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如果埃及变成第二个伊朗
【看中国2013年08月16日讯】埃及发生第二次革命，军方支持示威民众，把民选总统穆尔西赶下了台。按宪政原则，这种做法当然违背民主程序，因为穆尔西是通过选票上台的。但为什么西方主要国家，包括美、英、法、德等，都不强烈要求恢复穆尔西的权力，反而表示保持“中立”呢？最根本的原因是，整个西方都无法承受埃及变成伊斯兰国家，成为伊朗第二。所以在“军人干政”和“政教合一”之间，做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而且干政的埃及军方没有谋求自己掌权，而是提出全国大选时间表，仍走民主之路，推翻穆尔西的目的，只是阻止埃及被伊斯兰化。
为什么西方这么担心、恐惧埃及变成伊斯兰国家？因为如果埃及成为伊朗第二，不仅中东地区，整个世界和平与人类民主进程都将受到严重威胁。
文明之间无冲突只有竞争
西方知识界对伊斯兰有很多批评，其中最严厉的，是来自三位勇敢的女性。一个是出生在叙利亚的苏尔丹（Wafa Sultan，后移民美国）。几年前她在半岛电视上跟毛拉们辩论，痛斥伊斯兰教是野蛮、落伍、残暴，更是欺压女性的，轰动一时。她在电视上呼吁阿拉伯女性觉醒：“我想告诉每一个女性，伊斯兰男性除了失败，他们什么也没证明；在把你们排斥到边缘之后，他们带领你们走向一个又一个灾难。”
苏尔丹认为，当今伊斯兰和西方的冲突，根本不是哈佛教授亨廷顿所说的什么《文明的冲突》，而是“先进和落后、文明和原始、理性和野蛮之间的冲突”。苏尔丹认为“文明之间没有冲突，只有竞争”，伊斯兰教不是文明，因为那个宗教导致人们倾向暴力和屠杀。
另一位是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Oriana Fallaci），911美国遭恐怖袭击后，她发表了占据报纸四个整版的长文《愤怒和自豪》，愤怒控诉伊斯兰的暴行，为西方文明而自豪。法拉奇对伊斯兰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她认为，伊斯兰教是落后的，黑暗的；恐怖份子只是冰山一角，下面是1400年伊斯兰教的黑暗底座。她指出：伊斯兰文化，就是欺负女性，女人不值骆驼钱的文化。
把谋杀合法化的宗教
比苏尔丹和法拉奇更大胆的是索马里女性阿里（Hirsi Ali），她逃脱了父母包办的婚姻，在荷兰获得政治庇护。后来到美国，2013年4月入籍成为美国公民。
阿里把希特勒的纳粹和穆罕默德的伊斯兰相提并论，称伊斯兰是“新法西斯主义”。她说，“就像纳粹主义开始于希特勒的愿景，伊斯兰主义的愿景是伊斯兰神权（caliphate），即一个社会被伊斯兰律法/回教法（Sharia Law）统治，在这种社会，女人婚前有性行为要被石头砸死，同性恋则被痛殴，像我这样的无神论者将被杀死……”
阿里甚至抨击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是堕落的（52岁时竟跟8岁女孩结婚）、专制的，谁不按他说的做，就会被惩罚。“穆罕默德让人想起本拉登、霍梅尼、萨达姆。如果没有默罕默德的榜样，就不会有萨达姆。默罕默德给所有穆斯林男人做了榜样，所以太多的穆斯林男人热衷暴力。”
阿里跟法拉奇、苏尔丹一样，对伊斯兰也是彻底否定，她说，根本不是什么多数温和的穆斯林被一小部分激进的穆斯林绑架了；事实是，暴力是伊斯兰教的核心，它具有破坏性，是一种把死亡虚无化的邪教，它把谋杀合法化了（legitimates murder）。她认为，西方必须击败伊斯兰教，不是激进的伊斯兰，而是整个伊斯兰。
回教律法跟世俗宪法冲突
当然，西方也有相对温和一些的批评伊斯兰教的声音。研究伊斯兰的美国知名专家、《中东论坛》（MEF）主席丹尼尔. 派普斯（Daniel Pipes）就在2013年7/8月号的美国《评论》杂志（Commentary）发表“伊斯兰可以改革吗？”（Can Islam Be Reformed?）一文，认为伊斯兰教是可以改革的。派普斯认同“阿里们”指出的伊斯兰种种弊端，同时还特别指出，伊斯兰从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那里借取了三样东西：国家力量凌驾于个人权利之上、热衷使用暴力、对抗西方。
但是派普斯不同意“伊斯兰无法改革”这种结论，他提出三条理由：第一，1969年时伊斯兰还处于低潮期，现在则进入高潮。既然有高潮，就会有低潮，它不是一成不变的；第二，对《可兰经》，伊斯兰教士们，包括霍梅尼等，一直有争议。既然有争议，就有不同理解的空间，就有将来向改革方向解释、温和派站上风的可能；第三，政教分离是制约伊斯兰的出路，尤其是世俗民主制度，跟伊斯兰的律法发生冲突，在历史上，都有穆斯林国家奉行世俗法律，而不主要靠“回教法”统治。
就这点派普斯教授特别举例说，《可兰经》明文反对“利息”（强烈反商），女人通奸要被石头砸死等，但如果政教分离，有了世俗法律，走向市场经济，一个社会就不得不放弃伊斯兰律法，或者使其名存实亡。例如现在很多穆斯林国家的银行，把“利息”叫做另外的名字而照做无误。而女人通奸遭石刑，则会受到世俗人权法律的制约。派普斯的结论是，伊斯兰神权律法跟现代世俗国家的宪法是冲突的，只要政教分离，世俗宪法会制约伊斯兰律法，最后使伊斯兰影响下降，走向低潮。
印尼是穆斯林国家榜样
事实上，派普斯跟“阿里们”对伊斯兰弊端的看法大同小异，主要分歧在于怎样解决伊斯兰问题。法拉奇、苏尔丹和阿里等，只是激烈抨击伊斯兰教，指出其种种弊端，认为伊斯兰无法改革，只有被“击败”（defeat）。但是用什么方法击败？美军领衔铲除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独裁统治和神权政府，但在这两个穆斯林国家，能全面禁止伊斯兰教吗？从宗教自由原则上，这是不可以的；从操作上，更是行不通的。成千上万的民众信奉的一种宗教，怎么能禁止取缔呢？而且如果压制，结果很可能是适得其反，更遭反弹。
所以，派普斯的方式是尊重和支持伊斯兰的温和派，同时推动穆斯林国家的民主进程，实行政教分离（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例如同样是穆斯林国家，土耳其（穆斯林占人口98%），就没有用伊斯兰律法统治，而是实行世俗宪法。虽然倾向伊斯兰的土耳其现任总理埃尔多安在过去10年掌权中，明显想把土耳其拉向伊斯兰，但没有取得根本性成效。更有说服力的是印度尼西亚（2.4亿人口中穆斯林占88%），有了真正的民选制度后，过去十年政局稳定，经济迅速发展（去年经济成长率达全球第二高的6.3%，仅次于中国的7.8%）。印尼其实在苏哈托专制统治时，也是世俗国家，没有像邻国马来西亚那样把伊斯兰立为“国教”。
既然政教分离是解决伊斯兰问题的最佳出路，那么政教合一就是最坏的结局。派普斯教授说，伊斯兰走向高潮的转折点是伊朗霍梅尼宗教革命，推翻世俗的巴列维政权，实行政教合一。虽然伊朗也有选举，但真正主导这个国家的是伊斯兰教士等毛拉们。
●伊朗将军被卡特总统杀了
从诺奖得主、英国作家奈保尔（V. S. Naipaul）的书中看出，在巴列维政权时代，伊朗已是一个非常世俗化、现代化、且很繁荣的国家，在七十年代时，其从思想到物质的现代化程度，是中国等亚洲国家无法比拟的。但伊朗被霍梅尼化之后，全方位大幅倒退到中世纪。而且伊朗宗教化之后，鼓舞了全球的伊斯兰运动。如果今天埃及，这个中东人口最多的国家（8400万）也变成伊斯兰国家，跟伊朗相互呼应，不仅中东地区，整个世界的战略格局和人类的民主进程，都会被打破。这是西方自由世界的“不可承受之重”。
当初霍梅尼宗教革命时，伊朗军方的情况跟今天埃及军方颇有相像之处：伊朗将军们多支持世俗化，很多军官曾在美国受训，伊朗军方也是一直得到美国军事援助。当时伊朗有150名高级军官联署信件给美国总统卡特，提出要用军事手段阻止霍梅尼的宗教革命，但是，这个美国历史上最无能、最亲邪恶（跟勃烈日涅夫亲吻，拥抱卡斯特罗，歌颂金日成和邓小平等）的卡特总统，却要伊朗军官们放下武器，跟霍梅尼合作。结果霍梅尼掌权后，把那些要推动伊朗世俗化的军官都给处决了！
今天幸运的是，埃及的军官们，没有事先给美国总统奥巴马写信，而是先斩后“不”奏。如果他们像当年的伊朗军官那样先请教美国，那么目前美国这个和卡特一样愚蠢的奥巴马总统，很可能也会阻止他们这样做，那埃及就惨了。
埃及没有成为“第二个伊朗”，是埃及人民的幸运。这不仅影响整个中东的民主和世俗化进程，更可能影响并促成伊朗的变化，反而把伊朗变成“第二个埃及”。那种结果的话，才是中东地区真正春天的到来。那不仅对中东，对穆斯林世界，明摆着，对整个世界，都有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所以，用武装军事手段推翻民选政府的话，在两种情况下是应该得到肯定和支持的：一是民选领导人像希特勒一样走向独裁；二是民选领导人走向政教合一。因为这两者的后果都不仅是那个国家，而且是整个人类都承受不起的灾难。除这两个极端情况之外，任何用军事暴力手段，或暴民运动方式，推翻民选政府，都是不可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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