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陆铿揭露孔宋看国民党时代的新闻自由(图)

2008年去世的陆铿是中国最早的广播记者，二战时担任中国驻欧洲战地记者，抗战胜利后升任《中央日报》副总编辑。陆铿一生以新闻自由为志业，与国民党政权和共产党政权皆发生冲突：一九四九年四月，因办《天地新闻》被国民党下狱，为于右任、阎锡山所搭救，一月之后即获自由；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从日本经香港返回昆明，立即身陷大牢，此后在共产党的牢房中被关押了二十二年，没有被关成疯子简直就是奇迹。

七十年代末，陆铿被释放后赴香港，继续从事新闻工作，创办《百姓》杂志，发挥舆论影响力。其对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一席访谈，成为保守派逼胡下台的一大“罪状”──在此意义上，胡耀邦本人亦是中共扼杀新闻自由的牺牲品。“六•四”惨案之后，陆铿积极支持海外民主运动，出力帮助许家屯赴美，因而再次成为大陆“黑名单”上的人物。

一九七五年底，中共当局为了对台统战的“大局”，将所有在押的国民党人员中文官县长以上、武官团长以上全部释放，给予公民权。在处理文武两种官吏的时候，遇到了陆铿的问题──陆铿是蹲中共监狱的最著名的新闻记者，他的级别是什么呢？

于是，公安干部询问他说：“你是什么级别？”

陆铿回答说：“我没有级别。”

对方感到很惊诧：“你怎么会没有级别呢？”

陆铿说：“国民党党报工作人员，是按自由职业对待，都没有什么级别。”

公安根本不相信陆的说法：“有级别就讲级别，这是好事。”

陆则坚持说：“好事也不能乱讲啊。”

公安仍然认为陆“思想上还有顾虑”，便表示说：“那我们只有按我们的级别来套你的级别。”

结果，陆铿被通知说：“北京《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是副部长级，你是《中央日报》副总编辑，比照《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级别，以副部长级落实政策。”

这是一个涵义深长的小插曲。陆铿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元老记者到《中央日报》副总编辑兼采访部主任，直接采访过蒋介石、宋美龄乃至盟军统帅马歇尔及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等人，却一直都只是一名受“聘任”的专业人士，在党国媒体中的高级职位并非其“铁饭碗”，他更没有在国民党的组织系统内担任任何职务。国民党高层放心让陆铿这样思想上的“自由化分子”和身份上的“自由职业者”出任党中央机关报副总编辑，在相当程度上说明当时的《中央日报》仍按照现代专业报刊的方式来运作。

国府时代，总体而言，民间社会的言论空间仍然蓬勃生长，《申报》、《大公报》等民营报纸比党营的《中央日报》拥有更多读者，且一直在发表种种严厉批评国府的言论。直至败退台湾，国民党当局仍未能将舆论“定于一尊”，这既有其“不能”的一面，也有其“不为”的一面。

中共方面以自己办《人民日报》的思路来度量《中央日报》的组织结构，因而给了陆铿一种意想不到的“地位”。《人民日报》是中共的“喉舌”和政治“风向标”，其重要文章大多由毛泽东亲自阅读并加以按语。在中共统治下，不用说权威的《人民日报》了，即便一般的地方性报刊，其主要采编人员亦必须是忠心耿耿的中共党员，所有记者都是“国家干部”而“非自由职业者”──“自由职业者”这一概念在中共统治下是不存在的。

以“枪杆子”和“笔杆子”起家的中共当局（毛泽东本人亦是二十世纪的愚民大师），一贯将媒体视为自己的“禁脔”，以管制军警宪特部门的方式来管制媒体。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统治中，中国大陆实行着一种没有新闻法的“无法之治”，中宣部即是一个堂而皇之地存在着的违宪机构。在此种密不透风的极权体制下，陆铿纵有天大本事，也不可能混进任何一家媒体工作，实现其以新闻促自由的理想。

陆铿最辉煌的时期是青年和老年两头──最宝贵的中年在中共监牢中苦苦挣扎。老年陆铿在香港和美国，或自创杂志、或秉持笔政，可谓老当益壮、声如洪钟；青年陆铿则在抗日的烽火与内战的硝烟中，实践了新闻人为国为民的职责。陆铿是受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激励而开始新闻工作的。于右任是中国现代新闻业的先驱者，贵为国府监察院院长，仍强调新闻自由的重要性：“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昔人以此为执政者之天职，吾则以此为新闻记者之不二法门。”“为维护新闻自由，必须要恪守新闻道德。新闻道德与新闻自由是相辅相成，没有新闻道德的记者，比贪官污吏还可恶。”

围绕《中央日报》的办报方针，新旧两派有着一番较量：以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之职兼任《中央日报》总主笔的陶希圣，提出“先中央、后日报”的主张，认为报纸既是党的机关报，当然要以站稳党的立场为第一要务。而《中央日报》的一班年轻人，在毕业于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的发行人兼社长马星野的支持下，坚持“先日报、后中央”的主张，认为报纸如果办得没有人看，中央的立场站得再稳，又有何用？

“先日报、后中央”的办报方针，在抗战胜利到国府迁台之间四年间的《中央日报》得到部分实现。如年轻记者徐佳士采访国大代表，听到有国大代表因国军军事失利，提出“杀陈诚以谢天下”的主张，就照实写来，陆铿则照实刊登。陆铿多次采访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不果，愤而在《中央日报》刊登“徐永昌部长失踪”的消息，虽然受到上面的批评，却也逼得徐氏乖乖接受访问。这些小小花絮，均说明即便是在受国民党党部控制最强的《中央日报》内部，依然有着相当的自由与弹性。倘若以中共《人民日报》层层严格审查──清样必须由社党委、中宣部和毛办签字之后方能付印──的制度来运作，十个陆铿也被“消音”。

1947年夏，孔祥熙、宋子文以“扬子”和“孚中”两公司的名义，向中央银行结汇3亿8千多万美元（当时官方美元与黑市价相差十多倍），从国外购买禁止进口的汽车、无线电器材等，运到上海抛售，牟取巨额利润。当年五月，在国民党的“国民参政会”上，素有“大炮”之称的贵州籍参政员黄宇人为此开了一炮，并吁请当局从速彻查。

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长俞鸿钧答复这一质询时，不做正面回答。这使得当时在会上采访的陆铿非常气愤。他一回到《中央日报》，就布置全体记者，集中全力设法搞到这一案件的全部材料。最后终于在青年党人陈启天主持的经济部里，将财政部和经济部的调查报告，连骗带偷地弄了出来。他随即发动好几个记者、编辑加紧誊抄。

第二天，即1947年7月29日，《中央日报》第四版头条就刊登了《孚中暨扬子公司破坏进出口条例财经两部奉令查明》的消息，揭露孔祥熙、宋子文的这两家公司利用政治特权，八个月内向中央银行结汇了3亿8千多万美元，占国内同期售出外汇的88%......。立即引起了中外轰动。上海的《申报》、《大公报》、《新闻报》都纷纷转载；外国驻南京的记者也将这个消息传到国外。宋美龄为此很不高兴，要蒋介石追究责任。

当天下午，蒋介石在黄埔路的“官邸”召集会议。当时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央日报》主笔陶希圣判断：可能是陆铿等人由于职业冲动而干的。但老蒋不相信，决定叫李惟果和陶希圣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正副部长的名义，直接找陆铿弄清消息来源，然后再作处理。

拥有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的国民党中宣部部长李惟果和副部长陶希圣多次约陆铿谈话。陆铿挺身与两名宣传部长对峙，坚持信守记者原则，不肯透露消息来源。至于发表这消息的动机，完全是为国民党着想，而不是使国民党更坏。蒋乃作明确指示：“我是总裁，他是党员，不管什么记者信条不信条，按照党的纪律，总裁命令党员讲出来。”陆铿接到此指示，依然大声对两名部长说：“既然总裁这样说，那我请求退党好了。”

这两次交谈后，陆铿接着就打起了小包袱，准备坐牢。8月2日听说李惟果驾车来到《中央日报》楼下，陆铿即拎着包袱下楼。李惟果一见这模样，就问他这是干什么，他说准备坐牢。李惟果说：“瞎说！总裁要亲自问问你！”

李惟果边说，边把陆铿拉上汽车，直开黄埔路的“官邸”。蒋介石见了陆铿第一句就问：“什么人告诉你的？你说！”

陆铿说：“能不能让我多说两句？”

于是陆铿就将自己见到的国民党多种腐败现象逐一列举，特别把他在豫北采访王仲廉部的亲身感受，详详细细地和盘托出。他说前方士兵艰苦作战时想喝一口水都不可得，因为国家没钱给他们买水壶；而后方的官僚们却穷奢极侈，国人的怨恨都集中在孔祥熙、宋子文身上。《中央日报》揭露孔、宋等中央大员，正表示国民党“不同流合污”，蒋总裁是“大公无私”。

陆铿一口气说了半个小时，最后要求蒋介石给予处分，李惟果马上站起来说：“报告总裁：惟果负责宣传部，有负总裁嘱托之重，请求给惟果处分。”蒋介石脸上的怒气全消了。他也跟着站了起来说：“我什么人也不给处分，我什么人也不给处分。”

事后，陆铿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处获悉：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魏德迈跟蒋介石谈话时，无意中谈到这件事，也赞扬这是“民主的表现”。老蒋听了就更加不了了之了，并以此说服了宋美龄。

此后，李惟果居然请陆铿这个差点让自己去职的下属赴家宴，李夫人亲自下厨，殷勤待客。此种重人情、轻党性、对新闻自由有着相当认同的国民党宣传部长，在共产党中的历史中惟有至今仍被“冰冻”的朱厚泽可比拟。国府时代的多名宣传部长都有到海外留学的背景，在相当程度上尊重新闻自由的原则，即使是陶希圣这样的保守派，亦是文人出身，本人算得上是文章高手，在与各媒体和众记者沟通的时候，至少懂得“讲道理、摆事实”。相比之下，中共当局越到统治末期，其中宣部部长的水准越不堪入目，如依靠陪邓小平打桥牌而青云直上的前任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在内蒙一所大部分国人闻所未闻的师范学校毕业的现任宣传部部长刘云山，皆是胸无半点墨、文章也写不通顺的“新闻杀手”与“文化克星”。

一场本来可能会导致“军法处置”的大祸终于烟消云散。对此，陆铿的解释是，除了国内国际舆论的压力外，“最具决定性的还是蒋老先生没有毛老先生的超帝王心态，特别是那种讨厌、痛恨知识分子的变态心理，视人命如草芥，所谓‘无毒不丈夫’也。看看《人民日报》邓拓的下场是多么的悲惨。他不过是写了一些杂文。”陆铿深知，自己的这种勇敢只是在国府时代才可能被宽宥，在中共治下哪里有你表现此种大勇的机会。由一个人的命运即可看出两个政权的差异来。

用储安平的说法，在国民党的“威权主义”统治下，自由是多与少的问题；而在共产党的“极权主义”统治下，自由则是有和无的问题。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国府败退，只对极少数人而言是“解放”，而对绝大多数民众而言，乃是陷入了一种更加可怕的奴役状态之中。从此，陆铿所夸耀的“先日报、后中央”的办报方法成为“天鹅的绝唱”；从此，数亿国民钳口结舌，数十年无新闻，谎言如病毒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传染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