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然于群士之上的晚明学者(图)

【看中国2013年06月22日讯】明代士子多“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然至晚明,却有一人以其博洽的学识,宏富的著述,卓然于群士之上,他,就是当时著名的学者焦竑

一、坎坷的仕途

焦竑,字弱侯,号澹园,又号漪园,人称澹园或漪园先生、焦太史。南京人。生于明世宗嘉靖十九年(1540),卒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在八十一年的人生历程中,焦竑却在通往仕途的道路上,艰难地跋涉了大半生。

焦竑生活的时代,正是明王朝一步步走向衰亡的时代。当时,社会四处衰征渐露,从最高的统治者到最基层的政治机构,无不浸淫在一种萎靡不振的氛围之中。然而,衰而未亡,这个老大王朝的心脏仍在微弱地跳动,整个政治机制也依旧在运行。尽管此时商人的财富已使世人侧目垂涎,但人们仍在争先通过科举这条狭径跻身仕途。

焦竑也不例外,还在他童年的时刻,便拉开了他这出人生的悲剧的帷幕。

说起来,焦竑也算出身于簪缨世家。焦竑的父亲很自然地对焦竑寄以无限希望。还在很小的年纪,他便在严父的督教下,开始步向仕途。后来,他曾无限感慨地说:“某自髫年发愤向学,岂第为世俗梯荣计,实吾父督教甚严,不忍怠弃,欲因之稍稍树立,不愧家声耳。”(《澹园集》卷十三)小焦竑学习很刻苦,当时,他学习“以经学为务,于古注疏,有闻,必购读”(《澹园续集》一)。严父的督教,个人的努力,使焦竑的进步很快。当他十六岁那年,被选为京兆学生员,二十五岁时,中为举人,不料而后却屡屡受挫。整整奋斗了二十五个寒暑,才夺得了科考魁首,成了状元。然而此刻的焦竑,已经是五十岁的老人了。此时焦竑,可以说是百感交加,亦悲亦喜。虽说还了先人的夙愿,却亦耗去了自己大半生的最宝贵的年华,其中的甘苦又有谁能知晓呢?

会试罢,焦竑因以进士第一,按例授为翰林院修撰。尽管五十多岁了,但此时焦竑仍旧踌躇满志。他开始用心研习“国朝典章”,想依靠当朝的“石室金匮之藏”,来一展自己的史才了。

官场中的最初几年,还算顺利:万历二十年(1592),焦竑被任为会试的同考官;二十二年(1594),任为太子讲官,以往,讲官进讲,很少提问,但焦竑却采用启发性教学,多方启迪,使太子的学业进步很快;二十五年(1597),以副考官的身份,主持顺天府乡试。然而焦竑的宦程至此便开始走下坡。《明史•本传》说:“(焦)竑即负重名,性复疏直,时事有不可,辄形之言论,政府亦恶之。”焦竑性格品质上的梗介疏直,在当时黑暗腐败的官场中,是注定不能顺利的。也就是在这次主持顺天府乡试中,焦竑遭到了同僚和几个应考举子的诬陷,当时的朝廷也就借此将其弹劾,把他谪为福宁州同知。这件事使焦竑十分伤心,至福宁州后,不到二年,便“挥手从兹去”,辞职归乡了。从此后,直至万历四十八年(1620)去世,焦竑便一直在自己的家乡过着读书、讲学和著述的生活。

二、“士林祭酒”和“异端”之徒

焦竑的大半生,都在“林下泉边”度过,但是由于他博精的学识和广泛的交游,使得他的影响远非一般拘于一隅的文人所能比及。早在焦竑入仕以前,便被士人推许为“士林祭酒”,而有“一代儒宗”之称。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更拿他与当时的大文士、后七子的领袖王世贞比较,说他“积书数万卷,览之略遍,金陵人士辐辏之地,先生主持坛坫如水赴壑。其以理学倡,率王弇州所不如也”。足见他在当时士大夫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

焦竑的一生研经著史,阐释释老,著述宏富,《明史》称他“博极群书,自经史至稗官、杂说无不淹通”,而对明代的人物和当时人的典籍著作尤其熟悉。在他的著作中,像《国朝献征录》、《国史经籍志》、《皇明人物考》、《玉堂丛语》、《逊国忠节录》等,都是有关这方面的著作。也正是鉴于焦竑对于当代史的学识,当万历二十二年,朝廷准备开馆撰修国史的时候,倡议者大学士陈于陛一再推荐焦竑来“专领其事”。对于此事,焦竑虽逊谢推辞掉了,却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所以当时人认为陈于陛所建议规画,大抵都发端于焦竑。后来,修国史的事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中缀了,焦竑撰写的《国朝经籍志》五卷却流传了下来,使得有明“一代文献足征”。并且集辑了当朝人物的资料,又经多次的整理而成百二卷的《国朝献征录》,使“一代人物得传”。关于《献征录》,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学者黄宗羲曾回忆说,当他父亲被捕入狱时,一再嘱咐他说:“学者最要紧是通知史事,可读《献征录》”(见全祖望《鲒埼亭集》十一),足以说明这本书的学术地位。

《明史》说焦竑“讲学以(罗)汝芳为宗,而善(耿)定向兄弟及李贽”,是晚明儒家异端思潮的逐浪弄潮者。他交游甚广,尤其与当时的异端人物如李贽、汤显祖、袁宏道、陶望龄等过往密切,特别是与被人称为“异端之尤”的李贽声气相投。他“笃信卓吾(李贽字)之学,以为未必是圣人,可肩一狂字,坐圣人第二席”(《明儒学案》卷三五)。他与李贽“二人相率而为狂禅,贽至于诋孔子,而竑亦至崇扬墨,与孟子为难”(《四库提要》卷一二五),共同把当时对儒家圣贤偶象和经典权威的怀疑批判思潮推向高峰。同时,李贽也把焦竑看作是自己最知心的朋友。李贽许多不愿轻易示人的著述,都先请焦竑过目,他的痛苦与忧患,心得与快乐也都乐于向焦竑倾吐。面焦竑不但在经济上不断接济李贽,在学术上提供自己的丰富的藏书,更在李贽与自己老师耿定向争论中,坚定地站在李贽一边,而不顾耿定向要他“勿为异端所惑”的警告。

焦竑的异端思想,受到了统治者及其代言人的极端仇视和攻击,“颇以禅学讥之”,甚至詈骂焦竑说:“虽天地之大,无所不有,然不应妄诞至此也。”(《四库提要》卷一二五)

三、笃实的学者

焦竑是位很切实的学者,他虽然在思想上承继王阳明心学的余绪,很讲求心性及内在的修养,但他对于当时那种不读书而空谈心性的风气很不以为然。他认为:“先儒言,才学便有著力处,既学便有得力处。不是说了便休。如学书者必执笔临池,伸纸行墨,然后为学书;学匠者必操斧运斤,中钩应绳,然后学匠。如何学道只是口说?口说不济事,要须实践”(《澹园续集》卷四七)。因此,他反对那种“束书不观”,“吐弃事物,索之冥之乡以为道”的作法,主张博览群籍,再“由博返约”的严肃谨严的学风。据说他的藏书非常丰富,其中很多都是他亲手抄录的。为了志而不忘,焦竑读书时做了许多笔记,后来,他的朋友们便把他的这些笔记辑成八卷本的《焦氏类林》一书。对于当代的史事,他更是注意搜集,“以片纸志之,储之巾箱”。他认为“此为史职,非第如欧阳公所云,夸于田夫野志而已者”(《玉堂丛语序》)。

在学术上,焦竑还一反当时人的空疏,喜欢考证。他考证古今史事的文章,都收在《焦氏笔乘》、《续乘》中。其上起先秦,下迄宋元,无所不及。虽然没有清人严密,亦时时有新意可诵。清人评论《笔乘》说:“编中于(杨)升庵之说颇有纠弹,而皆以焦(竑)说为允,则是跨杨氏而上矣。”(蒋国榜《焦氏笔乘跋》)其中考辨《尚书》伪古文的诸条,与梅鷟的论点一致。这些观点对于清人研究《尚书》是十分有启发的。此外,焦竑还于古音考证多有发明。他提出的“古诗无叶音说”,直接促使陈第撰成《毛诗古音考》一书。而陈氏的著作对后人顾炎武的影响极大。这点,顾氏在其著《音学五书》的序文中,有详细的说明。因此,明末清初学风的转变,焦竑起了很积极的作用。

把笃实严肃的治学态度用之于世,则形成焦竑注重实用的经世思想。明朝末年,在社会危机的刺激下,一股经世致用的思潮,开始在士大夫中兴起。而焦竑对于这般思潮的兴起,是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的。对此,明末的大科学家徐光启曾说,“文要有益于世”,而焦竑一生不仅“不为文士之文”,而且“读其文有能益于德,利于行,济于事”。并且说他自己的科学研究“用研削薄伎,受知(焦竑)先生为深”(徐光启《澹园续集•序》)。

焦竑对于当时弥漫社会的“左事功右文墨”,“崇华忘实”的浮华风气极为不满。因此,他在实践中亟力提倡经世实用之文,几次典试,他都是以“华实相副”作为取士的标准。并且反复强调,扭转世风,“与世还淳也,必自士始”(《澹园集》卷一五)。焦竑更进一步提倡经世实用之行,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曾写道:“居官以明习国朝典制为要”,而治经则在其次(澹园集)卷十三)。而在《书盐铁论后》一文中更说:“自世猥以仁义功利为二涂,不知即功利而条理之乃义也。”认为“岂以弃财为义哉”!(同上,卷二二)这种大胆的见解,显然迥异于那些虚假的道学先生。

本文留言

作者向燕南相关文章


近期读者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