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文化灌输下 国人“忘恩负义”了
【看中国2013年08月26日讯】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家乡湘西的芷江县有个废弃的“国民党机场”。不过，在那年月，国民党和反动派三个字，就如臭肉连皮一样。等到上高中，从老师嘴里才知道，芷江还有座受降纪念坊，有座凯旋门。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冈村宁次派今井武夫于1945年8月21日至23日飞抵芷江，接受投降命令。1947年2月，国民政府在受降地建“受降纪念坊”。这是一座四柱三拱门的“血”字型碑坊，亦称“中国第一血”。
一寸山河一寸血。从7.7卢沟桥事变，到8•15日本投降，一共8年零42天。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中国仅仅军人就伤亡三百余万，206位将领为国捐躯。中国是在血海中迎来了胜利。“八年烽火起卢沟，一纸降书出芷江。”为了纪念那个来之不易的历史性时刻，有了凯旋门、有了受降纪念坊。
世事难料。中国唯一一座纪念抗战胜利的凯旋门，唯一的纪念受降的标志性建筑，却曾遭到损毁，和那一度举世闻名的芷江机场一样，在荒芜中被国人集体遗忘和冷落过一个又一个春秋。1978年10月，当日本靖国神社正式放进14名甲级战犯的灵位时，芷江受降纪念坊和中国凯旋门还在等待着批准修复开放……。
几十年了。越来越多的国人已经意识到，无论政见如何，任何为抗战做出过贡献的人，他们流过的血，出过的力，都不应该被遗忘。他们的名字应该永远留在中国的英烈谱上。人们不甘心遗忘。许多尘封的历史真相又在慢慢重现。
日本无条件投降67周年（此文写于2012年）的日子在慢慢临近，但中国是否战胜了日本这个疑问，却是六十年也挥之不去。有的日本人就说，“日军并非战败，中国军亦非胜利”，或者说“日本败给了美国，而没有败给中国。日本在中国业已获胜”。日本人的这种论调，在中国人里面也并非没有一点市场。也许，坐落在芷江的凯旋门，就是一座中国人自吹自擂的纪念碑。
平心而论，日本在美国面前遭到了军事上的惨败，这是事实，而且还是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中国应该世代铭感的事实。比如，1942年6月的中途岛战役，日本丧失航空母舰4艘、重巡洋舰1艘、飞机275架，阵亡3500人，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军事形势从此逆转。此后，莱特湾之战，日本海军几乎被全歼，四艘航空母舰、三艘战列舰、六艘巡洋舰和十二艘驱逐舰被击沉，飞机损失数百架，并有一万多名飞行员和水兵丧命；莱特岛之战，5万6千日本人丧命；塞班岛一役，日军死了4万1千人；冲绳岛战役，日军在战场上死亡的，至少有10万7千人；在打了六个星期的硫磺岛战役，2万要塞防守日军阵亡，只有216人被生擒……；在中国战场找不出这样的战例。那大陆官方津津乐道了几十年的平型关“大捷”，也只歼灭了几百敌人。
应该清醒冷静地看到，中国当时并不具备打出像中途岛之战中那般战绩的国力。美国在1943年到1944年，最高生产记录是每天生产一艘船，每五分钟造一架飞机。6年的战争里，美国生产了8万7千辆坦克，29万6千架飞机和5千3百万吨位的船只。自然，不仅中国根本不具备这样的国力，而且日本也不具备这样的国力。战争结束时，日本一半的城市化为废墟，三分之一的工业遭到毁灭……，日本本土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地，那是美军打击的直接结果。
而贫弱的中国在坚持抗战的过程中，也受过至关重要的美国之惠。且不说美国对中国有别的什么援助，就拿当年为国人熟知的飞虎队（“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来说，它不仅在中国最艰难的岁月里飞越驼峰，从印度接运战略物资到昆明、重庆，而且到抗战结束时共击落日军飞机2600架。这个数字对丧失了制空权的中国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自从中途岛战役之后，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是一个失败接着一个失败。可对中国来说，日本却从来就不是只一戳就破的纸老虎。尊重历史是正确吸取经验教训的基础。可以说，直到日本投降那一刻，绝大部分被日军占据的国土并没有收复，绝大部分日军也没有遭到包围或者歼灭，而且纯粹从军事上来说，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确实是胜多败少。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中国也无须证明自己在打败日本上发挥了与美国同样重要，或者比美国更重要的作用。
尊重历史不等于妄自菲薄，更不等于说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无足轻重。这一点无须旁征博引，1942年罗斯福对儿子伊里奥特说的那段话，就是一个非常直观的答案：“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力可以因此调到其他地方？”
中国建造了凯旋门并不是中国往自己脸上贴金，日本向中国投了降那是不争的事实。中国是当之无愧的战胜国，也就是说，中国战胜了日本。中国抗战的最终胜利，是世界史上弱国摆脱强国欺凌压迫的成功范例。不过，中国最大的胜利不是军事上的胜利，而是战略上的胜利；不是物质层面的胜利，而是精神层面的胜利。日本失败的历史，成了如果战略失当强国也会挨打这一教训的经典注脚。虽然中国在军事上并没有取得像盟军在欧洲北非那样的战绩，但是中国军民表现出的不屈不挠抗战到底的忠勇精神，并不比其他国家逊色。中国的胜利，就是这种忠勇精神的胜利。
要理解这一点，首先必须明白中日两国的国力对比。
日本是当时的工业强国之一。从1931年到1937年，日本经济在世界上可谓是一枝独秀，工业增长速度年均9.9%。1937年，日本工业总产值近60亿美元，占国民经济总值的80%。1937年，日本的武器生产能力达到年产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余辆，造船能力为40余万吨，造舰能力为5万吨。而中国是飞机基本上没有生产能力，大口径火炮、坦克、汽车没有生产能力，仅能生产少量小型舰艇，可是主要部件和原材料必须依赖进口。1937的中国，只能生产步兵轻武器和小口径火炮。
7.7事变前，现代工业仅仅占中国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而且这还包括相当数量的外资企业的产值在内，工业总产值不过13.6亿美元，不到日本的1/4，而中国人口却大约是日本的五倍。在重要的战略资源方面，7.7事变前，中国的钢产量是4万吨，而日本是580万吨，仅为日本的1/145；中国石油年产量为1.31万吨，日本为169万吨，只有日本的1/129；中国铜年产量为0.07万吨，日本为8.7万吨，是日本的1/121。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工业与日本相比，居于绝对劣势。
就空中和海上力量而言，战争全面爆发时，中国能够参加战斗的飞机只有223架，而七七事变时日本陆军航空兵团共有作战飞机大约960架，海军陆基和舰载作战飞机共640架。卢沟桥事变前，中国实际作战舰艇只有60余艘，排水量共约6万余吨，且不说多为超龄旧军舰，仅仅就排水量而言，也只有日本海军的1/20。中国最大的巡洋舰海圻号还是1896年从英国购买的。当时日本的海军实力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英国。
这一组组数字是枯燥的。但只有知道这些枯燥的数字，我们才会明白，中国军民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开始了他们漫长的战斗；只有知道这些枯燥的数字，我们才能理解，什么叫血肉长城。也正因为这样，193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不被日本侵略者放在眼里的中国。日本陆相杉山元在日本天皇问战争所需时间时，说“一二个月就足够了”。
可正是这个中国，在民族英雄蒋介石的领导下，在1941年12月8日美国和英国向日本宣战之前，独自跟日本鏖战了四年多。这是几十个“一二个月”。日本“予敌一击，结束战局”的美梦化成了泡影。中国军民是在用血写历史，用血捍卫疆土，用血证明中国不好惹。虽代价之惨重史无前例，可中国在战斗，没有屈服，没有胆怯。
英国不是在实力如此悬殊的状态下迎战德国。法国不是在强弱对比这般鲜明的格局里跟纳粹较量。斯大林不是在这样的劣势中跟希特勒对抗……。可苏联被希特勒长驱直入，英国不得不在敦克尔刻大撤退。1940年的法国也算是一个大国，可它却在六周之内就被德国征服了。贝当政府的巴黎投降了，重庆还在战斗；昔日被称为“法兰西救星”的贝当元帅在为法国掘墓撒土时，中国的精神堡垒依然屹立在陪都山城。此时展现在世界面前的中国，是一个英勇顽强的国度。
可是，时光再往后移，同样是这个中国，同样是这个中国的政府，却在9•18事变后一再被指责卖国投降。9•18事变后，要求“绝交宣战”的呼声响彻云霄。主战情绪背后的逻辑很简单：“日本占领中国领土，中国必须抵抗，即使是战败、战死都在所不惜。失地是可耻的，不战而失地更是永远洗刷不掉的耻辱。”就连德高望重的蔡元培，也因为阻拦请愿学生挨了顿打。确实，中国从1928年5月的济南事件算起，屈辱是一个接着一个，而中国政府是一忍再忍。南京国民政府甚至在1935年6月10日发布《睦邻敦交令》要求：“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其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1935年1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蒋介石是在骂声中停战、妥协、退让、交涉。中国的和平努力，在血气方刚者看是软弱投降。如果无论什么时候不管什么情势都只能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流尽最后一滴血不罢休的话，那中国七七卢沟桥事变前的对日关系史，就只能写成国民政府卖国史了。蒋廷黻曾致力于阻止提前对日作战，这位曾经担任过国民政府驻苏大使的杰出外交家、学者，难道就是卖国贼了？爱国离不开理性。蒋介石在1936年6月16日的日记中就说：“倭寇咄咄逼人，战祸终不能免，然必有相当之准备时期，始得应付裕如。”有勇也需有智。
弱国的独立与生存需要大智慧。事实上，谁都不能回避当时中国内忧重重，以及作战准备和作战能力这些现实问题。比如在军火制造方面，中国除了来复枪和轻机枪外，还不能生产新式重武器。从财政状况来看，直到1937年对日作战前夕，国民政府的全年收入约合4.17亿美元。历史学家黄仁宇说：“虽说当日的购买力与今朝不同，这4亿是一个极为纤小的数目。”此时的日本是世界一流的军事强国。客观地看待实力对比，不是胆怯，不是软弱，而是冷静、明智。面对日本这样一个敌手，需要培育持久作战的能力。最后对决的时刻来得越晚，就越有备战的时间。国民政府在弱势和内乱的形势下并不是无所作为。比如，1932年就秘密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改名为“资源委员会”），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1934年初，蒋介石在日记中为自己列出的一项任务“决不任总统与行政院长，专心建设西南”。1934年12月29日，蒋介石日记写道：“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当再熟筹之！”这就是说，蒋介石想“以剿匪为掩护”建设西南作为抗战基地。此后，蒋介石一面在西南追击红军，一面加紧建设西南，统一云、贵、川三省。1935年2月4日，蒋介石在庐山规划国防工业方案，电令赶筑西南各省公路。3月，在重庆提出“四川应为复兴民族之根据地”。这一切对后来的中国抗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中国在1931年9•18事变后立即宣战，那就意味着中国孤立、仓促地和日本对决提早将近六年时间。当然，这样做是显得强硬，显得爱国，而且政治家也将因此赢得政治本钱和一时的名声。但是这对整个国家的命运，可能就会像蒋廷黻在《独立评论》上所说的那样——仓促对日作战将遭失败。
说正义必定战胜邪恶，那是一种鼓励，一种自信。需要这种鼓舞、这种自信。但这不应该妨碍我们还能意识到，古今中外不乏弱国消失在强权铁蹄之下的悲惨案例。冷静的智慧和英勇的精神，对于保家卫国同样重要。只有理解中国的国情和中国是弱国这一历史事实，我们才能够客观地看待蒋介石1937年7月17日在庐山谈话中所说的：“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
有时，委曲忍痛不是贬义的软弱，更不是投降主义，而是冷静、理性和明智，是弱国的生存智慧。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绝对化地用到国际问题上，那是对国家前途不负责任。强硬需要时机，需要条件，需要资本。卧薪尝胆不等于卖国主义、投降主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委屈忍痛没有底线，没有时限。诚如庐山谈话所言：“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逼不得已的办法。”
血淋淋的八年抗战，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可是，并非所有人都能够理解中国奉行的弱国战略的智慧。当然，有的是别有用心，有的仅仅是卤莽气盛。正因为这样，张自忠受命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长，忍辱负重留在北平与敌周旋却招来骂名，被认为是“华北特号汉奸”，报纸称他“张逆自忠”。对于招来的非议，张自忠将军说过，“事实胜于雄辩，必死而后能生”。他最后用战死来表明自己对国家的赤胆忠心。那些骂过张自忠将军的人，不是所有的人都曾英勇抗战过，甚至不惜以身殉国。
在国家危亡真到了最后关头，中国军民只有牺牲，只有抗战。巴黎屈服了，欧洲在希特勒的铁蹄之下，伦敦、莫斯科还在战斗。菲律宾、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缅甸沦陷了，东南亚在受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蹂躏，重庆还在战斗。这是一个不屈的国家，生活着不屈的人民。正如军事家蒋百里将军1938年8月说过：“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不错，南京是沦陷了，但中国还有重庆。日本要想打跨中国，必须打跨重庆。但重庆没有垮。重庆是中国抗战的精神堡垒。
虽然在战争中有韩复矩这样的贪生怕死之辈，有汪精卫那样卖国求荣之流，有丧师失地，有指挥失当，有贻误战机，有腐败堕落等等，但是，却不可因此而抹杀中国将士的赤诚。他们在力量那样悬殊的战斗中，其忠勇精神并不比其他任何反法西斯国家的军人逊色。就拿弱小的中国空军来说，他们是在用生命谱写保家卫国的悲壮旋律。比如1937年8月14日，中国空军迎击日本航空兵，其中三架日机被击落，一架受重创而不能再用，中国空军无一损伤。为纪念首次空战胜利，国民政府将8月14日定为“空军节”。这一天，是个永远不该忘记的日子，当是中国空军永远的节日，永远的光荣。再比如1938年5月20日，中国空军直属第14中队徐焕升等人驾驶两架马丁B－10重型轰炸机，自宁波起飞，到达日本九州长崎上空，沿途撒下数以万计的传单。中国飞行员在远征日本本土后安然返回汉口基地。他们的英勇无畏，谁能说比敌人的武士道精神逊色？就一个职业军人对国家的效忠而言，他们是军人中的军人。
中国空军弱小但不软弱。史沫特莱的《中国战歌》里写道，她刚到重庆的时候，“有多达二十四架的中国战斗机升空拦截那些轰炸机，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中国战斗机的数目越来越少。有一次，我看见单独一架中国战斗机追逐一群溯江而上的轰炸机。在那样一种时刻，我曾希望有能力为那一架小小的飞机写一首不朽的诗。”这个一架飞机战斗的故事，发生在1940年的重庆。
虽然史沫特莱不朽的诗没有留下，但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却可以留下万代千秋的敬意。军人为了保家卫国，他们抛妻别子，血洒疆场，他们用自己的忠诚和热血铸就了抗战精神。在忻口保卫战中殉国的郝梦龄将军，1937年10月10日在给妻子的遗嘱中说：“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能成功即成仁，为争取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界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我即牺牲后，只要国家存在，诸子女教育当然不成问题。别无所念……故余牺牲亦有荣，为军人者为国家战亡，死可谓得其所矣！”千万将士用自己的行动表明，军队是国家的军队，而不是党派的军队，他们不是为党派而战，为领袖而战，为主义而战，他们属于这个伟大而不幸的祖国。这也是中国抗战精神的灵魂。
正是千万将士不成功即成仁的军人精神，才成就了一个威武不屈的中国，以求最后的胜利。今天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的胜利是一个弱国在战略上的胜利。1937年8月国民政府提出的“持久消耗战略”和后来提出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战略，为伟大的卫国战争确立了正确的战略方针。1938年2月蒋介石发表《抗战必胜的条件与要素》，他提出：“广大的土地和众多的人民两个条件，就是我们抗战必胜的最大武器。……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决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来和敌人决生死。……我们现在与敌人打仗，就要争时间。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在“持久消耗战略”、以空间换时间的方针下，加之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出现丧师失地，或者主动撤守一些地方，不能简单地描述为贬义的“大溃退”，或者贬义的“消极抗日”。虽然他们没有取得过美军、苏军那样的骄人战绩，但这支弱国的军队却用血战打破了强敌彻底征服中国的美梦。卫国是一门艺术，英国也有敦克尔刻撤退。
在艰难岁月里，中国人流着血，咬着牙，撑下来了。中国始终在战斗。我们不能苛求先辈没有打出像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那样的战绩，如果考虑到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跟日本鏖战，那么他们应得的是敬意而不是鄙视。要求一支还背着大刀穿着草鞋的军队取得跟美军同样的战果，那是不切实际。作为弱国，中国的战略是以持久战和消耗战来对付日本，坚持就是成功；作为弱国，中国的战略并不是将胜利建立在单纯依靠自身力量的基础之上，争取与国一直是中国抗战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1936年6月蒋介石和英国人李滋罗斯谈话时说：“对日抗战是不能避免的。由于中国的力量尚不足击退日本的进攻，我将尽量使之拖延。……当战争来临时，我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最后，我们将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
这是弱国的智慧——面对生死存亡挑战时的弱国的智慧。对外援寄予希望并没有错，不是说只有单挑才是好汉，将争取与国的努力说成是“对外乞援”，如果不是无知或者幼稚，那就是污蔑了。我们应该承认和尊重先辈们卫国的智慧。
应该说，避免与美国交战而征服中国，也是当时许多日本侵略者的想法。换句话说，他们认为没有美国介入日本就能够打败中国。比如，山本五十六就反对跟美国交战，不主张跟德国和意大利结盟。他说，“设法回避同美国交战，才是良韬妙策。帝国万不可同德结盟”。在他看来，“失去美国，就无法坚持战争”。“如果一定要同美国交战，我只能坚持一年到一年半，再长，就很难说了。”“如果我们把舰只撒向南洋，不用多久，就可以得到我们所要得到的一切，包括军舰的食粮——石油在内。”应该说，山本五十六是日本侵略史上一位出色的军事家。其眼光之毒辣，却也从反面衬托出了中国政府持久消耗战略以待时局变化方略的正确。近卫文縻在1941年12月8日听到日美开战的消息就十分震惊。在日本人胜利狂欢中，他说：“后果严重啊！我确实感觉到悲惨的失败已不可免！”
不过话说回来，即使山本的主张得到了采纳，也不意味着日本就一定能够避免日美冲突，灭亡中国。由于日本三个月征服中国的美梦破灭，中国的持久消耗战略使得日本陷入了中国泥潭而不能自拔。仅就军费开支而言，1937年军费预算为14.1亿日元，占当年国家总预算的47%。1939年，日本军费开支高达61.56亿日元。日本的军费开支1937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4%，到1941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8%，高达29亿美元。日本如果不能速战速决，结果不得不在中国也搞“持久战”，那就面临着对华战争转移成国内危机的政治风险。日本不甘心中途撤兵，也不敢中途撤兵。1941年10月14日，东条英机在内阁会议上就慷慨激昂地说，“屈从美国撤兵，将使中国事变的成果毁于一旦，并危及满洲国，更危及朝鲜统治。形式上的撤兵也是不可取的。如果那样做，军队士气即将丧失。让步到如此地步，这叫什么外交？是投降！这将玷污青史，遗臭万年！”面对这样强硬的“爱国”言论，阁僚们都不吱声了。仗只能继续地打下去。
因此，日本如果想吞下中国这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庞然大物，就必须切断中国的外援路线，以尽早解决中国问题。而日本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不控制东南亚地区，这样一来，就势必跟英国、荷兰发生冲突。此时，局势到底会怎样发展，就不是日本自身能够掌控得了的。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成立，蒋介石在9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此在抗战与国际形势上于我实求之不得者，抗战必胜之局定矣。”在证实日本坚持进军法属印度支那之后，美国先是在1941年7月25日宣布冻结日本在美国的一切资产。英国和荷兰采取相同措施。接着在1941年8月1日宣布对日全面禁运石油。就1941年而言，日本的石油产量只能满足平时所需的20%，而所需要大量进口的石油，其中有4/5依赖美国。这对日本来说，形势一下子就变得严峻了起来。原本是想通过进驻法属印度支那以截断美英物质经法属印度支那运往重庆的交通线，尽早征服中国，却让自己陷入了更深的泥潭。11月1日，日本决定向美、英、荷开战。当斋藤良卫拿着日美交战新闻到前外相松冈洋右家，这位任外相时主持缔结了日德意三国同盟的甲级战犯含泪说：“现在越发痛感缔结三国同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失策。”日本从此不能不倾力跟美国在太平洋上交锋，因为一旦丧失了制海权和制空权，对于日本这样一个小小的岛国来说，那就是末日到了。
直观上看，如果仅仅从伤亡人数，从是否丧失阵地而言，中国确实留下了一个又一个战场上惨败的记录，而日本占领中国的国土是越来越多。然而，最后趴下的是日本。因为国家间的战争不是拳击赛，不是说那身强力壮的拳手最后就一定能打败那身体瘦弱的拳手。战局是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而各种因素并不会只按日本的如意算盘出现。20世纪不再是满清或者蒙古大军风扫残云南下的时代了。经济技术的发展，已经改变了17世纪之前的世界政治格局，中日冲突不只是中日之间的事。其实，老谋深算的日本法西斯主义理论权威北一辉早就看到了这个问题。1932年4月北一辉在《关于对外国策建议书》里就说，“在现代世界中，已不复存在诸如日俄战争或德法战争，仅限于日美两国间之战争矣。考虑日美战争时无疑必须只能考虑日美两国乃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开始国。”“一旦发生日美战争，除对抗美英两国海军力量外，还必须将与中国、俄国进行的大陆战争同时进行到底。”北一辉看到了“中国寄希望于美国最终能攻击日本”。尽管北一辉迷恋于日本称霸世界的狂妄，但他也清醒地看到，日本应该“担忧和警惕”英、美、俄、中的对日大战。局势的发展，正如他所料。
虽然战场上消灭的敌人有多少之别，但是正确的说法应该是盟国一起打败了法西斯国家，而不能孤立地割裂开来。所以，1945年8月15日的日本，不能说只向美国认输，因为日本吞并中国的图谋彻底落空了，而中国持久消耗战的战略目标也已经实现，这就是成功，就是胜利。八年战争，日本以笑开始，以哭结束。矗立在湖南芷江的凯旋门、受降纪念坊，中国建之无愧，当之无愧。
我们不仅要记住日本侵华的罪孽，而且更要记住先辈卫国的壮烈和智慧。
我们需要理解智慧，我们需要知道感恩。
1938年3月12日，毛泽东曾说，“郝梦龄将军等的热血是不会白流的”。然而，历史进程的残酷远远超乎了善良爱国者们的想象。郝梦龄将军葬在武昌卓刀泉的坟墓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日本鬼子被赶走了，在他们誓死保卫的国土上，殉国者连座小小坟茔的地方都不能享受。九泉之下的英雄里，遭受过这种待遇的并不只是郝梦龄将军。卢沟桥畔的赵登禹墓也曾被挖开，骨殖被抛掷荒野；南京的航空烈士墓在日占期间遭到了破坏，文革风暴中再遭劫难——而这居然还是发生在曾经被日军屠城的南京。先烈们在卫国战争中抛头颅洒热血，竟然一度得到的是和汪精卫一样的待遇——葬在南京梅花山的汪精卫墓就在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炸毁了。许多英雄的亲人日子也并不好过。佟麟阁将军的亲人被吊销了北京的城市户口，押送到佟将军的原籍河北高阳县边家坞村当农民，1968年7月1日，他的夫人彭静智死了在边家坞村的茅草屋里。……
然而至今，没看到有人忏悔，也没听到有人谢罪。至今，还听到中国大陆人时刻爆发出的反美鼓噪，听到“红歌”的喧嚣，听到对蒋介石的启齿痛恨。江山依旧在，鲜血已无痕。只有含着眼泪，才能看清这片土地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看到的是什么？是一个忘恩负义、背信弃义、不仁不义的庞大族群……
原标题：中国大陆人是忘恩负义的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