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苦练 在焦国标的书也显不出来
童年记忆

【看中国2013年06月23日讯】我出生在甘肃天水。“解放”前,天水有一所国军的骑兵学校,养了许多军马。据说马得病死了后,就把它们扔到我们村子对面的山沟里。马的尸体吸引了许多狼,方圆几百里的狼都汇集到我们村子附近。自从有了骑兵学校,村子附近的狼成倍增长。

爷爷年轻时一直跟随于右任先生搞革命,家里珍藏着于先生写的一个条幅,父亲记得条幅内容是“自由而有根是生长极快之树木”。奶奶是外地人,“解放”后随爷爷回老家天水。据父亲说,爷爷常告诉他,当农民太轻松了,太好了,比打仗轻松多了,也没有任何危险。爷爷在我们村子对面的山上开一块荒地种土豆,这块地到现在还叫狼窝里,地边上有一狼窝,里面有许多狼。我父亲说,他小时候跟我爷爷在地里刨土豆,地边上的狼在跑来跑去,互不侵犯,相安无事。

我们村对面半山坡上有个小村子,叫河沟里,住着几户人。有一户人家的媳妇是从阶州(陇南)娶来的,讲话和我们当地人不一样,大家都叫她阶州媳妇。她有一个女儿,女儿很小时,她带着女儿在地里干活儿,狼来把女儿叼走了。阶州媳妇看见女儿被狼叼走,一直追狼,狼叼着女儿跳下几丈高的悬崖,阶州媳妇也跳下去,跳到了狼的身上,狼丢下她女儿跑了。多少年以后,我回老家,很关心这个小女孩的下落,村里的人说,小女孩长大成人了,已经出嫁了,嫁给了镇上一户富裕人家,现在日子过得很好。

我七八岁的时候,家里养了一头猪。喂猪的事情基本上全是我干,从小就盼望着猪长大,杀猪过年,这是小孩儿最高兴的事情。天天喂猪是一件很累的事,似乎和这头猪没有多少的感情。一天晚上,一只狼跑进我家的猪圈,猪大叫,我爸爸冲进猪圈赶走了狼。猪的嘴被狼咬掉一块肉,猪吓得全身直打哆嗦,紧紧地靠着墙。我拿着煤油灯给爸爸照亮,看猪的伤口。这件事后,我好像和这头猪有了很深很深的感情,在和狼的战斗中,我们和猪是一条战线的。过年了,这头猪被杀了,让我们家过了一个高高兴兴的年。煮好的猪头上缺了一块儿肉,妈妈说这是那天晚上被狼咬掉的地方。

又过一年,我们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条反标。大队书记把所有识字的人全都召集起来,要破案,昼夜不能回家。关了许多天,也不在地里干活儿了,反标案也没有结果。最后,大队书记决定用投票表决的方式来决定谁是写反标的反革命分子。一天深夜,爸爸突然跑回家跟妈妈说,投票结果是他的票最多,可能要出事了。他告诉我妈妈,第一反标不是他写的,无论到什么时候都要给他伸冤;第二,一定要带着两个孩子活下去。在睡梦中我被爸爸妈妈叫醒,爸爸又简单地跟我说了一下事情的经过,说他有可能成为反革命,我是一个男孩儿,一定要像男子汉一样,帮助妈妈和妹妹一起活下去,无论任何时候都要活下去。他反复强调反标不是他写的,要为他伸冤。当天晚上我感到了恐怖,比那天晚上狼钻进了我们家的猪圈更恐怖。也是从那天晚上起,我发现我长大了,我身上有许多的责任,要保护我的妈妈和妹妹。最后反标案破了,是我的一位老师写的。接下来的日子,这位老师被五花大绑游行批斗。他旁边总有两个持枪的民兵,我见到后很害怕,怕民兵用枪把这位老师打死在我面前。

爷爷五十年代就去世了,“地主婆”奶奶一个人在最艰难的时期,在最艰苦的地方,把父亲、姑姑、叔叔们带大,并让他们都上了学。在我的印象中,每次去开批斗会,奶奶总是穿好衣服,梳好头发,像现在去参加party一样,平静地去,平静地回。她回来后,妈妈总是不让我闹,好让奶奶安静一会。但奶奶见到我,仍是一样的慈祥,一样的开心,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

村里的人讲,奶奶有许多金条和银元,不知道埋在什么地方了。我去问奶奶,你是不是有许多金条和银元,她告诉我:“那东西没有用,奶奶也没有埋。这世上还有比那东西更珍贵的东西,你长大就知道了。”我当时并不懂奶奶说的意思,但相信奶奶对我讲的是真的,此后我一直在寻找比金条和银元更珍贵的东西。一九九七年农历乙亥年九月初二,已经患病不能讲话的奶奶去世了。二叔给奶奶写一幅挽联,上联是“既辛亥革命呱呱诞生于中州大地”,下联是“何乙亥振兴悄悄离开了千里陇原”,横批是“天高地厚”。

那一年,我大约六岁多一点,我三爷(爷爷的三弟)被村里的基干民兵抓走了,去办学习班,家里人让我去给爷爷送馍。到了大队部门口,民兵班长用枪口对着我,质问我干什么,我吓哭了,但不敢哭出声来,看到爷爷坐在一间黑屋子的地上。爷爷很慈祥地说: “是我孙子给我送馍来了。”我被放进去,见到爷爷就大声哭了出来。稍大一点,我问爸爸,为什么要把爷爷抓起来,爸爸说,县委书记提出要贯彻“以粮为纲”的政策,要把在地里生长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树都砍掉,爷爷反对,就抓起来了。小时候地里的参天大树从此再也不见了,但村里粮食并不见多,反倒一年比一年少了,逃荒要饭跑到陕西关中平原的人越来越多。

我上的小学叫耕读小学,在一座庙里,只有一位老师,姓李,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写反标的现行反革命,抓走判了三年刑。耕读小学黄了,房间空了,只剩菩萨了。一天,一位姓吴的同学悄悄告诉我,他在菩萨面前捡了一个苹果吃了,是有人献给菩萨的。从那以后,我经常一个人偷偷去菩萨的屋子,看能不能捡点什么吃的。我的运气不好,每次都看到慈祥的菩萨面前什么也没有。

三爷在我上小学一年级时去世了,到今天我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打电话问父亲,父亲说:“你三爷名叫潘尔廉,字砺斋,逝世于一九六八年。他是饿死的。他死后,我们去他屋里,发现已经没有一点粮食了。”

我们小学采用的语言是当地的土话,与天水市里讲的话差距很大。乡下的人很看不起天水城里人讲的话,觉得他们讲话不诚实。我也发现,我们村里人讲话的速度比天水市人讲得慢,也没有他们讲话那样轻,与普通话的差距就更大了。当地把普通话称为“偏言”,只有来我们生产队的住队干部才讲偏言,大部分人听不懂。我记得有一次开批斗大会,住队干部用普通话讲了一大堆,最后让被批判的老太太做检查,谈对自己错误的认识,老太太说,你的“偏言子”我没有听懂,住队干部气坏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家乡大旱,粮食收得很少,村子里许多人翻过秦岭去陕西要饭。父亲常说,我们家的人饭量小,所以不用去要饭。政府隔几天发一次救济粮,是从河南运来的红薯干,用开水煮着吃,也可以磨成面做馍吃。我们从小吃惯了玉米面,觉得红薯面做的馍很难吃,吃了之后胃里常冒酸水。但无论如何也要感谢河南人,这次大旱,河南人的红薯不知救了多少甘肃人的命。父亲很少与村子里的人打交道,遇到领救济粮的事,总是我去。有一次我去领粮,队长不发给我,说是有政策,不能发给地主家。我回来跟父亲说了原因,父亲去与他们交涉,终于搞清楚了政策界限,是不发给地主分子家。奶奶是地主分子,但已经与我们分家了;我们家没有地主分子,政策是容许我们继续活下去的。领到红薯干,回家的路上,我很高兴,但我发现父亲一直不高兴。回到家,妈妈很高兴地告诉我们说,中国的卫星上天了,还会唱《东方红》,奇怪的是父亲一直没有高兴起来。

我的六妈(六婶)是死了第一个丈夫后改嫁六爸(六叔)的。六妈长得特别漂亮,特别喜欢孩子,但她的命不好,生了几个孩子都病死了。每个孩子的死对六妈的打击都很大,特别是一个和我同岁的儿子,名字叫克里。克里病死后,六妈哭得死去活来。六妈特别喜欢我。

小学毕业时,公社中学给我们学校的名额很少,照顾贫下中农的孩子还不够,我的家庭是“四类”家庭,更是排不上号。我哭着去找叔叔,他在公社的中学当老师。走后门成功了,我上了中学。

这所社办中学叫东泉中学,公社叫东泉公社,现在改叫马跑泉乡。许多老师讲普通话,我听起来比较费劲。化学老师就讲普通话,他说,物质世界是由分子构成的,分子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是由原子核和核外电子构成的,还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原子结构图。世界是这样的?我带着疑惑去问叔叔。叔叔告诉我: “你现在最重要的不是了解世界是怎么构成的,重要的是你身体不好,得过肾炎,中学毕业回生产队已经参加不了重体力劳动,要抓紧中学的时间学习一两门吃轻闲饭的手艺。现在我们村里没有电,但是过几年一定会有电,所以,你要学电工,会接电灯,会装开关。还有,现在的社会政治运动多,墙上写的标语口号多,你要学习写仿宋体字和黑体字。”苦练过一阵写标语口号,到现在仿宋字写得还不错,但是有了电脑,我的这点优势自由魂在焦国标的书也显不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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