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吃人屎──为了求生

“旧社会劳动人民吃的是猪狗食”⋯⋯可是大饥荒的许多甘肃农民竟然以人的大便特别是干部的大便为食,而保住一条命,活得比猪狗不如。

拙作《甘肃大饥荒调查实录》上期刊出,令我回想半年多来重听、记录、整理幸存者口述录音,伴随着的痛楚、悲伤、泪水,甚感安慰。主编的肯定和鼓励,也让人感觉大饥荒调研路上并不孤独,处处有读者关切的目光。大饥荒的内容,又岂是一篇文章可以写尽?

“万恶的旧社会,广大劳动人民吃糠咽菜,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

这是笔者儿时学过的课本。当笔者深入农村,和大饥荒年代幸存过来的老年人聊天时,他们长叹短嘘地说:“那阵子咋活过来的?吃柴咬草的。”

没有粮,哪里来的糠?没有自己的地,哪里来的菜?大饥荒年间,饥饿的人们吃野菜、苜蓿、谷壳、麦壳、包谷杆、包谷芯、柳树叶、榆树叶、榆树皮、观音土⋯⋯。能吃不能吃的都吃上了。一位妇女说:“啥不能吃?就椽(注:盖房子的木头)不能吃。”

非常震惊、难以相信、难以接受的是,饿得奄奄一息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农民,为了求生活下来,竟发生吃屎、吃老鼠这样屈辱、这样不堪如狗一般的事情。今天吃饱饭的人们听来可能以为是耸人听闻,那是笔者的见证。

人吃人屎、大雁屎、牛屎

二○一一年年月底,笔者第一次来到饿死三分之一人口的甘肃省通渭县,拜访《金桥路漫》作者张大发先生,杨继绳先生所著《墓碑》“甘肃不甘”一章多引用了对甘肃大饥荒很熟悉的张大发先生的文字。

张大发先生告诉笔者:“我当农村小学教师的时候,有人就指著一个老汉说,这个老汉吃过人屎。那些年饿的实在没有办法,去要饭也没有地方要,还不让出门,说给红旗县丢人。吃草根树皮也找不上,一个村子的榆树皮都被刮光了。有一天,这个老汉就拄了个棍子,摇摇晃晃走到村外转,找到一块冻硬的人屎,就拿回来,在炉子上烤一烤,烧着吃掉了。吃了以后,就不那么饿了。他第二天又去找,找回来烧着吃。也不回避人,当着人面就像吃馍一样的吃。当别人问他的时候,他说,要找干部拉下的屎,人家是吃下粮食的,品质高,能养活人。这老汉算是活下来了。”

当说到这些,农家出身的张大发先生的眼泪溢出眼眶,悲痛的说:“我们种地的农民一年劳累到头,过的什么生活?不写出来,对不起他们,对不起自己的良心。”经过十五年的努力,七十万言的《金桥路漫》,终于自费出版了,得到了李锐老人、杨继绳先生的肯定。也由笔者著文介绍,流传到海外。

笔者在通渭也听到同样的事情,大牛沟有一位妇女,家里人都饿死了,女人已经饿得饥荒面瘦、发黄如草,村里来了干部,人家走到哪里,她跟到哪里,步步不离,等那些干部一解完手,她就去抢人家的屎吃。她是大饥荒过后的幸存者。

静宁县贾河乡六十八岁的宋宏仁告诉笔者:“我不害怕你笑话,我的三娘就是吃过屎的。人家队长的娃娃巴(土语:拉)了屎,她捡回来晒干了吃,我看见的,我看见的。”笔者问:“队长娃娃在哪里巴屎?”“在门口,我三娘就等著。人家队长家能吃饱。”宋宏仁并说:“饿死人的时间,队里仓库里有粮食哩,我看见的,就是不给人吃。人饿死着呢,人家卖余粮着呢。”

今年六十岁,生活在陕西省富平县流曲乡的牛俊香,八岁时父亲在甘肃省秦安县老家饿死后,由母亲带领着她和妹妹逃荒要饭落户到陕西。她回忆说:“我记得生产队的牛跑脱了,吃了队里的谷,拉出来的屎里面有没有消化的谷粒。我妹子那时才三岁,就在牛粪里面找谷粒吃,捡一颗吃一颗,捡一颗吃一颗。后来一个大些的男娃娃也来捡著吃,就打我妹子,不让我妹子吃。把我妹子打得直哭,就为那牛屎里的谷颗颗,两个娃娃抢著吃呢。”善良而蒙昧的牛俊香担心的说:“我说这些,可能对社会不好。”让人听着辛酸不已。

从上海被移民到甘肃阿克塞农场的张方诲说:“我亲看看见一个孩子拉下屎,里面有未消化的包谷粒,另外一个孩子饿得爬过去捡著吃。”当笔者说到饥荒年间,有人吃大雁屎时,六十八岁、原籍河南燕师县的赵桂香说:“大雁屎,我都吃过。不吃没办法。大雁是吃麦青的,屎拉在河滩上,我们去捡回来,洗一下,烧汤喝。就大雁屎,后来还没有了,抢著拾呢。”

打破传统禁忌吃老鼠求生

酒泉夹边沟农场,饿极的右派们在马粪里找出未消化的麦粒,清洗一下吃。甚至从其他右派的呕吐物、排泄物里找未消化的洋芋小块吃。饥饿,把人摧残成了没有尊严、没有耻辱、没有感情的低级动物,只有唯一的欲望──吃。就是这样,夹边沟的右派死亡率为百分之八十五左右,暴尸戈壁,无墓无碑。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年代,一切归功,私人的房子、农具、家禽、粮食、树木一夜都归了公。村里的狗被打死了,猫被饿死了,鸡不许养,鸭不许放。唯一无法归公,生命力超级顽强的只有老鼠,就成了农民解饥求活的食物。听说广东人吃老鼠,但北方人对此是绝不能接受的,大饥荒中却没有了这禁忌。

从甘肃省秦安县逃荒到陕西省耀洲县,现年七十三岁的牛俊娣回忆到:“我大大(土语:父亲)饿得没有办法,在仓房里打了十几个老鼠,煮熟撕了一碗肉,就吃上了。我大大说;‘香得很呀,我先吃了一半,想留下一半明天吃,晚上睡下,我饿得睡不着,咋都睡不着,就又起来,把那半碗吃上了。吃上这一顿,我还能再多活五天,不会马上就死。’”不久,牛俊娣的父亲牛振福还是饿死了,草草掩埋。

牛俊香也告诉笔者:“我还吃过老鼠。”笔者问:“是你抓到的吗?”牛俊香说:“我还能逮住个老鼠?是在城墙边上的死老鼠,不知道怎么死的。我妈看见了就收拾回来,煮熟给我们吃。反正没有把我们闹(毒)死。”甘肃省甘谷县的李顺子说:“我们那个村子一户人家就是吃老鼠肉生存下来的,真的是个奇迹,咋抓住那个老鼠呢?光我看到的老鼠皮就有两簸箕。”宋宏任老人说:“我父亲就吃过老鼠,自己打死烧熟了吃。我没有吃过,我是个不吃肉的人。”

人类无先例的流血排泄丑闻

人吃了饭,就要排泄。本属自然,是本能也是隐私。可是在大饥荒年代,人们被剥夺了吃饭的权利,当然,也就失去了自然本能的隐私:排泄害臊的权利。对排泄,许多幸存者都有着恶梦般不堪回首的记忆。

九十岁夹边沟右派李景沆回忆到:“我们好不容易熬到六○年,人饿了,啥东西都能吃下去。草籽、蛤蟆都吃上了。有一天,农场运来一车谷子,我们有十几个右派就把谷子搬到库房里。运的过程中,他们就一直偷者吃那个生谷子,狼吞虎咽,顾不上嚼烂。那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可是第二天就发生大问题了。我看见十几个右派分子在医务室门口,把自己的裤子脱到半腿上,跪下来,双手爬在地上,把自己瘦得尖尖的屁股翘得高高的,排队等待医生给他们掏粪。

因为他们吃的生谷子太多了,连皮带粒,在肠子里膨胀了,排泄不出来,胀的死去活来。只有让医生从肛门里往外掏。那粪硬得很,医生用手掏的时候,那些右派就疼的惨叫,没有个人样子,哭爹叫娘的,当医生好不容易掏完,他们都瘫趴在地上,半天翻不起来,肛门上又是血又是粪,惨不忍睹,都是些知识份子呀。还有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偷吃谷子胀死的,哭喊一天没有人管,就疼死了。你说。这是不是人间奇闻奇事?我活下来了,就要说给更多的人知道。”

八十二岁的安岁女说:“我刮了些榆树皮,剁烂,晒干,磨成面,自己不舍得吃,让我的老汉吃,老汉挣工分呢。哎呀,我的娘娘呀,老汉吃上拉不出来了,没有办法,我就给掏,用个木头棍子掏。掏出来都是血。队长来叫人上工,一看就喊叫开了:‘你咋了?你咋了?咋血流得和妇女生娃娃一样?’从此,我就不敢让老汉吃榆树皮了,就只吃野菜。如果把老汉胀死了,我就把人给害了。”到今天,安岁女依然不断自责她给丈夫吃的榆树皮太多,差点把丈夫胀死了。
甘肃省秦安县的刘景花家里饿死了父亲和大哥,她告诉笔者:“让人掏粪是正常现象,我们村里的老人掏粪的时候,被掏的人坐在门槛上,面朝外,掏的人坐在里面,这样就可以遮丑嘛。许多小孩,吃了乱七八糟的东西,是大人给掏,把娃娃掏的哭天喊地,可怜得很。”山东省郓城县潘永修先生说:“那时候,村里人普遍拉不下来屎,队长到大队批一个条子,买回来一瓶蓖麻油,给每家每户倒一点,让人喝上一口,就能排泄出来了。”

最形象的,陕西省富平县流曲公社的孙春芳说:“我那时候还是个小学生,我们上厕所的时候,我就和同学说“人家干部的娃娃巴(拉)的屎是黄的,咱拉的是绿的。”我同学说“人家大(父亲)是干部,人家吃的是粮食,咱成天吃的是苜蓿。当然是绿的。”

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中国农民饿死四千万到五千万,出现人吃人,人吃屎、人吃老鼠等等,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残暴、最屈辱、最非人的一页,是必须记录的、必须揭露的、必须控诉的。

赵桂香说:“我就吃过大雁屎,饿得没有办法呀。”
牛俊娣说:“我大大吃了一碗老鼠肉,说他还能多活五天。”
宋宏仁说:“我三娘就吃过队长娃娃的屎,我看见的。”
牛俊香说:“我吃过老鼠肉。”

(依娃:旅美中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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