。是中国人，就得服从皇帝，受皇帝支配。辛亥革命以后，除了当时最大的军阀袁世凯曾经在短短几十天内自称为“洪宪皇帝”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严肃的政治家胆敢公然和共和国的民主政治为敌。
1949年“十一”以后，中国“解放”了，倒退了。民权重新被视为异端。专政在“无产阶级”的名义下又上升为天经地义。共产党在社会生活一切领域中的领导权远远超过了任何暴君或圣君。凡是“解放”了的中国人，都应该服从党，必须归党支配。
这些新的旧现象，或旧的新现象，在1911到1949年之间无疑是咄咄怪事，但在“解放”以后却借尸还魂了——专制政体借革命和无产大众之尸，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还魂了。领导权是战利品。革命和无产大众之尸当然享受不到战利品。战利品属于革过命的人以及他们的后裔，是“不可分享”（列宁语）和“不可须臾或离的”（毛泽东语）。
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了这个战利品的威力，进行了一场又一场史无前例的折腾。
先领导农民用暴力夺走地主的土地，随即要求农民把刚夺到手的土地贡献给人民公社或国家。先把私有者的企业充公而为国有企业，然后再把其中大多数企业交给有权有势者或寻租者，由他们象征性地“作价”瓜分，从而成为社会主义的新私有企业。
诸如此类，都有极激动人心的名字，有时叫革命，有时叫改革，反正都属于那个“谁说得清楚”的“社会主义”（邓小平语），此一时彼一时，没有不正确，没有不必要，符合宇宙真理和中国特色，符合“毛、邓、三”的教导。
1927年处在军阀割据时期的中国，虽然已经在下坡路上滑落，但是因为拥有世界上为数最多的劳动大军，仍然保持着世界第二经济体的排位。在共产党的折腾下，中国经济干脆直线下降，坠入了濒于崩溃的深渊。直到毛泽东死后，好不容易打碎了共产党强加在生产者和所有者身上的某些过于显眼的枷锁，好不艰难地囘复到了它在军阀时期早已“荣列第二”的排名。一俊已经遮住了百丑。由此可见，六十四年不是瞎折腾，这是有领导地“交学费”，是乃革命的正常状态，从而更加雄辩地证明了中国人非被共产党领导不可这一个宇宙真理。
“交学费”当然远远不止于瞎折腾走弯路。
生命是“学费”的必需项！多少人家破人亡！战死的，饿死的，斗死的，被无法无天冤死的，以及被引用法律条文故意错判的……。
异化也是“学费”的必需项。谁生活在中国，谁就得和普世价值不共戴天。“共和国”必须是没有选举的国家。“市场经济”是必须靠党统筹运作的经济。舆论只能是党的喉舌。教育应该是训练服从者的摇篮和炼狱。人民的天职当然是做党的工具。区别真话和谣言的试金石，不应该是事实，必须是党的利益。
至于社会的全面腐败和自然的全面污染——空气污染，河流污染，土地污染，无一不是学费，都是一代代公民必须为一代代领导人进行实验室作业而忍痛缴纳的学费。
这就是六十四年中打造出来的举世侧目的中国模式。中共的领导或折腾和学费组成了它的内涵，举国体制构成了它的外观。
我无意贬低它的存在。我只在想，容不下反对意见的制度是绝望的制度，进步属于有志于痛改前非的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