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溃前的苏联和今日中国之比较
1975年，当所罗门为期两个月的苏联之行来到西伯利亚时，苏联的崛起是个虚幻的想法成为不言而喻的事实。当时在苏联的各大城市中，城里看上去很现代，可以与北美的城市相媲美。但是，从闹市中心步行20分钟就揭示了另一个世界--人们拿着水桶在街角的公用水泵接水。苏联可以把一个男人送入太空，还有很多其它的成就令世界眼花缭乱，但它却不能满足本国公民的基本生活需求。
这种经济体制，虽然它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愚弄西方直到15年后彻底崩溃，实质上内在已经破产，这一点对于苏联社会内部看到了其矛盾冲突的人是显而易见的。
今天的中国经济与末期的苏联非常相似--巨大的成就与巨大的失败共存。在某些方面，中国今天的情况比前苏联崩溃之前更加摇摇欲坠。中国的穷人比苏联的穷人更穷，而且人数要多得多--13亿人中有10亿穷人。此外，苏联也没有庞大的中产阶级--几乎所有人都比较穷，大家都一样艰难，那种情况还可避免出现（贫富不均造成的）不满情绪。
在中国，这种不满是显而易见的。脱离了贫困的3亿人炫耀他们的财富，新富阶层尤其如此，而这一新富阶层的出现也不过近几年的事，现在包括约50万个百万富翁200个亿万富翁。更糟的是，贫富差距一直在加大。不祥的是，底层的10亿民众视前3亿人的财富为非法的。
制度性的腐败造就的新富阶层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一下子变得如此富有？绝大多数是通过腐败。二十年前，共产党决定打出“致富光荣”的旗号，给非法资本主义开绿灯。中共统治者开始打着私有化的幌子，将国家资源据为己有，或让自己的家属占有，并通过出售许可证和其它经济利益给自己的亲信来换取贿赂。制度性的腐败公众已经司空见惯，现在更趋普遍-甚至政府很小的官员现在也能够堂而皇之的充实自己的腰包。
这种腐败的风气在中国的一首流行歌曲中可见一斑，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要嫁给一个官”（I want to marry a government official），歌词解释了为什么官员是个好的结婚对像：“他有权力、汽车和房子；工作时，他只需要喝喝茶，看看报纸；他从不需要自己花钱买香烟和酒；他每天都可以享用免费的食物；他只要拍拍他领导的马屁就可升官。”
穷人被剥夺家园、健康乃至生命
如果腐败只限于给朋友批合同，将矿山、电厂、以及其他公共资产给亲戚，穷人的失望烦恼，也许会因为看到从富裕阶层渗漏的点滴好处而受到限制。但事实是，腐败剥夺了他们的家园，毁了他们的生活、健康乃至生命。
购买高尔夫球场，是中国的新富阶层的身份象征。为了获得所需的靠近城市市场的大片土地，开发商和地方官员勾结，强行征地，通常都看到这些土地上千千万万的居民和企业被逐出场，而得不到公平的补偿。虽然官方称禁止建设新的高尔夫球场，未来数年内仍将有数千个球场建成。
高尔夫球场之外，其他无数的房地产开发也不断的助长官方清除、毁灭整个整个社区。还有，如水坝之类的项目，逼迫数不清的人们背井离乡，企业被毁--仅三峡大坝就造成几百万人流离失所。
腐败延伸到健康和安全的监管标准，在这一点上中国尤其很少人相信（政府）。近年来中国已经经历了毒奶粉丑闻和血液污染丑闻，其中每个事件都牵扯到官员腐败造成大面积的死亡。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中，大约9万人丧生，其中三分之一是被活埋在7000间因抽工减料而造成的劣质“豆腐渣校舍”之下的孩子。就在这些坍塌的校舍附近，为精英们建造的满足建筑标准的楼房，包括一个富人的子弟学校，都安然无恙。
封不住的民愤是个火药桶
政府试图通过禁止游行示威和审查互联网来平息众怒。但无济于事。示威人数逐年增加。单是去年全国范围就有10万次民众抗议，直接介入的抗议者达到数千万，间接涉及的抗议者可能数以亿计。
中国是一个火药桶，随时可能爆炸。一旦爆炸，骚乱会接踵而来。因为中国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在这个国家有过野蛮屠杀的历史。出于这个原因，中国数以万计的腐败官员们早早为自己准备了应急计划，取得外国护照、在国外购买第二套住房，在国外建立自己的家园和企业，或以其他方式准备随时逃离中国。也因为这个原因，许多中产阶级支持政府日渐加剧的镇压行动。
什么有可能成为导火索？有可能是高失业率，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或房地产泡沫破裂。它也可能是另一次自然灾害（如2008年汶川大地震）催生了民众的愤怒，迅速通过政府难以控制的手机和互联网组织起来。也有可能是一个人为的灾难--许多人担心的“豆腐坝”可能会失败，导致下游数十万人受灾。
无论什么样的导火索，这只是个时间问题。中共政府显示出其对放松权力控制没有兴趣--如果是这样，权力在握的官员可能面临报应。
同时，我们在西方看到一个在各个方面越来越强的中国，却没有意识到它也在变得越来越脆弱。当苏维埃（前苏联）政权倒下的时候，只是一个呜咽。中国的崩溃更有可能伴随着一声巨响。没有任何政权可以在10亿人的不满中维持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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