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
【看中国2013年07月02日讯】世界上有许多蠢问题，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即是其中之一。
想知道中国为什么产生不了大师，就看一看中共是如何对待大师。自1949中共建政大业之后，留在大陆的大师们日子就不好过起来，哪怕卑躬屈节上书交心交底，也不过等来努力改造思想以观后效的批示——如美学大师朱光潜率先在《人民日报》发表自我检讨，社会学家费孝通和哲学家冯友兰等，看风向也迫不急待公开宣布与“旧的自我”和“旧的社会”一刀两断，还痛下决心按照新社会的要求重新改造自我。但等到了1957反右、1966文革，甚至连这惶遽的日子都过不下去。比如以《二马》、《老张的哲学》闻名的小说大师老舍，就被逼得走投无路跳了未名湖；搞翻译的大师傅雷，与妻子一同悬梁上吊；拉小提琴的大师马思聪，流亡去了美国；被誉为“天生的肖邦演奏家、真正的钢琴诗人”的顾圣婴，则与母亲、弟弟一同自杀；戏剧界的大师言慧珠、杨宝忠，马连良，不是自杀身亡，就是被关进牛棚，监督改造；国学大师陈寅恪受尽红卫兵的欺凌与侮辱，被残酷折磨至死；同为国学大师的吴宓，在经受长期的虐待与催残后，在贫病交加在去世；考古学家陈梦家被打被侮辱被关押，说了句“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就毅然自杀；古典文献学家刘盼遂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建筑学家梁思成拯救不了北京古城墙，也同样拯救不了自己的命运，戴着“反动学术权威”帽子含冤去世；物理学家束星北，被批为“披着人民外衣的豺狼”的反革命分子，被剥夺公职劳动管制；数学家陈景润，受不了揪斗，从三楼窗口跳下，所幸有屋沿挡了一下，保住了性命，然而没有领导的关心慰问不说，还要受造反派干将的奚落：“真不愧是个知名的数学家，连跳楼都懂得选择角度!”
这份死亡名单，拜当局的“英明”政策所致，还可以开得很长很多。除此之外，还有太多惨死在全国各地看守所、监狱，劳改营，流放地的无名人士。他们虽不是大师，但却是各类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专业人才，曾经也抱着一颗赤诚的心，立意要在建设祖国的伟岸事业中发光发亮发热。可想而知，如果有机会与舞台来施展他们的抱负与才华，必然会对中国社会的文化、科技、教育、经济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很可惜，一小撮人之间的权力欲，压倒了一个民族的前途。阶级斗争的噬咬本性，水泊梁山的江湖火拚，从延安的小窑洞放大到全中国，在“伟大领袖们”彼此之间心狠手辣而又残忍无情的权力斗争中，这些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沦为政治牺牲品，不是贯以“右派”之名，就是戴上“反动的资产阶级”、“猖狂向革命阵营进攻的走资派”等帽子，走马灯似地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要么被直接清洗剿杀，要么跌入社会的地窖，沦为人人可以欺压的政治贱民。大师成为大敌，人才成为人渣，比起1949未取得政权前统战拉笼知识份子的温暖面孔，贴心话语，细心关怀，其翻脸的冷酷与无情，才让你切身体验什么叫做冰火两重天。
总之，很奇怪的逻辑，太难见的心理，这个政权好像惟恐中国还有优秀的人才存在，惟恐中国还能传承下来点好东西，不是要发动三反五反来镇反，就是以号召人民群众举起铁扫帚来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反正隔三差五地就要“折腾”一下，恨不得除之而后快。例如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就被付之一炬，让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还有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的沈从文，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古今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烧成了灰。对这些罄竹难书的暴行，当局非但不制止，人民日报还发表社论《好得很》，以进行鼓励与肯定。并且如此觉得还不够，还要发动全国人民来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强调“每隔七八年就要来一次”。于是，本应进行学术研究的精力，被消耗在层出不穷的政治斗争，本应该传道受业的专家学者，被整得家破人亡，整整几代人的创造力就这样被无所谓的浪费，所谓五千年的灿烂历史，二千多年深厚文化，在当局的手中，败得干干净净，而弥足珍贵的人才，也被集体报销，学问没有传承，文化成为断层，本是一个优秀的文化古国，却在共产主义思潮的鼓动下，直接进化成丛林社会，文化沙漠，惨绝人寰的暴行哀鸿遍野的苦难被恬不知耻地鼓吹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好笑吧？然而就在这样的惨淡历史面前，就在大师都被赶尽杀绝，摧残殆尽的现实下，居然今天还有很多人一脸困疑地来问“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只能感叹文革摧毁了中国人的心理状况与思维能力，四十年后，其残留的核辐射，仍然相当壮观。
中国出不了大师的另一原因，就是产生大师的环境已经完全被破坏。须知大师不是大观园里的林妹妹，可以凭空从天上掉下。要想出产大师，必须要有文化土壤的滋润，学术环境的浸染与自由的交流空间，以培养开阔的胸襟，不凡的见识与精湛的学问。比如内忧外患，军阀横行，社会动荡的民国，何以还能成为人才辈出，大师云集的年代？就是因为当年的环境，还保留着相对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和高校自治的权力，以及中国传统社会里的人情、礼节与雅量，可以任由学人去博古通今，东西兼并，而无须担忧政治高压的冲击与迫害——其实说穿了，就是还有做人做事的底线，容人容物的风范，而现在的社会环境，拜当局几十年来伟大正确光荣的治理，则早已不知道底线是什么东西，直接是把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当作社会生存的正确手段。至于现在的教育体制，则彻底沦落为以愚民为荣，反智为傲，被政治垄断扭曲异化的教育生产流水线上，批量产生的不是趋炎附势的奴才，就是自私自利的看客，连基本的独立与理性都成问题，那里还谈得上有大师的气象。所以，在这个新闻不自由，言论不自由，结社不自由，学术被党化的环境里，还装模作样地来问“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这个问题，不免让人感觉十足好笑了。不过，偶尔从现实的混乱中超脱出来，保持冷静、客观的态度，来欣赏一个政党的虚伪与愚蠢，一个社会的健忘与薄凉，一个民族的狭隘与麻木，也未免不是人生的乐趣之一。毕竟，陶杰说得好，阅览中国人自我制造的悲剧，笑，而不是流泪，是一种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