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到饥荒 惨痛“学费”四千万饿殍(图)

【看中国2013年08月23日讯】丁抒先生是大饥灾研究的先行者,本文多处引用丁先生的《人祸》,真诚鸣谢!

一、走偏的第一步:合作化

中共建权之初,由于连年战争,农村凋敝,人均耗粮仅370斤/年,1952年增至440斤。1949年前有的山农一年只能吃十顿白面,1953年每月可吃四五顿。山农多吃这点白面已被薄一波作为“社会主义成绩”汇报给毛泽东。就这点底子,农民刚刚过上一二年太平日子,由意识形态决定的合作化运动便开始了。

抗战初期,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认定:红军时期不高举三民主义而高举苏维埃旗帜,乃是一大损失,承认苏维埃运动脱离中国实情。获得全国政权后,左倾意识形态还是使中共驶向已被经验否定的苏维埃方向。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吹响合作化号角:“通过农业合作化,逐步建立农业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限制和消灭农村中的资本主义。”1955年,农村合作化进入高潮。

可是,合作化并不如中共想象的那么美妙,农民仅凭直觉就认定合作化之路走不通:失去利益驱动必然导致懈怠刁懒,平均分配更是无法保证公平公正。由于强迫入社,农民入社前砍树杀畜卖牲口,某生产队原有生猪300多口,公社化后只剩下9口,鸡鸭更是几乎全杀光了。归社的大牲口也因饲养不善多多病死,全国锐减200万头以上。一向惜财的农民因共产失去利益驱动,“船漂出去三十多里没人管,耕牛走出三十多里没人找,社内耕牛死亡占60%。”农业副总理邓子恢向周恩来汇报:“出现比较普遍的不利于生产的现象……大批出卖牲畜、被杀猪羊。”“懒的人一天天多了,勤的人一天天少了。群众在呼喊:‘天天困在田里,困死了!困死了!做功做德把我们解开吧!’”合作化还搞“劫富济贫”,富队非要搭配穷队合并,富队不愿意,上面就是不让。极其碎屑的农活一经“统筹”,根本无法全面兼顾。农民原本自行安排自动实现效率最大化,现在却要等着干部派活,几个干部的脑袋哪里抵得上每家每户“开动机器”?

乡谚:“秋天分配来了平均主义,男女老少半信半疑;干部们没有主意,老汉们听了唉声叹气;青年人是大不满意,懒汉们是欢天喜地。”社员年终实际所得越来越少,1958~60年有的队人均年收入从37元降至10元、5元,劳动日值仅5分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说:“农民反映,社队规模大了,‘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遭殃’;‘田种好种坏,反正摊到我头上只几粒谷,怕懒得(湘方言,怕什么)!’”浙江桐庐环二大队,1960年工分值仅0.0302元,社员劳动一年仅得2.53元,一个壮劳力还不如一只老母鸡,母鸡下蛋一枚可卖五角,壮劳力出工一天仅三角余。

合作化挫伤生产积极性最大的是富裕中农。一亿富裕中农乃中国农村精英,最主要的生产主力军,挫伤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自然连带一并摧毁了中国农业生产的基础。

苏联强行推进农业集体化也恶果累累:1933年集体化运动结束,苏联农产量和家畜减少一半以上,直至1941年还未恢复1928年集体化以前水平。1953年苏联耕牛数量仍少于1913年。1946年,粮仓乌克兰发生大饥荒,也出现人吃人和父母吃子女的惨事。据《苏联国家经济年鉴》,1913年全俄谷物产量8600万吨,1953年8250万吨。

二、反右失去理性过滤层

反右前,党内外对合作化弊端已看得很清楚,反对声浪渐大。1957年初,毛泽东在省委书记会议上说:“1955年上半年,党内有相当多的人替农民叫苦,跟梁漱溟之流相呼应。”毛不顾合作化实际恶效,从马列原则出发,硬着头皮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反右反右倾打掉150万精英,社会失去理性过滤层。1925年入党的沈志远,著名学者、学部委员,所译《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在延安就享有盛名,毛泽东曾当面称扬。沈志远因言成右,说的不过是党和政府管得太多太细了,妨碍了人们发挥自主积极性。千家驹《自传年谱》:“‘反右’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鸦雀无声,不要说指鹿为马,即说一个蚂蚁比象还大也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了。”何满子:“‘小心火烛’是我们不约而同的心态。”

由于只能说好不能说坏,社会失去纠错必须的制衡力量。1955年后,若再替农民叫苦,再反对统购统销,便是十分危险的“走资本主义道路”,河北省委副书记薛迅(女)被毛斥为“社会主义这一关过不去”而撤职。一党专政天然携带的纠错能力低弱,反右前已然绽露。原本搞经济就外行的中共,偏偏打跑了各路经济专家,高层领导犹如盲人摸瞎。如刘少奇本来是反冒进的,1958年9月视察江苏常熟和平公社实验田,公社书记说亩产可打一万斤,农家出身的刘竟说:“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发表著名论断——“冒进是马克思主义”。

1960年底,毛泽东表弟贺晓秋之子闯中南海向毛面诉:“仓里没有几粒谷,还硬说亩产达到几千斤……鬼都笑落牙齿。做假事说假话的是那些人,作官受表扬的也是那些人,吃好喝好的还是那些人。……老百姓饿得要死,只能在背后冲天骂娘。”1960年3月12日,烈属何明渊在天安门广场白日点灯笼,路透社短讯称寓“暗无天日”。何的叔叔与大哥均为红军烈士,何被捕后:“大不了一个死了罢了!我如果不离开家乡,这会儿恐怕也已经饿死了!人民政府竟会让自己的人民饿死,这叫什么人民政府?”彭真向周恩来、刘少奇汇报此案,刘难过得久久不语。1960年6月,湖南彬县女青工刘桂阳在中南海北门愤贴标语十数张:“为了挽救全国人民,打倒人民公社!铲除人民公社!消灭人民公社!”中共高层完全清楚下面的情况。

反右后,中共闹出的外行笑话可谓多矣。刘少奇说“外行领导是原则”;为大炼钢铁拆函谷关城楼与浙江龙泉古寺,名曰“古为今用”;毛泽东为得一点废钢甚至想拆杭甬线与胶东线。谭震林在西安干部大会上说:“每个人都有一架飞机的时候,也不是太远。”令后人大开眼界的还有:用大锅煮粪便制造高级肥料、往地里浇芝麻油、狗肉汤、给庄稼注射葡萄糖液。

失去了理性隔滤,公开造假的大跃进得以肆虐横行。后来证明,哪儿反右积极,哪儿“白旗”拔得最干净,哪儿灾难就越大。安徽濉溪县是反右积极县,共抓“右派”、“中右”、“反社会主义份子”1600余人,在全国2000余县中首屈一指,大饥饿死亡人数也名列前茅。三年中人口锐减1/4以上,仅1960年就减少12万。发烧度较低的省份,饿死人的情况也相对减轻,吉林是少数几个没饿死人的省份,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应记一功。

三、大跃进对社会生态的大破坏

按大跃进理论,乃是生产关系大飞跃。但农村的现实是猛刮共产风、浮夸风、干部特殊风、瞎指挥风,大搞“一平二调三收款”(全社范围内一律均财、无偿调拨财物、银行一律收回农村贷款),搞得鸡飞狗跳。安徽舒城县城北公社古城大队,1958年秋后卖粮24万斤,粮款全被公社拿去支援穷队,古城干部编诗:“累了一头汗,卖粮二十万,分文未得到,傻瓜也不干。”

大跃进另一大折腾是大炼钢铁,6000万农村壮劳力上山采矿伐木,农田劳力严重不足,稻棉大熟无人收割,丰产无丰收。1962年,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说:“五八年公社成立,男劳动力大批外调,妇女说只是‘人民母社’。”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去密云水库,沿途棉桃随风漫飞,像下大雪一样。山西阳城县潘庄公社,年底粮食还烂在地里,柿子挂在树上。陕西安康大量红薯无人收获,不仅烂在地里,还延误了冬小麦播种。1958年底彭德怀到湖南平江调查,也发现稻子没收红薯没挖。罗荣桓1959年5月说:四川抛撒浪费的粮食占总产量10%,河南50%秋粮毁弃于地。河南1960年农业产值下降1/3。

中共官方提供的数据:

受损害最惨重的还应算农业。1957年粮食产量为3900亿斤,1958年的粮食产量为4000亿斤,1959年为3400亿斤,1960年又下降到2870亿斤,比1957年下降了26.4%,跌到1954年的水平。棉花产量1960年为2126万担,比1959年下降了37.8%,也和1951年相当。由于许多农田被改种粮食,油料作物的种植面积和产量更加减少(1959年至1962年间,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下降了35%),1960年为3405万担,比1959年下降50.9%,较之1957年下降了54%,跌到建国以前的水平。猪存栏数下降了43.6%。

另一方面是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人民生活困难加剧:

国家财政出现大量赤字,必须用多发钞票来弥补。1957年的货币投放量为53亿元,1959年上升到75亿元,1960年上升到96亿元,1961年更高达125亿元。货币投放过多,国家商品库存又被挖空,结果必然是物价大幅度上涨,人民生活陷入严重困难。

在违悖基本人性的合作化与瞎折腾的大跃进夹击下,迎来大饥饿已是不可避免。尤其1960年全国粮产量较之1957年下降30%,还能不出现大面积饥荒吗?

至于吃饭不要钱的大食堂,不仅没有吃出“共产主义意识”,反而吃出乡谚:“放开肚皮吃,藏起力气做。”上海浦东农民在大食堂之初因吃得太饱,撑得难受,只能出工不出力。但毛泽东坚持认为公共食堂是“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农村中阶级斗争尖锐所在”,1960年发布一系列文件,要求各级党委将办好食堂“提高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最讲究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中共,这会儿反过来强硬要求经济基础去适应自己的意识形态。1962年2月26日,中央财经小组长陈云在“西楼会议”上承认:经济遭到这么严重的破坏,要把经济恢复起来,不是一两年就能够做到的事情,尤其是农民的积极性如何能够动员起来。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极大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全国出现大面积消极怠工,粮食产量大幅滑减,此乃大饥饿的第二层致因。同时,公共食堂挖尽农民存粮,秋后短暂的“放肚尽吃”消耗了集体粮储,及至春荒,上下皆空,无粮熬荒。如果农民自己开灶,量入为出,半干半稀,计算着吃,便不会大面积出现不顾一切的“前吃后空”,秋后吃得死撑,冬春饥饿毙亡。

四、反右倾失去纠错机会

1959年庐山会议本是一次纠错良机,仅仅由于维护毛个人威信,硬从反左转为反右,再唱高调,否定逼到眼前的客观事实。反右使党外闭嘴,反右倾则使党内也闭嘴。1959年春,党内老五陈云私下说:“现在提意见还不是时候,一定要吃亏吃得更大一点,才能转过来……不能说话,我还想保持我这张三十多年的党票子。”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虽有毛的邀请,陈云还是没敢在大会上发言,因为“不能给毛主席难堪。”

1960年下放湖南湘潭的胡耀邦,回京向毛汇报情况,见毛的前一晚,是否将饿死人的实况告诉毛,思想斗争了一夜,又抽烟又踱步,最后还是没敢将真相完全告诉毛。1960年陈毅去了南方,回京后在会上感叹:“在下面跑了几个省,谁也不敢说老实话。”杨献珍说了几句:“有些人的想法不对头,想把好事一年办完……客观上是反动的。”遭到毛迎头痛击,很快就被摁下去。

浮夸风下,官员肿脸硬充胖。1959年中央开会,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对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说:若甘肃缺粮,陕西愿支援一些。张仲良反说若陕西缺粮,甘肃可以支援。当周恩来听说甘肃出现饥荒,打电话给甘肃省委询问是否需要中央调拨粮食,省委书记何承华竟答“甘肃农民连大饼油条都吃不完”。如此胆大包天,若非吃准中央心态,若非道德品质恶劣,会这么不顾人民于水火么?河南信阳已出现饿死人,地委书记路宪文指令各县:“不准农民生火做饭、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派民兵封锁村庄与交通要道,堵住外逃饥民,信阳地区饿死者至少百万(官方公开承认50万)。

安徽无为县有的干部甚至不准农民采摘野果,理由是野生植物也是地里长的,归属共产党。凤阳规定死人后“四不准”:一不准浅埋;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除了民兵把守交通要道,邮局奉命截扣告状信件,地方干部成功地把饿死人的信息掩盖了很长时间。各级干部都明白“上下有别”的利害关系:农民的肚子问题远不如上司对自己的印象重要,完成计划远比农民生计重要。柳州地委书记贺亦然放出大卫星——水稻亩产13万斤,公然声称:“不管死多少人,柳州地区也要争个第一!”

五、雪上加霜的“反瞒产”

为防止高征购,一些地区为保口粮,不得不瞒产私分。1958年7~10月,全国粮食征购下降440万吨,城市和工矿区的粮食供应顿时紧张。10月22日中央发出“紧急指示”,要求突击收购和调运农产品,在全国农村掀起“反瞒产”运动。1958年实际征购数量高达1175亿斤,比上年增加了22%。“七千人大会”上,粮食部检讨: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3400亿斤,征购就拿走1200亿斤,伤了农村元气;1960年已出现大面积饿死人,粮食部还以为天下太平,实属见事太迟,征购过头是大饥荒重要原因之一。

中共官方权威史料披露:

由于高估产而高征购,1958年至1959年度(1958年7月1日~1959年6月30日)共征购粮食1123亿斤,比正常年景增购了200亿斤,使农民手中的存粮数急剧下降,1959年有些地区就开始出现粮荒,造成公共食堂停伙,部分社员外出逃荒,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问题也出现了。1959年度征购粮食达到1348亿斤,占了实际数量的33.7%,农村留粮由1957年的2940亿斤下降到1959年的2052亿斤。1959年的粮食减产,如此之高的征购量,这是农民难以承受的重担。即使如此高的征购,但在高销售的情况下,国库周转粮还是日益减少。1958年6月底,国库存粮386亿斤;1959年同期下降到343亿斤;1960年6月底仅为127亿斤,连正常情况下铺底粮和运转状态的周转粮数都不足。农村粮食短缺,国库存粮无多,全国大约缺少3000万人一个月的用粮,一些大城市几乎脱销。

还需要多说吗,3000万人缺粮一月,还能存活吗?

经过“反瞒产”,山东1600万农民全年人均拥粮只剩142.7斤,每人每天不足4两,还不够两只鸡吃。甘肃定西地区“反瞒产”运动中,干部指挥民兵在农家掘地挖墙找粮食,“把拿不出粮食的妇女,剥光衣服,用绳子扎起阴毛拉出去游街示众!”类似兽行,据省委工作组事后统计竟达128种。资中筠的安徽保姆,“由于虚报浮夸,上面催交的粮食数量极大,谁家藏一点粮食,村干部挖地三尺也要取走上交,她家中最后一罐偷埋地下的粮食就是这样被挖走的。”

丁抒先生分析:“庐山会议后全国性的‘反瞒产’、高征购是导致数千万人饿死的关键一步。譬如广西龙胜县1957年征购975万斤,1958年增至1362万斤,1959年竟增加到3364万斤,是57年的三倍半!……又如广西阳朔县,1959年粮食比1958年减产23%,国家征购数却比1958年高了24%。”1959年秋,安徽符离区委书记武念慈急匆匆进城,向县委报告开始饿死人并申请救济粮,不料不仅没有弄来粮食,还挨了县委一天加半夜的批评,说他谎报灾情,给“大跃进”与社会主义抹黑!不仅不给救济粮,还向他要粮食,说符离区秋季征购任务没完成!“反瞒产”挖空了农民的囤底,致使农民失去维持生存的基本口粮。

城市居民得以存活的前提是“弃乡保城”政策。“七千人大会”之所以召开,起因于中央要从地方征粮150亿斤,地方叫苦连天,无奈之下召集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大区书记在压力下领受任务,但表示困难重重,这才决定召开地委书记会议(后扩至县委书记),强调地方要顾全大局,反对本位主义与分散主义。

1960年春,当饥馑刚刚蔓延,如果各地县委书记能像旧时知县一样禀报请赈,当年国库里还有粮,准备出口的265万吨粮食尚未运出,至少能抵挡一阵。如山西阳城县委书记赵树理坚请“返销粮”,及时分发,救下不少人。有的公社干部秘密动用储备粮,也救了一些人。但这样的干部少之又少,绝大多数干部都怕被扣右倾帽子,既然将农民口粮交了余粮,不愿自打巴掌再要回来。地县一级基层政府由此坐失及时施救的最后机会。

宏观上,1960年12月14日国家统计局提交市场分析报告,标明当年10月粮食收购量下降34%、食油收购量下降42%、生猪收购量下降31%、食糖收购量下降64%、棉花收购量下降23%;全国生活用品供应极其困难,至9月底,各地凭票证供应商品达30多种;据全国42个大中城市统计,11月猪牛羊肉销量比10月减少29.4%,家禽减少51.3%,鲜蛋减少30.4%。警钟已敲得很响很响了。

六、致命的高出口

1959年1月,武汉只剩下一天存粮。情急之下,武汉市委扣下从四川运往上海的粮食,中央办公厅大发雷霆,要严肃处理武汉市委,幸赖省委书记王任重斡旋化解。1960年5~6月,中央连续发出京津沪等市粮食供应告急文件,6月6日发出〈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内称北京存粮为七天、天津十天、上海已无存粮。

外贸部在“七千人大会”上检讨:1959~60年多出口粮食几十亿斤,还要求大家不吃猪肉支持出口,饥荒既起仍不顾国内经济状况,盲目出口,以致国内经济雪上加霜。大量出口高征购得来的粮食,乃是一系列导致4000万农民饿死的重要因素之一。发现危急时,中央因手中无粮而束手无策。此外,自己日子都过不下去,还要援助亚非拉。截止1960年6月底,中共向22个国家提供经援,无偿援助和贷款总额为40.28亿元。1961年,连毛泽东也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几年我们掠夺农民比国民党还厉害!”

1959年一方面较之1957年减产1500万吨,但却出口粮食415万吨,比1957年增加223万吨。仅这增加的223万吨,就可供4000万国人吃几个月,足以熬过1960年的春荒。1960年再出口265万吨。当国人成百万饿死时,他们打下来的粮食却在被一船船运走。其实,只要将两年间出口的粮食留下一半,饥民们就可以全部得救。当时的大管家周恩来对粮食情况的急迫性两眼一抹黑,他根据各省虚报数字,还以为国库里粮食有的是呢!因此,周恩来犯下致命错误:当外贸部有人主张在国际市场上抛售黄金,拿外汇购买粮食,周恩来却认为黄金价格较低,认为不仅不应卖,反而购买了几十万两黄金。这一决定,失去了中央一级最后的补救机会。

1960年底,鉴于形势实在峻迫,一再拒绝批准进口粮食的毛泽东,只得同意从澳洲进口440万吨粮食(够一亿人吃三月)。粮食部副部长杨少桥说:“吃进口粮,这在当时可是个禁区!”“这些冲破禁区来的粮食在当时不知救了多少人的性命。”但若1959年、1960年不曾出口那680万吨粮食,又可挽救多少万人的性命!粮食一进一出,运来运去拨来调去,又耽误了多少时日。饥民们即便千辛万苦逃到城里,由于城镇居民也吃不饱,“盲流”也很难讨到食物。

碍于政治形象的新闻封锁是中央一级“自动”丧失及时赈灾的另一致因。新闻自由在及时传递各地信息的同时,短时间内就可将灾情成为全球共同问题,大大提高了赈饥能力。但自己不肯说的“堵路锁息”,甚至视吃进口粮为蒙羞,真正可谓“自绝于人民”。

七、进入“天堂”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报刊上铺天盖地用漫画诗歌向民众描述预约的幸福。只是“天堂”里的材料太多,限于篇幅,撮精稍述:

——1958年10月底,湖北当阳县跑马乡公社书记大会宣布11月7日全乡结束社会主义,8日进入共产主义,一切以共产主义方式来办。群众一哄而散,纷纷上街“共产”,先抢空商店,后破门抢私宅,还有人上幼儿园认领孩子当儿子,大呼“不是共产了么?!”

——王任重调查“信阳事件”后:“我到光山(信阳地区辖县)去看过,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确实是这样,这不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攻击我们,这是真的。”邓力群也说:“老朋友彭大章从信阳调查回来,对我说:老邓啊,问题真严重啊!说时神色惨然!后来先念同志也去了,回来讲,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

——张家口地委书记胡开明在蔚县西合营村,看到“春播时,前边播上种,后边有人就把种扒出来吃掉。队里没办法,把种子通通拌上毒药,并通告全体社员。可是……种子照样被扒出来吃掉,只不过增加了一道工序,即把扒到的粮食在土里边搓搓,然后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四川高县小镇,公开用大锅煮食小孩,围观者无人指责,更无人将其揪至公安局。

——在食堂工作的生产队长,每次带回米饭都锁藏家中柜子,独自享用,两个儿子几天粒米未进,嚷叫不停,父亲置之不理,小儿子活活饿死。一位姑娘饿死后,许多村民看到其二伯父以收尸为名割肉煮食。不少饥民到处打听谁家最近死人,以便夜间刨坟掘尸为食,野外常见被剔除皮肉的尸骨。

——甘肃某农户,父亲将女儿赶出门外,等女孩回来,弟弟不见了,锅里浮着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灶边扔着一具头骨。几天后,父亲又往锅里添水,招呼女儿过去,女孩吓得躲得门外大声哀哭:“大大(爸爸),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山东临沂,常见被狗撕得乱七八糟的死孩子。广西环江县1960年饿死三万,“不少人家绝户,不少村庄绝村……最后竟然出现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的事件。甚至街上有公开摆卖人肉。”

——滇桂粤疆等地发生多起集体外逃。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决定放百姓一条生路,对逃港者不予堵截,两年间至少十万人成功逃港或由港转逃它处。新疆塔城、裕民、霍城六万余人逃往苏联,包括县委书记、县长也一起逃了。中共官方记载,1954~80年逃往香港56,5万人,“这个数字明显是偏低的”,26年里“逃港”成为风气,广州人常去珠江练泳,目的就是“逃港”。很多粤人从小被教育“好好练身体,日后去香港”。

——北大右派青年教师饿极时生吃癞蛤蟆和青蛙,同屋犯人则吞吃一少年犯最心爱的蟋蟀,然后向少年跪磕谢罪。1961年,徐铸成出席浦江饭店某次宴会,“我注意不时有些居士或释士们,也不再茹素,而大快朵颐了。”1960年,连中宣部“机关浮肿的人一天天多起来”。陈毅夫妇都吃不上苹果。

——1938年入党的宗凤鸣先生说:濮阳梨园乡东韩砦村乃抗日模范村,村里老头老太差不多都是这一时期饿死的。有的家庭商量,是让孩子饿死还是让大人饿死,商量结果是让小孩饿死,留大人挣工分,还有一份口粮吃,否则大人死了,孩子也活不成。

——锦西劳改矿队,1200多名犯人至少饿死1001人,还没死的198人也都骨瘦如柴全身浮肿,卧床不起,另两人靠吞吃活剥青蛙、蚱蜢、蝴蝶,才勉强下床走动。甘肃劳教农场犯人们喝光100公斤清漆。还有人当众抢吃别人的点心,不管如何打骂,吃完为止。还有饿者因一下吃得太多而胀死,甚至医生也因饿极而明知故吃,撑破肚肠而死。

——饥饿犯人一边拔毛一边连血带肉生啖活鸡。如能从坟堆里挖出死人骨头,算是好运气,“人家就这么随便在衣服上擦一下泥,就放在嘴里细细啃嚼,津津有味,若监视的人来了啃不完,就带到屋里烧坑的火里烤着吃,那香味倒是顶馋人的。”

——天津东郊茶淀劳改农场,两名劳教犯各将一根细黄瓜塞藏对方肛门,以躲避下工时的检查,但还是被识破了,扒下裤子拉出黄瓜。燕京毕业生韩大钧(后为中科院研究员),挖出一窝刚出生的幼鼠,众目睽睽之下,将还没睁开眼的幼鼠生吞下肚。

——“七千人大会”上,四川省委宣传部长明朗致中央匿名信,描绘重灾区梁平县,“我去看了以后,很难过,跟刚打完淮海战役、双堆集附近那些村庄的情况相仿。门窗都没有了,家具也没有了,屋子一个个是敞开的,屋里都是杂草的灰尘,后边的山坡上是一堆堆的坟,村里村外看不见一个活人。”

——“七千人大会”也开得抠抠缩缩。“每次吃完饭,桌子上是光光的,不论副食还是主食,都是光光的。”“会议吃饭也是一件大事……即使是少奇同志去安徽组开会,吃饭时也和大家一样,凭饭票吃饭。10人一桌坐满才上饭,坐不满不行,饭票丢了也不行。”接待外宾的招待会原本请不到的中方高级人士,这时凡请必到。冷餐会上,服务员一端上盘子,一拥而上一抢而光。周恩来一次不得不轻声提醒那些高干:“注意点吃相!”

——1969年底,学部外文所集体下放至河南息县东岳镇,军宣队号召访贫问苦。一位房东告诉邹荻帆“饿死人那年”如何挖死人吃:“要是你们所长冯至来,我们都会把他吃了。”冯至是个胖子,肉多。

——曾任甘肃省高院院长的延安女干部李磊记述:“每天都有不断饿死人的事发生,有些家已成了绝门绝户,能吃的东西全填到肚子里了,连榆树皮也剥光了,甚至已出现吃死人、吃活人的事情。”

——1976年,全国人均粮棉油产量仍低于1956年。对中共革命贡献甚大的湖北红安县,1975年共有52名女青年先后集体自杀,因为“乡里穷成这样,不会有什么指望的,还不如早死。”湖南浏阳县,革命胜利35年,“公路不通、电灯不亮、广播不响。”湘西凤凰某苗区,1980年没有一户农民拥有一辆自行车或一块手表。[1977年广东宝安农民劳动日值0.7~1.2元人民币(在内地相当高了),香港农民劳动日值60~70港币,差距至少50倍;1976~80年再掀逃港潮,珠三角各地约30~40万人逃港。“天堂”居民竟坚决要求入“地狱”!

八、到底饿死多少人?

据1984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58年全国人口65994万,1959年67207万,1960年66207万,1961年65859万,1962年67295万。1960~1961年净减人口1350万。加上每年1200~1400万出生人口,死亡人数应在4000万左右。据中共权威党史专著:“1959~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1959年至1961年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四千万人左右。”1998年中央党校出版的《共和国重大纪实》:“中国人口总数在1959年是6.72亿人,1960年为6.62亿人,即减少了1000万人,1961年比1959年减少了1300万人,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0‰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人,两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4000万人左右……中国人口减少4000万,这可能是本世纪内世界最大的饥荒。”整个抗日战争,中国军民伤亡总数也才3500万。此前中国2129年间,发生203次万人以上饿死记录,总和也才2991万。

一些省份具体数字如下:

四川一省按官方统计,至1960年底死了整一千万。据1985年《中国人口年鉴》,四川1958~61年净减人口622万,加上至少2%的年出生率,死亡人数至少在800万以上。“七千人大会”上,四川梁平县委书记给中央的匿名信中:“有的县饿死人将近总人数的20%,不少县都在10%以上。”

《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1960年安徽省的死亡率上升到68‰,比全国平均数高出3.5倍。”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据1985年《中国人口年鉴》,安徽总人口1960~61年净减439万。该省无为县除了干部家庭,绝大多数妇女不再生育,三年中出生的孩子寥寥无几。据无为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全县饿死82278人,1960年饿死126524人。《无为县志》载,1957年全县人口982979人,1960年底仅余662557人。县看守所长胡大海:“看守所里的犯人,有女人杀丈夫的,有儿子杀老子的,有母亲杀儿子的,各种丧失伦理的事情都有,但大都因为饥饿的原因。”农业部司长郭书田:“根据我们八十年代初考察的安徽省凤阳等县的情况,当时饿死的人大约占全县总人数的1/4左右。”凤阳县1958年人口约39万,近10万人饿死,其中一个公社三人死去二人。

甘肃至少饿死130~200万,至少占全省人口1/10,最富饶的渭河平川百泉大队千余人饿死近1/3。湖南饿死接近200万。江苏溧水县饿死近1.4万、常熟1.1万、武进县两万人的东安乡饿死400余、高邮3.7万余(其中1.7万儿童)、宝应县4万、高淳有的村庄死得只剩下几个人。福建官方数据为30多万;广西起码50万。

青海人口稀少,“非正常死亡”即便以最下限16万计,也已是该省人口的1/10。地广人稀土沃粮丰的东北,黑龙江不下10万;沈阳6万(均为所辖新民、辽中县);山东“非正常死亡”148万,“迁出”160万;河南固始县400余无人烟村庄,死绝户3424户,光山县死绝5647户,息县5133户。贵州毕节地区金沙县,1960年几乎家家死人,全县死去1/4。宁化是福建重点死人县,全县16万人口,饿死约2万人。

补充资料:

据官方统计,至1960年底死了整一千万。据1985年《中国人口年鉴》,四川1958~61年净减人口622万,加上至少2%的年出生率,死亡人数至少在800万以上。“七千人大会”上,四川梁平县委书记给中央匿名信中:“有的县饿死人将近总人数的20%,不少县都在10%以上。”

安徽:“1960年安徽省的死亡率上升到68‰,比全国平均数高出3.5倍。”文革后出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说:“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

江苏:溧水县近1.4万、常熟1.1万、武进县两万人的东安乡饿死400余、高邮3.7万余(其中1.7万儿童)、宝应县4万、高淳有的村庄只剩下几个人。

山东:148万,迁出160万;

河南:固始县400余无人烟村庄,死绝户3424户;光山县死绝5647户,息县5133户。

贵州:金沙县1960年几乎家家死人,全县死去1/4。

福建:官方数据为30多万。宁化是该省重点死人县,全县16万人口,饿死约2万人。

广西起码50万。

八、最根本的原因

这场20世纪全球最大灾难的原因自然很多,但最核心的却是两条:一、意识形态的错误引导;二、一党专政领袖独裁的不容纠错。对中共和毛泽东来说,最致命的价值内核是:如退回私有制单干,拿什么证明新旧社会的本质差别?如何证明“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不搞国有化集体化,共产革命还有什么法理基础?意义取决于价值,对于这一点,中共高层是十分清晰的,也是他们最终能够形成合力的思想基础。1958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之所以使周恩来、陈云等党内务实派闭口,除了毛权威,更重要的还是对共产设计的价值认同。

面对反对合作化的声浪,1955年5月毛泽东对李先念、邓子恢说:“农民对社会主义是有矛盾的,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毛认定“不愿搞社会主义的人”只是各级干部。1958年8月,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1949年我很高兴,但中国还很穷很落后;以后工商业改造、抗美援朝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毛说“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周恩来拍着荣毅仁的肩膀:“你还年轻,能够看到共产主义!”同年,毛泽东对王任重说:“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越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可见,毛求功之心甚切。显然,只有将中国领入社会主义并实现繁荣富强,才能够真正证明中共革命的伟大价值,暴力革命预付的惨烈代价必须由革命后的经济效益来体现。否则,何以证明“社会主义就是好”?聚集中共政治精英的“七千人大会”,也一致认定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定义——公有制+计划经济。

1961年,党内高层几乎一致认为只有包产到户才能挽救农村经济,才能救农民于水深火热,但毛泽东一手遮天,“硬着头皮顶住”,不肯从“社会主义阵地”撤退。这里,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价值认识,毛深信只有集体化人民公社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全面超越资本主义,如果倒退单干,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内涵?毛与他的同事看不到:合作化不仅从利益设置上消除了个人求富的可能性,而且从价值观念上否定了个人求富的正当性,严重捆绑了农民手脚。“社会主义”不仅没有极大地解放生产力,而是起了严重的“反作用力”。意识形态乃是这场巨灾的第一致因。

没有共产学说,没有这面引向天堂的旗帜,没有这一不可驳斥的价值前提,亿万国人会被乖乖领进地狱么?共产学说才是比毛泽东个人权威更有力量的东西,才是导致全球上亿“共产冤死者”的罪恶之源。这个“主义”否定了人类社会的既有经验,以浪漫空想代替现实经验。对这个“主义”的每一寸忠诚与坚定,都成为警省反思最强大的阻力。因此,仅仅批判个人是不够的,指导人们行为的错误思想才是影响更大作用更深远的祟源。如面对合作化、大跃进闯下的巨祸,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大会发言中仍说:“‘三面红旗’经过实践的考验,证明是正确的。从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来看,今后将会更加证明‘三面红旗’的正确和光辉。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虽然严重,但是它是属于执行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工作的问题,不是‘三面红旗’本身的问题。缺点和错误,恰恰是由于违反了总路线所确定的正确方针,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论调,能够纠正错误么?

当然,毛的个人品质也是必然予以谴责的。邓力群说李先念从信阳调查回来,看到村妇没有一人不穿白鞋,反映到毛泽东处,“简直令人不可想象,惟一的解释是地主、富农趁机进行阶级报复。1960年春中央发文,要在那些地区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居然如此推罪于人,就算阶级敌人破坏,你难道不应首先解决子民的生存问题?光靠搞政治搞阶级斗争,能搞出粮食么?

何方先生揭发:“那些造神者和造假者们……说的和写的毛泽东如何艰苦朴素,多半是片面和伪造的。例如关于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有几个月不吃肉,就被宣传得神乎其神。事实是,医生鉴于猪肉胆固醇含量高,建议他改吃牛羊肉。而毛本人六十年代初也一度喜欢吃西餐。所以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员会同厨师给他制订的一份西餐菜谱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种,西餐汤十六七种。”杭州西湖刘庄,建于“自然灾害”期间。1959年,江青在上海宴请赵丹与郑君里夫妇,黄宗英:“这些美味珍肴令我们既开眼界,又感惊异。……许多农村此时已经出现严重的非正常死亡,而他们的家宴却奢华依旧。”

1962年,毛入住占地千亩的上海西郊宾馆(柯庆施专为毛新建的“马屁工程”),不仅没有斥责柯于饿殍遍野之际大兴土木,此后也没有为百余人为他长年看守这所别墅而内疚。韶山滴水洞宾馆是毛亲自要求兴建的,1960年下半年开工,1962年底建成,毛仅于1966年入住12天,长期空关,一连士兵长期守卫。邓小平后来说:“影响极坏!”周恩来一面为这些工程一一拨款,一面只能批评下面的省委领导:“正是国家困难时期,上马这么一大批脱离群众的工程,很不好。人民会怎么看?对我们的党不利啊!”

即便从最善良的角度,大饥饿前还可宽宥毛泽东,也许他真的是“好心办坏事”,以为敢叫日月换新天,乃是为国人谋了大福利行了大仁政,根本没想到竟是领着他们走进地狱。但当大饥饿实实在在逼到眼前,已经支付了这样的“学费”,当人民利益与自己的政治理想政治利益发生冲突,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仍不下“罪己诏”,就实在不可原谅了。毛泽东此时的选择明显违背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从毛决策的几大动作来看,无论出兵朝鲜、大跃进,还是庐山会议、发动文革,大饥饿时他那几滴泪水并不能掩盖这些重大抉择背后的真正倾向。正如李锐指出:“在毛的性格中,死多少人都无所谓。”

在中共鼎力军援下夺权的柬共也视富为仇。1975年4月,四天内将200万人赶出金边,将所有富人变成穷人,变城市居民为农民,废除货币与商店,消灭宗教,视家具、冰箱、电视、汽车、书籍为必须砸烧的“革命对象”,废除家庭,不许自由恋爱,指定配对,爱情是资产阶级之物,婚配要为革命服务。认为这样就可将全民培养为“无产阶级”,无私而向公。柬埔寨人民在地狱中熬度了3年8个月20天,为红色高棉的“革命理想”交了200多万性命的“学费”。1975年毛泽东接见中学老师出身的波尔布特(1925~1998):“我们想做还没有做的,你们却在实践了。”1978年邓颖超访柬:“中国人民要像小学生那样虚心向红色高棉学习。”

从根本原因上分析,左倾思潮之所以深袭中俄朝越古柬等国,还是文化落后所致。共产学说产生于西欧,欧美国家则一开始就抵制住了,用常识与理性抗御国门之外,避免了我们痛苦万分的“实践而后知”。爱因斯坦就预言:“计划还不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本身很可能伴随着对个人的完全奴役。”

大饥饿使共产设计失去道义性,成为中共由盛转衰的历史拐点。一个标榜解放工农的政党,一个自称全心全意为贫苦人民谋福利的政党,居然弄得国家还不如“万恶的旧社会”,饿死这么多自己的“社会基础”,言行不一的荒谬性无可避免地凸显出来,“革命能够改变一切”的支票无法兑现。同时,面对这场巨大人祸,党内对毛的领导能力产生质疑,从而引发毛刘分裂,埋下文革根苗。

1999年12月,普京称百年来的共产主义尝试已经失败。只是人类为证明这一学说的荒谬,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呵!令人沉重的是:官家至今仍曲意护毛,不让公开批评,共产学说也不让质疑,还在维护摇摇欲坠的“伟光正“,党仍然高于国,并将这些沉淀为集体默认的不可动摇的政治原则,理由是“稳定压倒一切”。正如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所说:“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杀一个人比杀100万个人要有可能受到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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