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罪人和红卫兵领袖聂元梓喊冤
——读《聂元梓回忆录》
【看中国2013年06月30日讯】《聂元梓回忆录》是几年前我在境外读过的分上下两册的一部书，不过不是大陆正牌出口产品，而是出自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在某国展览推销的，由于本人年轻时的可怕经历还时而在梦里再现，所以胆子特小，其实我根本就没有胆，早就因患结石病割掉了，所以不敢带回祖国老家。这篇不长不短文，是几年前“偷偷摸摸”写成的，之所以不敢公布于众，还是“前怕狼后怕虎“，“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不过，最近我反复推敲，修改整理、自认并不违背我国现行法律和党的言论自由大政方针，于是横下心公开示众。估计会有不少人例如孔什么“文革人民起义论”之类，可能极力反对，骂娘是肯定的，不过我已有所准备，到时候我会大度点，甚至洗耳恭听。
在那个名为文化大革命实是对我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和人类社会基本道德、法律大破坏的史无前例十年中的第一年，首都高等学校就诞生和出现了五大红卫兵造反领袖，就是北京大学聂元梓、清华大学蒯大富、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和北京师范大学谭厚蘭，按他（她）们的年龄说，后四位是真正的学生红卫兵，都是二十岁刚过的大学生，“少年得志”，唯聂元梓是一个年过四十的中年妇女领导干部，而且是十二级高干，文革前和文革初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人们所以也把她并列入红卫兵领袖之内，显然因为是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转载了以她为首的北京大学七人大字报，被文革发动和领导者“四个伟大”（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评价和宣布为文革“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具有巴黎公社划时代的意义，其第一作者对红卫兵造反影响力显然具有领头羊的作用，为其他四位年轻的造反领袖所不及，又因为她早在1937年就投身于抗日战争，和有近30年的革命经历，理所当然地就成了“五大领袖”中的“第一名”。
这“第一名”确实不简单，就在全党全国人民，不敢说95%以上，但可以肯定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和老百姓，包括许多高级领导人，都被那个“516通知”搞的头昏脑胀，不知怎么回事的时候，她就心领神会，组织和领导其手下北大哲学系的6个干将，以超“通知”的革命“气魄”，紧跟而上，还不到半个月，确切地说，过《通知》只11天，5月27日，就在北京大学内贴出了“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将自己的恩人北大校长陆平（其兄人民大学副校长聂真通过陆平将其妹聂元梓从哈尔滨调进北大，并迅速得到重用升迁），还有北京市委文教部副部长宋硕、北大党委副书记彭佩云指责为阻碍和反对文革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正好中了毛泽东决心打掉北京大学“池深王八多”这个“反动堡垒”下怀。七人大字报被《人民日报》和全国几乎所有报刊、电台迅速转载转播（那时电视还极少），得到毛泽东和最高当局高度评价，其中的聂元梓尤其极速“名闻天下”，大大红火起来了，很快被提升任为北京大学革委会主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不久又被选为九大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经常直接或间接来往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重要领导成员之间，简直成了大人物，甚至被委以“钦差大臣”，例如派往上海等地调查和指导文革，组织批斗并主要因此自杀的上海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原北京大学社教工作队副队长常溪萍，还有上海市委其他主要领导人。
得到最高当局如此信任、抬举，和给予的殊荣，聂元梓更加卖力、积极地为文化大革命卖力，她充分利用手中的大权，指挥和参与指挥北京市大中学生和造反派，特别是北京大学师生员工，紧跟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战略部署，斗走资派，批修正主义，横扫牛鬼蛇神，抓叛徒，破四旧立四新，打、砸、枪、抄，和或大或小武斗，甚至掀起真枪真炮大规模两派“战争”，“成绩很大很大很大”，“损失很小很小很小”，等等，总之，“成果”累累，仅北京大学内就有200多个干部、教授和学生被打入另册，关进了中国特有的监狱——牛棚，对他们进行肉体折磨和精神摧残，有些伤残了，有些打死了，有些自杀了，有些疯了-----。几乎和北大取得如此“成绩”的同时，也正是聂元梓名望特别高涨，已经对北京大中学生具有很大影响力的1966年8月，北京学生红卫兵，在“要武嘛！”号召和中央文革事实上默许下，乱杀无辜，一千多名教师、学校校长和所谓四类或五类分子，死在拳头、棍棒和刀砍枪杀等多种惨无人道的“刑罚”之下，更令人发指的是在最高当局的眼皮低下，北京所属的大兴县的革命造反派，在谢富治把持的公安部门至少没有制止的情况下，造反派居然有组织地对手无寸铁的数以百计的所谓阶级敌人集体大屠杀，连上至80多岁的老人、下到几个月的婴儿也不放过。北京是中国的缩影和榜样，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整个文革期间，这样的事例更是罄竹难书，遗憾的至今也没有人去彻底搞清，官方不可能公布准确或基本准确数字。十大元帅之一、曾是人大委员长的叶剑英说，单被整死有两千万之多。乱斗乱杀导致的全国性的人间悲剧，历史上几乎是没有过，竟出现在20世纪我中华大地，不堪想象，无法入目，令上帝也愤怒和羞愧。
所以，文革绝不是错误的问题，而根本上罪恶，是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群体犯罪，是一些人利用党和国家权力犯罪，可以不可以说是党犯罪，是国家犯罪？从一定意义上是可以这样肯定的。因为事实摆在那里，你是无法否认的。罪和非罪、罪和错误，其界限是清楚的，现代社会中的唯一判定标准就是宪法和法律。虽然那时我们还没有刑法，但1954年宪法写的很明确：国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非经法院判决，不得逮捕和剥夺，不得侵犯侮辱公民人格尊严；公民住宅财物非经司法部门批准，不得搜查和没收；公民有言论自由，有对国家事宜发表意见和建议的权利，只要不违背法律（违背与否，不能由那个人说了算，即使领袖也不行，必须通过法律程序），不受干涉，------。但是，这些公民的基本权利，如我们上面指出那样，全部被剥夺和侵犯，无一例外，并且造成上面我们指出全局性的人间灾难。宪法规定，人人皆知的公民基本权利，却故意去侵犯，去剥夺，并且无视和全然不顾恶劣后果，这不是犯罪，是什么呢？几岁的孩子也知道是犯罪，犯大罪。
犯罪的是些什么人呢？凡是决定和参与决定搞文革及各级，尤其中上层指挥文革的人，其中的“坚定核心人物”，跟着跑的特别是其中的激进分子，和打、砸、抢和乱斗乱杀造成恶劣后果者等，都应该是这个范畴内的人。为了简化，我们可以称他们为文革罪人。对文革罪人的罪恶行径，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妄图从历史上抹去，更是不可能的。从最高层到普通的文革大大小小文革罪人，特别其中的罪大恶极分子，必需给予与其罪恶相应的惩罚。当然有些例如“四人帮”和极少数罪大恶极分子，已经受到惩罚，但更多的却一直逍遥法外，他们连一句道歉的话也不说，一个屁也不放。所以，受害群体无法谅解，迫害致死者们之灵魂无法安宁。摆在文革罪人前的唯一出路，就是认识自己的罪恶，向受害人低头，请求宽恕。“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你不要迷信“侥幸”。有些漏网希特勒分子，逃避半个世纪，六七十年，正义的人们照样穷追不赦。文革罪人，你是无法逃脱的！
聂元梓是一个文革罪人，受到了十七年有期徒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的惩罚。但是，她在《聂元梓回忆录》中从开头到结尾，不承认有罪，一直到死，都大喊冤，她多次申诉，向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直至国家最高领导人，长篇大论，一一驳斥判她有罪的以下事实根据：积极追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犯罪活动，在上海以“打倒常溪萍为突破口”进而夺取上海市领导权；受反革命主犯康生指令，成立抓叛徒兵团，诬陷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攻击朱德为大军阀、大投机家；对北大校内制造冤案，将二百多干部、教授和学生诬陷为黑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并非法关押，侮辱他们人格，折磨他们的肉体；制造北大“反革命小集团”冤案，先后绑架邓樸芳、邓楠等十几人，严刑拷打，致使多人受伤，其中邓樸芳终身残废，还诬陷“邓小平通过其子邓樸芳组织反革命集团，控制北大运动”，等等。
聂元梓申诉说：我不仅没有追随林彪、“四人帮”，反而同他们斗争，因而受他们迫害，特别从1968年主席召见所谓《五大领袖》之后，一直被限制自由，长期遭隔离审查，林彪、江青、陈伯达和康生等多次在不同会议和场合点我名批判，即使九大期间，也被诬陷；我是紧跟共产党，紧跟毛主席的，我组织写的七人大字报就是响应在毛泽东亲自主持党中央通过的《516通知》号召，结合我们北京大学的具体实践，向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斗争的；我到上海，不是江青和中央文革派去的，是毛泽东通过他女儿李纳让去，了解情况，并没有参与批斗和夺市委领导权；受康生令“抓叛徒”不仅没有诬陷彭真等，反而给他们弄清了不是叛徒的事实，挫败了康生的险恶用心，即使当年我批判过彭真，那是因为《516通知》已点名他反党，也不能说是诬陷：我不仅没有诬陷过朱德元帅，反而禁止北大小报发行批判朱老总的文章发表；北大包括陆平在内的200多名干部、教授和学生被整，被关，是四清工作队搞的，不是我干的，我掌权后，我不知怎么处理，甚至请示过最高当局，也没有明确答复，所谓制造反革命冤案，绑架邓家兄妹，致使邓樸芳终身残疾，和我没有直接关系，至于诬陷邓小平更是没有的事。
就这样，聂元梓逐条批驳，多次上诉，一再说，他的所谓罪状是不存在的，或和她无关，有个别例如批判过常溪萍有责任，也不是罪，而且不是由他决定的。所以对定她罪、判坐牢，她极不服气，一直喊冤，并坚信，总有一天，会为她平反的。
也许判决她有罪和惩治她的具体事实根据有出入，但可以肯定的只承认自己有错误，而完全否定犯罪，因而喊冤是无法令人同情，不为法律认可和理会的。虽然判决书中没直接涉及到七人大字报的问题，但就其对文革立下了“大功”来说，就是有罪的，说是《516通知》的大发挥，那《516通知》本身是违反宪法、文革大规模犯罪的根源之一，那你们的七人大字报难道不是违法犯罪？如果你这样想，你就服气，不会喊冤了。现在虽然没有人给《516通知》做这样的定性结论，但事实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