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处处有特权--是谁给他们的？(组图)
【背景提示】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强调：“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而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消除疑虑最好的办法就是公开”。
然而，余音未落，法律就面临严重的挑战：5月15日晚，“京城四少”之一的王烁与人发生纠纷并动手打人，使他此前的涉枪案再次受到关注。据报道，2011年9月，王烁因涉枪案被公诉，但最终判决结果并未向社会公布。近日，有记者采访相关司法部门王烁涉枪案情况，对方表示不方便回答。法治社会，没有人能享有法外特权，作为富家子弟的王烁，难道就可例外？！
特权的狂欢
1、王烁：街头呆霸王
5月15日晚8点，北京某街头，王烁他开全新坐驾布加迪嚣张地逼停白色现代。现代车主按一声喇叭，他便上演全武行，对现代车内的人大打出手：手扇女的，脚踢男的。恶少如此横行霸道，竟发生在堂堂中国首善之区，不得不令人嘘唏！
更夸张的是案后处理方式，价值千余万的“当事车”布加迪被他人开走，当事人王烁则乘坐黑色吉普车前往派出所。但到派出所后，他竟然没下车，警方调解过程中，自始至终有一中年男子从派出所至吉普车之间来回传话，而王烁就可以在吉普车上“遥控”调解。北京警方如此礼遇恶少，是羞辱警察这个职业呢？还是羞辱了他们执行的法律？恕我无从作答！
“京城恶少”王烁街头耍狠打人（看中国配图）
当然，更为严重的是，王烁街头耍狠，已然不是第一次，上次的涉枪案还是历历在目的。据说他是被起诉了的，但至今都没给社会一个交待啊。有媒体采访就要求相关司法部门公开，结果又扯了，说不能公开。
众所周知，打人和持有枪支弹药这等事，要是放在任何一个平民身上，至少要有五年牢狱之灾。有人非常较真，开始与相关司法部门对簿了，称“司法公开”当“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是一项宪法原则和基本诉讼制度，《宪法》第125条明文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而在刑事诉讼案中，也有规定“只有有关国家秘密或者个人稳私或者未成年的犯罪案件，不公开审理”。众所周知，王烁又不是李天一，玩女明星也有年月了，不可能是未成年人，而涉枪这等事又是不国家秘密或个人隐私，为什么不公开？这样的做法，难免会让人们浮想联翩——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朱令案，会不会同样权力在作怪？
连堂堂首都可以成为“法外之地”——不禁令人感慨万千。此事影响非常恶劣，“踏石有印，抓铁留痕”，顿时变得“言之凿凿，行之渺渺”，看来我们的政府已经踏不出也抓不出弘扬社会正义的印痕！
2、张艺谋：葫芦娃的爹
我们对计划生育这项国策心存芥蒂，耿耿于怀，主要是人权意识在觉醒。我们认为：计划生育是这社会最无耻之事，左右了我们的私生活，并强行规定我们生孩子的数量！生个孩子自己说了都不算，没准生证，不能生，生了也是黑户，偷偷生个二胎，被威胁，还会遭到计生部门的追杀，可能被绑架到医院强行堕胎，这都什么事儿啊！但是，这一切对一些人来说，什么准生证即使没有结婚证，什么二三胎即使七八胎，都不成问题，就像大名鼎鼎的张艺谋导演。
特权的狂欢，张艺谋捧得超生奖（看中国配图）
虽然说，张大导演有几个孩子压根不关我们鸟事，无需借我们鸟，当然更重要的是，不是和我们的老婆生。但是问题是，人家张艺谋可以跟别人的女人，生一大堆不消说，而且还可以非婚生，生一个不过瘾，还能生上七八个；更夸张的是，生上七八个，那些“吃肚皮”的计生部门竟然不闻不问。当记者去采访无锡当地计生部门，不论问什么题，仅得到“我们在了解核实”的回答！
对付一般人，计生部门磨刀霍霍铁面无私了；对于权贵者，你们无计可施听之任之，这国家还有公平正义之说？不禁要让人发问了：是不是我国的法律对权贵们只得亮绿灯！那就直接告诉我们小老百姓：因为他们有名，所以是有特权的，是有关系的，法律根本拿他们没有办法！
但是，即使计生部门“亡羊补牢”了，追罚张艺谋，以说明法律面前，名人明星没有任何超生的特权。可是，法律的背后却又是允许你以高额的罚款为超生的孩子“买个名分”，罚款虽高达1.6亿元，可这点钱对于张大导说也不算事儿。
笔者曾对执罚经济提出最为猛烈的批评，一针见血地指出：一旦法律与金钱扯上关系，能够通过金钱去买法律承认的所谓的“许可”，那么这个法律必然暧昧，必然会催生出一种“执罚经济”来。而这种经济，可以说是最为邪恶的，因为它并不是阻止罪恶，而是是披上了“合法”的外衣，纵容罪恶，必将展示权力滥用的疯狂。有这样的法律，执法部门眼睛里只有钱，比如计生部门通过“吃肚皮”、交警部门通过“吃罚单”以来进行创收；而钻营之辈以罚代法，以来逃避法律的责任，最终导致整个社会失去公平与正义。
3、神州处处耍特权
最近，有则社会新闻，相当可口可乐。话说5月5日一班从贵阳飞往香港的飞机上，一女武警为帮领导买烟要求飞机延飞。当然这样的无理要求，遭到香港空姐断然拒绝。在一个特权至上的国度里，法律就如同这个任上司摆布的女武警一样，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想在哪儿用就在哪儿用。领导有买烟这个需求，于是不分场合，要求全飞机的乘客都屈服于领导的淫威，从而成为飞机延飞的“正当要求”。
这个事件中，大陆领导霸气侧漏的傲慢与专横，无非就是加深香港同胞对大陆官僚的强烈反感。其它又能咋样？这位领导是不可能面临什么处分的，即使有也只是下为不例的警示。反正直到现在，大家都不知道这位领导到底是谁？我们大陆官员爱耍特权，而官员的形象就这样被绑架了，一直在自毁，丢脸丢到香港，丢到世界各地。
除了领导耍特权，即使一些小喽罗也爱耍特权，搞显摆。
最近辽宁“有身份”夫妇大闹香港，让我等看了之后，真是感到莫名的羞辱，这对夫妻压根就是捉对的“伍佰组合”。这对夫妇一家四口在香港购物数万元，很觉得对香港作出贡献，非常不满旅游车迟到，先投诉又报警，特别能来事。那个男的又哭又闹的，抽泣的样子堪称“影帝”，口口声声地说“香港是法治社会”，而一边又对媒体大呼：“我们不是完完全全的老百姓，也是有一定身份的人”。你丫不就是一个公务员吗？公务员就不是老百姓了，就应该享受“有身份”的待遇。是不是香港同胞没给你“有身份”的待遇，让你委屈了，委屈得面带梨花了！无语，只有一顿臭骂：一帮驴犊子！
……
特权的养成
既然写到耍特权种种现象，那么就有必要讨论一下特权的养成。
1、制度的先天性缺陷
特权的养成，从根本上讲，是我们的体制造成的。由于我们现行的体制，先天性地存在着目的和手段的矛盾：虽然这种制度有追求人人平等的目的，但无论苏联和我国这等大国，还是小国的古巴、朝鲜那些小国，从建国伊始都提供了领导干部种种特殊的优惠制度，目的当然是推动所谓的人人平等，然而，正是这个手段，让党权和行政权合二而一、高度统一，党的一把手集党委、立法、行政、司法等大权于一身。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既缺少制度制约，也缺乏法律依据，更没有民主监督，就形成了特权。久而久之，这种制度就造成了庞大的特权阶级。这是这种体制无法避免的先天性不足。
中国特权到坟墓：特供至死
特权社会——说白了——就是一个“身份社会”，就像辽宁公务员夫妇的拙劣表演，其实就是一种自以为是的“身份秀”。社会史学家瞿同祖曾分析过我们这个社会，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一个人在社会中所拥有的权力和义务取决于天先天和后天所具有的身份，这种社会就可以称这为“身份社会”。在“身份社会”里，人的发展状况和人格状态均受身份限制，决定命运的因素来自于外而不是来自于内。
其实，基于这些社会学的认识，就可以解释我们当下的社会现象：一些人如王烁等人会玩明星又会作威作福，只是因为他们有个富爸爸，可以拼一下爹；一些人如耒阳副市长王卿、揭东副县长江中咏等享受“萝卜招聘”和“火箭提拔”，只是因为他们都有官爸爸，也可以拼一下爹……凡是“二代”产品，基本上取决于他们先天的身份；而张艺谋是著名导师，那是后天努力取得的身份……由于社会根据身份，来决定他们的社会地位，必然地让权贵们成为为特权阶级，让他们可以逾越法律，享受超国民的待遇。
2、民族的习惯性心理
但倘若把特权的养成统统都归咎于制度，那就有失偏颇了，是一种逃避责任的表现。毕竟即使制度是本身，也是我们人选的，因此，整个社会沦落为特权社会，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自身的原因造成的。
为什么恰恰是我们自身？权力是毒素，浸染已久，就病入膏肓了。且看看我们可怕的“临床表现”：
我们痛恨贪官，貌似有革贪官命之非常决心，但奇怪的是又拼命地想报考公务员，甚至许多妈妈都有一个做公务员丈母娘的“中国梦”；
我们痛骂垄断，貌似势同水火划清界限，但搞怪的是又削减脑袋往烟草、石油、电力等高薪单位里钻；
我们鄙视别人搞什么潜规则，貌似全身爆满了正能量，但一旦自己办事就忙着找关系托人情……
看来，大家对特权都是闻着臭吃着香，吃上一口是实惠，吃不上就酸葡萄了。
这种民族心里非常扭曲和阴暗。这只能说明，我们几乎所有的人——当然也包括我自己——特会装逼，每每以义愤填膺的样子示人，其实压根就不是追求什么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而仅仅是抱怨自己处在社会中不利的位置而已。
这种民族心理由来已久，从陈胜吴广开始就有：口口声声说“帝王将相宁有种乎”，貌似要推动人人平等了？其实心里话就是“彼可取而代之”，就是奴隶把自己放在奴隶主的位置，这才是他们革命的目的，而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光荣革命”去消灭这些不公平与不正义的制度。目光投射到整体中华历史，从陈胜到洪秀全乃至击鼓传花到毛，其实都没有跳出这个怪圈，“一直被复制，从未被超越”。
正因为有这样民族心态，我们许多人百般钻营，不择手段，就是想让自己处在这个社会中的有利位置，然后拼命地想维护自己既得的利益，将既得利益最大化。
3、特权的野蛮成长
制度的原因与民族的性格，二者合流，自然相得益彰，这就让我们国家成为一个特权横行的国度：人们一不畏惧法律，二不畏惧神灵，虽然多数人也反对特权，但我们只要手头里掌握那么一丁点公共权力，都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将其最大化并变成自己的利益；而那些手头上没有什么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可利用的人，至少也能将自己的职业特点，变成报复他人的工具。从这个角度就不难理解广西柳州市城市照明管理处维修队运行班长黄某斌的所作所为了，他因对交警扣证不满，竟利用那么一点权力，将红绿灯掐灭，致使交通瘫痪半小时。
有特权，必无法治!（看中国配图）
总体而言，我们这个民族，骨子眼都很自私，中国人无论是特权阶级还是弱势群体，无不认为，只要不受法律制裁，就大吉大利，一切OK，就不妨胡作非为、为所欲为。谁都想把特权紧紧地攥在手中，以确保自己的既得利益。
既然谁都想维护特权，根本就不讲什么公平与正义了，那自然就侵权到处发生。官员的特权最大，为了维护他们的特权，自然会阻止针对他们的改革。这样，他们推动的所谓的改革，涉及百姓利益的，说改就改了，雷厉风行毫不留情，企业改制说下岗就下岗，教育改革说产业化就产业化，社会福利说市场化就市场化；可一涉及官员自身利益，无论是规范公车，还是财产公开，还有革其他特权的命，往往是一改就停。改革者只改别人，而把自己当例外。
让法治成为全民信仰
在社会现实面前，人们渐渐形成共识：权力更胜于法律。他们选择上访，就是希望有更大的权力为他们主持公道，讨回属于他们的公平与正义。
1、有特权必无法治
这也恰恰说明，我们这个国家离法治社会不是相差一两步的问题，而是“路漫漫兮其修远矣”，这不是对抹黑，而最真实的现实：
有一天，11岁的女儿失踪了，你疯狂的找，后来在一家妓院找到，已经被轮奸、殴打、虐待……即便这样，你得以死相逼，当地的警察才会管；你觉得有官员参与了伤害你女儿，于是去长沙百余次、去北京23次上访，绝食、下跪，各种为女儿维权……历经6年，被数次刑拘、劳教，像狗一样乞求正义，才走完司法程序。最后，竟然有人“居高临下”地问：你为什么给政府添乱？这个人是谁？是唐慧，一个永州妈妈，一个中国妈妈！
有一天，和侄子跑货运去杭州，你仅出于热心把同村的一个女孩捎带到杭州，殊不知女孩下车后被人奸杀。即使死者手指甲里留有男性的DNA与你们叔侄无关，也不妨碍被警方做成了铁案，认定为奸杀的真凶。冤狱10年，你在死刑的边缘中危险地徘徊，千方百计寻找任何一丝翻案的机会，申诉书足足可以装满一麻袋，直到你研究到“袁连芳”这个狱侦耳目在各地监狱在来回调度，才找到了冤案的突破口。这个人是谁？是张高平，浙江叔侄强奸致死冤案中的叔叔！
……
“让法治成为全民信仰”作为口号完美无瑕，作为执政目标也值得我们鼓与呼。但是，权力的毒素催化了人们的兽性，我们更要面对凌厉的现实：王烁从持抢案到打人案，李天一从打人案到轮奸案，官员们强奸幼女屡屡毁我们“三观”……他们胡作非为，无法无天，对社会伦理野蛮强奸，对法律任意践踏？法律早已沦为特权阶级的杀人工具，法律的执行者沦为特权阶级的娼妓？
这完美无瑕的口号，如何在当今中国变现？（看中国配图）
在这样的现实面前，要“让法治成为全民信仰”，“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岂不是误人子弟？让他们成为特权合理伤害的“羊群”？继续唐慧们、张高平们的传奇？
2、法治才能保证改革有红利
现实严峻，整治在即。特权深深地危害到我们这个国家，严重地腐蚀了我们已取得的改革成果：中国社会越来越表现出一个“身份社会”的特征，各处官二代华丽丽地上位，各种富二代毁三观地作威作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优势资源——权力、财富——过度地"世袭"传递，已经危及了我们美好的想象，中国梦在特权面前，黯然失色，而如何确保年轻一代享有平等的机会去追求美好的未来，已经成为我们这一代的历史使命。
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在实行依法治国，走法治之路，消除特权，从而推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将会成为最大的改革红利，中国梦——就是公平与正义之梦，绕开这些，一切都是空谈，空谈自然白日梦。面对特权横行，权力世袭，有人可能表示悲观，说：哎呀，中国早已积弊难返，无法改变了。
笔者倒认为：虽然五千年来形成的崇拜权力的思维非常坚固，要一朝一夕改掉确实有点天真，但是这决不能成为阻挠我们去变革自己思想的托辞。我们更要看到希望，而且希望已经照耀到我们灵魂深处：从单纯的城市规模而言，香港就是先例；从一个省份或者说地区而言，台湾就先例；从一个国家而言，新加坡是先例……让一部分人先法治起来，让一部分地区法治起来，我们中国人是可以做到的，而且可以做得非常好！无论是香港还是台湾，已经走出权力的陷阱，法治与人权有保障，已经为“中国法治之路”给出导夫先路的方向。
也正因为如此，我觉得中国是有希望的，我们要满怀希望——不要绝望，哀莫大于心死！公平与正义比阳光还要光辉，而光辉的到来，必须穿破层层特权的乌云，而这一切需要我们公民集体行动，对特权“SAY NO”，用自己的行动来推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而不再斤斤于自己既得利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大家的华丽转身！
3、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先
很多人可能对中国的腐败感到不可思议啊，为什么党政干部的贪腐问题会如此严重，而且屡禁不止？究其原因，除了其他社会根源外，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改革开放30余年来，在管理体制内部逐步形成了一种特权统治的思想，在这种思想下，官员利用权力为所欲为，权力沦为为他们敛取财富的工具，同时也形成一个庞大的特权阶级。为了更有效地敛财，这些体制内的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既不想走民主道路，又不想法治道路，于是结果就是，他们既不希望有民众的监督，更不希望受到法律的制约。所有的问题就在这里。这就是中国的国情，而中国国情论，一言蔽之，就是中国官情的修辞手法而已。
诚如人民日报所言：管用而有效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没有精神的法治，犹如没有灵魂的人体，再刚性法条也难免沦为摆设。执政党要依法执政、依法治国，政府要依法行政，公众自觉守法，才能共同涵养这样的信仰。
问题很简单，管用而有效的法律就是针对特权的，目的就是消灭法外之权；要人们有法治的精神，就是要管得住特权，防止任何组织任何个人凌驾于法律之上。所谓“正人者先正己”，就目前令人担忧的法治现状而言，特权的诞生之地是在官方，病灶自然也在官方，因此改变必须从官方开始，如何官方纳入到法律的轨道中来才是关键。所以啊，你要让法治成为全民信仰，就必先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先，要不然必然严重地存在法外特权。
不要以为京城恶少——王烁这个跋扈公子气焰了得，其实在一个权力至上的社会里，金钱若没有得到权力的“许可”，压根就产生不了这悠悠的底气！
结语：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既然如此，面对不义，沉默即是同谋！特权泛滥，是民众的恶梦，反不反特权，是真改革与假改革的试金石。
（原题：反不反特权成为真假改革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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