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温事件”为北京“首善之区”敲响警钟

五月初以来,北京市连续发生两起影响较大的公共安全事件,一是5月4日发生在广渠门附近的持刀伤人案,二是5月3日发生、并引发5月8日大规模群体事件的袁莉亚坠亡案。这两场事件各有不同特点,但共同点在于,在全国各地群体性事件不断的背景下,首都北京作为“首善之区”的神话敲响警钟。

作为权力中枢,北京每年配备大量警力维护中央及北京市各机关的安全。与此相联系的必然产物,就是市区范围内治安相对良好,因此被称为“首善之区”,当地居民也颇引以为自豪。尽管不乏小偷小摸等普通治安案件,但在全国各地每年数万起群体性事件的背景下,北京的良好治安更加显得独树一帜。这种氛围甚至在其他一线大城市中都难以相比,例如,上海胶州路大火后、20万人“头七”祭拜的大规模聚集,在北京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一方面,5月4日广渠门持刀伤人案表明,社会戾气可能突破常规治安案件范围,演变成小规模、然而剧烈的暴力事件。根据官方通报,行凶人李敬辉5月3日刚刚来到北京,因感情受挫,次日就持刀劫持私人汽车后刺伤车主,并在街头对不特定目标持刀行凶,共刺伤三人,自己也在拒捕过程中受伤,因抢救无效而死亡。

广渠门持刀伤人案还只是一起常规刑事案件,要论惨烈程度,既比不上多年前的建国门枪战,也比不上近年来京郊地区频传的灭门血案,但是它的无目的性,和一年前发生的“地面塌陷热水管断裂烫死行人”一样,特点在于都是随机出现的,防不胜防。尽管军警密布,但并不能弥补这种随机不幸带来的安全感下降。

另一方面,因打工女孩袁莉亚之死而引发的群体性抗议,对于北京来说则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标志性事件。除了零星的上访访民堵路之外,因小人物之死发酵成为集体抗议,这种群体性事件在北京是极为罕见的。北京民众以往只在电视和网络上看到的各地爆发的类似事件,几乎是自从1989年以来第一次发生在自己身边。

袁莉亚之死的真相现在尚未水落石出,但官方的处理手法,却可以说和各地大同小异:封锁现场—隐匿监控录像—隐匿尸检报告—宣布自杀—迅速火化尸体—声称受害者家属情绪稳定—防范媒体—宣传部门下指令禁言。但这套手法已经失去了民众最基本的信任,并从反面刺激他们更多的“阴谋论”想象。"自主高坠"的术语,成为嘲笑调侃的对象。“保安轮奸”、“面试轮奸”等各种版本传言不胫而走,而官方最有力的应对动作,则是5月9日宣布抓获一名“谣言传播者”。

当然,就示威本身而言,北京警方并没有掉以轻心,对这场发生在天安门正南方6公里、千人左右的小规模示威保持了高度警惕。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陆媒体人现场观察,北京警方极可能抽调了城八区的各区分局支援,现场一线警察达到4000人之多,以及警犬、城管和“红袖箍”(治安志愿者)辅助,各级警力高调地配置在显眼位置,上空还有直升飞机盘旋,显示出警方力图造成“外在的高压态势”。

经历了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北京对任何大规模人群聚集都抱有高度警惕,是不难想象的。但这次“京温事件”规模虽小,但却意义重大。自“群体性事件”在中国作为“骚乱”的代名词为人熟知以来,事态分布一直呈现出某种特殊格局,即两头捂紧(一头是北上广等一线大城市,另一头则是西藏、新疆等高敏感边疆地区),中间松弛(因此近年来骚乱频发于广东河源、贵州瓮安、湖北石首、广东乌坎、浙江织里、四川什邡、重庆万盛等地),而这次“京温游行”则突破了一线大城市、尤其是首都“首善之区”的红线,群体性的抗议从帝国的行省蔓延到首都,此后北京当局或许会更加严防死守,但从此北京不能自外于全国,“首善之区”的神话已经破灭。

“京温事件”并不是一个孤立现象。本台此前报道已经援引一位观察者的话称,这次游行可以和2011年浙江织里抗税暴乱联系起来。两者共同点是:织里及附近是全国童装生产基地,那里经商的主要是安徽人,在备受欺压之下常抱团,而北京木樨园是北方童装批发中心,附近的商人很多都是去织里及附近进货,很多也是安徽人,两者人群主体有很大程度重叠。在最歧视非京籍打工者的北京地区,引发扩大版织里事件的日子并不遥远。

更加让人不容乐观的是,在“京温事件”刚刚出现在网络上时,就有北京市民在微博上激烈指责“外地人”在北京“聚众闹事”、“添乱”,甚至纷纷转告“安徽人可能要打砸抢”。这种思维定势,和此前出现的打工子弟教育、非京籍学生高考问题一样,再次凸显出北京严重的地域隔阂。

相当一批草根民众的心智、眼光和气度,被“北京人—外地人”的二分框架牢牢锁定,他们只看到“外地人”的可恶,却没有看到,此次事件的真正意义是,自己的皇城根儿从此和外地没有本质区别。但是这种汹涌“民意”,却有可能和非京籍考生等问题一样,绑架决策者的判断过程,最终在山雨欲来之时,使这个死结更难解开。加以时日,这种隔阂造成的怨气,可能会激发出更大的破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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