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愤青成长史(图)
吴晗（1909-1969）
【看中国2013年07月15日讯】
一
吴晗的家庭教育背景是良好的。1984年，吴晗诞生75周年，已逝15周年。吴晗的胞妹吴浦月《怀念吴晗》的文章中写道：“我的父亲是清朝末年的一位秀才，他一生爱好文史，能诗会赋，有一手好书法。吴晗是他的长子，是弟妹们的‘带头羊’。于是，父亲对吴晗的教育极为严格，对吴晗的学习抓得很紧。”
祖传史书《御批资治通鉴》则成了吴晗的启蒙读物之一，父亲是他的启蒙之师，从识字断句到规定每天的读书量，还会检查熟悉程度。惩戒教育对那个时代真不算是一个事，棍棒下出孝子，同样棍棒下的强行喂给知识也会打下一个良好的治学基础。不听话就罚跪，跪着把该背熟的页数完成，才能起来。12岁（1921年）的吴晗已经把那部线装古书《御批资治通鉴》全部读完，甚至有些章节都能背诵如流，这个基础真是难能可贵。
吴晗的父亲还有一个书斋，名曰“梧轩书斋”。这个书斋的藏书量，用吴浦月的话说是——三个齐天花板高的书柜，装满了文、史方面的线装书。爱好的培育，一定得从儿时开始，吴晗在少年时代已经把这些书全数翻完，完全是一个书呆子的形象，同时只要谁家里面有好的藏书，一定得去借来一读。
吴浦月忆起幼小时，每年都用三个大竹筒做成朴满（储蓄罐）。她可以把每年新春的压岁钱和平时的零花钱储蓄起来，每年都能存满，约有几块银元。这从一个经济的视角，则证明了这个家庭的殷实、富裕程度。家境的破落则是从吴晗的父亲得肺病开始的，孩子们也都大了起来，还得支付药费，按吴浦月的说法——全家每年收入就是五六千斤谷子。而这个时候吴晗已经16岁（1925年）。
吴晗的少年时期，除了会读书，就是会读书，连放牛都会因专注读书结果牛儿自己随意吃草，忘了回家的路，第二天邻村的乡亲们抓到了给送了回来。读书之外的业余爱好倒是丰富了些，饮酒玩牌、游泳、骑马、抓鱼，都挺能耐的。这个书呆子自小就在内心世界里种下了一股执拗的劲头，19岁（1928年）的吴晗原本已经从业，在乡村学校里当一名教师，但他还是想到外面读书——读更多的书，患病的父亲打了他一顿之后，他离家出走了。家里人在那个大雨滂沱的晚上，携同邻人四处找寻，还以为他已经被洪水带走。他写信回来，说求学无望，只得出家为僧。还好，他有一个疼她宠她且还有非常丰厚储备小金库的母亲，能够用自己的私房钱送作他为盘缠。（“出售母亲陪嫁的发髻上的珠花翠钿所得的钱做盘费。”）
二
邂逅名师是许多学子梦寐以求的事情，吴晗也不例外。历史的吊诡，则让许多原本可以是清晰可见的事情被尘埃遮蔽。吴晗与其恩师胡适之间的恩怨关系，一直为人津津乐道。
吴浦月说：“在中国公学他选读了当时的校长胡适教授的中国文化史课程，在班上他还写了一篇《西汉经济状况》学年论文和其他文章，深得胡适的赏识。”但这个说法，2008年12月《教育参考》周勇撰文《吴晗的道路与人格》则提供了一些别样的注解。如同吴浦月这个说法，周勇只是简单几字予评“虽说他夸赞过……终究转瞬即忘。”21岁（1930年3月）的吴晗第一次主动给胡适写信，说自己打算认真点校、研读《佛国记》、《大唐西域记》等佛学典籍，请胡适给予指点。（1930年3月19日径直写信向胡适讨教自己在整理《佛国记》时遇到的问题：“明知先生很忙，不过除了先生之外，我实在想不出一个比先生更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和指导路径的人。”[独园注：周勇先生这篇文章里提及的时间是1930年2月，而时间是错误的。]）……这种写信还在持续，至到顾颉刚的《四部证伪序》提及晚明著名诗人、学者胡应麟生年应当在六十岁以上，而吴晗其时已经到了燕京大学图书馆谋得一份差事，更看到过史料说——胡应麟死于1602年，享年52岁。吴晗搜尽胡应麟的著作、翻阅了胡应麟同时代学人的著述和地方志，将其中涉及胡应麟的生平活动记录一一择出，最后著成一部《胡应麟年谱》，这部年谱让吴晗真正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书稿完成之后，吴晗将书稿和附信都送到了胡适的跟前，而吴晗的著作让胡适对这个未遂的夙愿得偿——“曾大胆假设胡应麟死时约五十岁，可惜并无时间去搜查证据。”
但这个吴晗正式拜入胡适门下的故事，非常的令人喜欢。只是胡愈之撰写的纪念文章《光明磊落肝胆照人》一文中又颠覆了这种美好：“从1943年起，在党的帮助和教育下，吴晗同志的思想作风和文风也发生了变化。吴晗同志早年在清华读书和任教时，受胡适、傅斯年的影响较深。他曾是胡适的得意门生。他的第一篇论文《西汉经济状况》就是在胡适的指导下写出来的。在清华念书时，他房里挂的是胡适送给他的对联：‘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多谈问题，少谈主义。’清华毕业时，胡适曾著文要青年学习吴晗‘埋头学习，不问政治’的精神。……”特别是关于《西汉经济状况》的描述，给人一种惊心动魄的颠覆。
美丽的故事还得有一个更美丽的背景才能行的通，吴晗原本是打算考进胡适主持的北大文学院（历史系），结果吴晗是文史、英语双百满分，数学却只考了一个零蛋。面对北大的规定只要一门是零蛋便不能录取，胡适也只是惋惜。而清华大学的破格录取吴晗在当时引起轰动，甚至到今天依旧有人在为这种美好的故事发生时间是过去——一个遥远的时段（1931年），与今时无缘而遗憾。自此以后，吴晗专注学术，数度发力，渐成学术新星则不再一一细表。
三
吴晗的风雨人生，却得遇一段真挚的爱情。称赞这段爱情的文章已经巨多，但要谈及吴晗，这段与爱情有关的日子就不得不提。袁震是一个奇女子，出生湖北老河口的一个书香门第，更为重要的是——她和吴晗一样，都可算是少年天才，自幼都是聪明过人。19岁就考入了武汉大学中文系，随后则加入了中共，1930年转学进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就读。而这一年，吴晗还在中国公学里给胡适提笔写信。1934年，袁震将要毕业的时候，却不幸染病——肺病，不得不退学。
吴浦月对这段圣洁的爱情，算是最知情的人之一，因此要说这段爱情故事，就避不了吴浦月的说法。袁震在认识吴晗之前，已经发表过自己的论文《武则天》、《中国地名考》，更是清华大学鼎鼎有名的“校花”，而当时其追求者中不乏清华教务长（一位年轻留美博士）。只是天不遂人愿，她病了。从最早的患肺病，又后因患骨结核并去掉两节脊椎骨，全身需要固定在石膏病床上，生活也不能自理。
患难之时见交情、显人品，吴晗对袁震的情感是通过照顾生病在床时而慢慢建立起来的。都是能读、善读的人，吴晗曾对吴浦月说过：“在史学研究上有共同语言，有共同感情，有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三者让吴晗与袁震之间的联系更紧密，但在老家的吴妈妈最早知道吴晗谈恋爱时，是满脸春风得意的逢人夸谈；在后来获知是一个卧病在床的姑娘时，就心有惴惴难安，最后不得已还千里迢迢赴京棒打鸳鸯，只是吴晗已从中做了安排，袁震被朋友带走，而吴妈妈也没有见到其真人和真相。1938年吴晗已经南下云南昆明，吴妈妈让吴晗把袁霞接来要准备婚事，当袁震由其胞姐袁溥之及堂妹袁熙之护送来昆明之时，用吴浦月的原话是“谁知老母亲一见到未来的儿媳是躺在石膏壳里病床上的病人，竟顿足捶胸又哭晕了过去。”
1939年，吴晗与袁震结婚。1969年二人双双离世，三十年的风雨同路，是吴晗一生中最重要的闪光点，也是这世间最大的一种慰藉——爱情的力量。
四
吴晗的愤青之路是从云南开始的，促使吴晗走上愤青之路的原因则是非常简单的几样。政治立场上来说，吴晗夫人袁震女士就是共产党，这给吴晗最终走向共产党也提供了一种牵引力。但在解释吴晗转向的还有两个基本要点，一个是经济问题，另一个是时局问题。其实综合而言，就是时局之下的特殊经济问题。
在吴浦月的记录中，吴妈妈在试图拆散二人婚恋的时候则说“你二姐身患重病，在昆明举目无亲，又无经济来源，是应该好好照顾她。但你要说服你大哥一定不要和她结婚，我愿意把老家你父亲留下的家产房屋全部卖了，把所得的全部钱财都赠送给你二姐治病和生活之需。”吴晗的家庭生活和一个多病的夫人都让他的经济问题显得格外惹眼，那么当时的时局和整体经济状况如何呢？
2012年3月（美）易社强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中文版出版，这部书里则提供了许多其时西南联大教授和学生们的生活艰辛。1943年5月，费正清访问昆明时发现营养不良的“联大教授坐在太阳下喝茶，什么事也不想做。”而他的老朋友萧蘧以前精力充沛、身体强健，现在穿得像个“流浪汉，破衣破帽，浑身上下都是补丁，挂着一条领带，好多地方磨得发光，洗得发白，就像迷彩服一样……去市场，去学校，来回都是靠双腿奔波，佣人不在时，就在家里帮忙，这占据了他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还有钱端升把大衣卖掉之后，有一天在街上看到别人穿着自己的大衣。——典当衣服。冯友兰的妻子冯叔明亲自做芝麻烧饼，卖给学生，以换取生活费。梅贻琦的夫人在家自制点心，用少女时代的名字作自我介绍，把“定胜糕”卖给当地老板。——夫人们尽其所能的维持体面生活。
萧蘧经济学的权威人物之一，钱端升法学权威人物之一，冯友兰知名哲学家，梅贻琦原清华大学的校长。这些个牛人论名气远在吴晗之上，但当时的时局就是是这样，就是在费正清观察的这一年（1943年）7月吴晗则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如果这样的对比不够有趣，那么也可以观察其时的数据记录。
1938年，吴晗尚未与袁震结婚，其时每月7块钱（法币），至少可以保证每周吃一次鸡肉和鸡蛋。1939年6月价值100元的货物，一年之后涨到了238元，再过一年涨到600元。这就是昆明的通货膨胀。那么到了1946年呢？即使每月有1万元，也只能勉强度日。
但百度百科里却并没有把中国民主同盟的修订时间予以明示，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易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因此，整个吴晗加入的中国民主同盟的名称是有待商榷的。真正是吴晗的个人战场和极具威望的战场是——青年同盟。1943年10月是一个分水岭，在1984版《吴晗传》采用的是中共地下党员楚图南的回忆录，里面则声称“党为了引导联大师生开展民主斗争，周恩来、董必武在1943年10月派华岗（化名林少侯）、周新民、李文宜等先生到云南，帮助民盟建立组织……”在《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中则说“李文宜女士是中共地下党员，于1943年10月加入民盟的前身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推动建立独立的青年组织。”而民主青年同盟则是看中了吴晗和闻一多的学生之中，有许多亲近左翼政治力量的学子。而起草简章的人里则有周新民，——简章内容“民主青年同盟是进步群众的团体，在先进的党的领导下， 为实现新民主主义而奋斗。”
而中共的情报员马识途的回忆则有：“1944年底……等同志发起搞了一个青年组织。起初，他们在民盟的吴晗等教授那里商量过。当时民盟想搞他们的青年组织，但是他们没有群众基础。1945年初，在云南省工委的同意下，王汉斌、洪季凯等同志在联大建立了民主青年同盟第一支部。”而这个第一支部的领导人是谁呢？吴晗的学生、共产党员袁永熙。而第二个支部则是1945年5月成立，主要负责人就是这位马识途。
1984版《吴晗传》149页则谈起因学生运动被国民党军警所阻挠，而担心学生的人身安全，动员复课的吴晗教授则是被昆明地下党组织召来开会，同往的还有闻一多。而会后，袁永熙又到吴晗家里个别交谈，当吴晗得知学生运动中的继续罢课是党的意思，便不再坚持。
愤青吴晗与闻一多的交情是非常深厚的，在1944年12月25日蔡锷起义纪念会的大会宣言则是吴晗起草，闻一多润色，痛斥国民党的政策，这些话到今天依旧振奋人心的一种力量，我们不需要看时代格局，只需要看具体的内容：“纲纪废驰，贪污成风，这是我们的政治；商人的黄金让它冻结在国外，国内不值钱的通货，却以几何数的速度让它膨胀，这是我们的财政；朋友得罪了一个，再得罪一个，这是我们的外交；借党化之名，行奴化之实，这是我们的教育……至于军政，讲起来更令人痛心。”
愤青吴晗被人污化为“吴晗诺夫”其实并不冤，作家出版社1961年出版的吴晗作品《春天集》（第30页）则说：“当时，我们有一个自己的判断是非的标准，凡是共产党做的一定是好事，国民党干的一定是坏事。举例说，……”
五
愤青的吴晗的人生与共产党越走越近，就像他自己所想的一样，只要是共产党做的都是对的。最终他在这条路上，他加入过中国共产党，最后也死于1969年的文革时段。其实这些事情纪录者甚多，不需要去记述。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吴晗的恩师胡适曾说：想要怎么收，就要那么栽。吴晗的革命同道，甚至完全是在他的影响之下走上了一条光明大道的闻一多则诗说：但问耕耘，莫问收获。因此，后世人撰写的吴晗人生录，多半都是按照自己的心意所写，对于吴晗而言，可能是求仁成仁，死得也是其所。
文化大革命首当其冲的吴晗，是真的败走毛泽东的手笔之下，还是真的惨死于江青的罗织欲加之罪，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还有一段材料“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单位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一书显示，1984年5月，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多个家庭整个被毁。”——吴晗及其家庭便是其中之一。
曾经破格录取吴晗的清华大学，在1966年5月29日由几名高年级的学生在圆明园遗址处讨论形势时，决定今后使用张承志（后来的著名作家）曾经用过的笔名“红卫兵”来一致署名所写的大字报。“红卫兵”意为“毛泽东的红色卫兵。”……1966年10月24、25日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数次讲道：“我还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就闹起这么大的事。”
红卫兵对文革的历史起到了三个作用，一造就了“红海洋”活动把对毛泽东个人崇拜和迷信推向了空前的高潮，这为文革的推行提供了信仰支柱；二是它进行的“破四旧、立四新”的活动，为文革的全盘展开既创造了特定的社会氛围，又提供了最初的斗争模式；三是它所掀起的大串联活动给文革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提供了群众运动的力量和途径。——这是唐少杰在《毛泽东与清华大学》里做出的分析。
而吴晗的1949年清华园住址是当时的中共一个小分部，他也是中共建政之后（1949年1月）代表中共接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工作的人，同时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文学院长、历史系主任等职。
最后死因不明的吴晗，以及其相爱相守了三十年的妻子袁震（资历相当老的共产党），养女都在这场灾难中死去。也许愤青吴晗最初选择的路未必是错的，但是当我们看清了结局之后，重新回望这个吴晗，是否会思考如果吴晗遵从父亲的建议只是在乡下当一个乡村教师，人生是否会大不同？也许未必，斗地主分田地，可能他离开这个世界会更早一些。甚至连……连记住他的人都不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