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李白诗未必是其原貌(组图)
--李白诗原貌之考索

 

明清选本中出现的混乱

人们初读唐诗,大都从阅读《唐诗三百首》开始,里面就有不少文字方面的问题。例如李白的五言绝句《静夜思》,全文为: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李白《静夜思》(戴敦邦)

文从字顺,自然清澈,出于诗仙之手,容无疑义。但如寻根究底,讲求版本,从而阅读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时,却作:

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卷六)

                     

                             李白《静夜思》(清·石涛)

短短二十字中,就有两个字的出入。究竟哪一种文字保存李诗的原貌?

依据传统看法,当然认为宋本中的文字近真。因为宋人上距李白生时比之《唐诗三百首》的编者年代上要近得多。况且洪迈编的《万首唐人绝句》,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萧士赟编的《分类补注李太白诗》,《静夜思》中文字均同于宋蜀刻本。这么看,宋人著录的《静夜思》中的文字应是可信的。

那么《唐诗三百首》中的文字又是怎样变化过来的呢?显而易见,出于后人的改动。一般认为,明人最喜欢改动前人的文字,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改书》曰:

“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

黄廷鉴《第六弦溪文钞》卷一《校书说二》曰:

“妄改之病,唐宋以前谨守师法,未闻有此。其端肇自明人,而盛于启、祯之代,凡《汉魏丛书》以及《稗海》、《说海》、《秘笈》中诸书,皆割裂分并,句删字易,无一完善,古书面目全失,此载籍之一大厄也。”

《静夜思》的情况正可作为上说的例证。李攀龙《古今诗删》卷二十引《静夜思》,将第三句改为“举头望明月”;曹学《石仓历代诗选》卷四十四下引《静夜思》,第一句作“床前明月光”,后人如将这两处改动都加以吸收,像风行一时的李攀龙《唐诗选》,不论是蒋一葵的笺释本,王稚登的参评本,徐震的汇解本,都已像《唐诗三百首》那样处理。《唐诗三百首》对后世影响更大,于是《静夜思》中的文字也就成了目下常见的样子了。

由此可知,我们读诗时,如不作细究,往往难以窥知诗歌的原貌;如作正本清源的考索,则可发现今本实出后人的改窜。这样,古人诗歌的本来面貌如何,也就迷雾阵阵了。

这一问题何以出现?首先,当出于后人的自以为是。有的诗人以为由他改动后文字更见精彩。况且过去无著作权之说,前人的诗文,后人均可自行处理。又如清初诗人王士祯在《分甘余话》卷四中引李白《夜泊牛渚怀古》,即将“登舟望秋月”中的“舟”字改为“高”字。按李白诗中乃用《世说新语•文学》中袁宏夜咏《咏史诗》而为谢石激赏事,故李诗云是“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用典何等贴切。王士祯改为“登高”,虽易为后人所接受,然李白好用魏晋人之典故,这一特点却被湮没了。

由此看来,经过明清人之手而传下来的李诗,常见失真之处。因为这一时期的文人每自负能诗,喜以己意改诗,而李白诗集已经作为商品在社会上流行,坊贾刊此贸利,常请一些文士操选政,或利用某一文士之名声作为选本的编者,于是李诗中具有个人特点的地方,常遭明清时期的一些选本擅自改窜,使之更易为一般读者所接受。这样也就导致字句有异,造成混乱。

接近李诗原貌的几种唐代材料

追寻李诗原貌,自当寻找接近作者生活年代的最早记录。宋刻李诗,不管是蜀刻本《李太白文集》,抑或景宋咸淳本《李翰林集》,因为已经后人之手,上距唐代已远,所以还不能算是接近李诗原貌的首选材料。接近李诗原貌的首选材料,可以列出下面几种。

(一)敦煌唐抄本,如伯2567唐诗选残卷,内存李白诗四十三首,文字颇完整,可资校雠。

(二)日本保存古抄本,中间偶有李白诗,可资参考。

(三)唐人选唐诗,中如《河岳英灵集》等,录有李白诗多首,可资考证。这些书籍,最早者为宋刻,也有可能经过后人改动,使用时尚需再作考辨。

(四)唐人小说,其中偶有涉及李白故事者,往往多见疑点,但以唐人记唐事,引用到的李诗仍不可忽视。

探索真相必须辗转互证

伯2567敦煌唐诗选残卷中有《惜樽空》一诗,传世各本均作《将进酒》,此乃沿用乐府古辞之名;中有句云:“岑夫子,丹丘生,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同诗又见敦煌残卷斯2049抄件,“丹丘生”之下有“将进酒,杯莫停”六字,前三字正与乐府古名相合。其中“天生吾材必有用”这一名句,伯2567敦煌唐诗选残卷作“天生吾徒有俊才”,二者意思虽相差无多,但后者语气似乎稍弱一些。《文苑英华》卷一百九十五引异文作“天生我身必有材”,宋蜀刻本有异文作“天生我材必有开”、“天生我身必有财”等,说明宋初的人看到的李诗,中有“必有”一词者颇多。“天生我材必有开”中的“开”(开)字,显为“用”字之讹,故知唐代本有“天生我材必有用”之说。

《河岳英灵集》中也录有《将进酒》一诗,此句正作“天生我材必有用”。《河岳英录集》为殷璠所编,此人与李白同时,所录之诗,最后之作当在天宝十二年(753)前,其时李白健在,且频繁活动于江南地带。殷的活动地区,似未远离这一地区,所以《河岳英灵集》中的文字,可信程度颇高。

敦煌伯2567唐诗选残卷中此诗题作《惜樽空》,斯2049残卷录此诗,诗题已残;《文苑英华》卷一百九十五引本诗,题下有“一作《惜空酒》”五字,说明此类诗题本有“惜樽空”之意。但伯2567残卷言及主人时仅云“岑夫子,丹丘生,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而前已言及,斯2049残卷于“岑夫子,丹丘生”下增入“将进酒,杯莫停”二句,如此则诗名题作《将进酒》亦有其根据,而与“惜樽空”之意却有所不合,因此黄永武以为此诗至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时题名“已混为一曲了”[7]。只是《河岳英灵集》录此诗,诗名亦作《将进酒》,则是李白原作似以题作《将进酒》的可能性为大。

李诗字句不同可能出于多次改动

《河岳英灵集》卷上录《古意》一诗,词曰:

白酒初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
呼儿烹鸡酌白酒,儿女欢笑牵人衣。
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
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长道。
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凡对李白有所了解的人,都会记得此诗,因为这里李白自抒怀抱,云是“余亦辞家西入秦”,表示将入长安任职,故而下接“我辈岂是蓬蒿人”之句。传世各本此诗题名均作《南陵别儿童入京》,后人仅在“南陵”位于何处上有争议,而对此名却从无怀疑,因为这与内容切合。但《河岳英灵集》中却题作“古意”。眼前的大事而以“古意”标示,让人难以理解。

李白的诗,诗题上加上“古”字者颇多,如“古有所思”、“古朗月行”、“拟古”、“效古”、“学古”等。敦煌伯2567唐诗选残卷中除《古意》外,尚有《古有所思》一首、《古蜀道难》一首,诗题拟名时喜加“古”字,或许也是李白“将复古道”的一种表现,他对当下的一些活动,好以托古的形式表现。唐末著名诗人韦庄编《又玄集》,卷上录李白诗,《南陵别儿童入京》一诗也题作《古意》,姚铉《唐文粹》卷十四上“古调歌篇”一录此诗,亦题作《古意》。《古意》或许真是此诗的原名。又敦煌伯2567唐诗选残卷所存李诗之第一首,亦作《古意》,实为后世所传《效古》二首中的第一首。由此可见,李白确是喜欢采用“古意”一词作为诗名。

这种诗题众说并存的情况何以出现?情况复杂,难以确说。但从《河岳英灵集》的录诗情况来看,《古意》应当是诗人首先自标的原名,《南陵别儿童入京》一名也不太可能出于后人所拟,因为这一诗名出现很早,使用得又如此普遍。这样看,这两个诗题的名字应当都是李白自拟。按李白此诗作于天宝元年,《河岳英灵集》编成于天宝十二年前,也就是说,李白写下这诗后不久即为殷录入《河岳英灵集》中。《古意》可能为早期的原名,其后李白依据诗中内容重拟诗题,这才出现《南陵别儿童入京》这一名字。

李白自己从未编过诗集。他先后曾请魏颢、贞倩、李阳冰等代编诗集,只有李阳冰编成了《草堂集》十卷,魏颢、贞倩二人则都没有完成,但魏颢手中的资料还是流传下来了。宋人王溥、乐史、宋敏求等人在《草堂集》的基础上再三增补,自然吸收进了各种来路、各种系统的材料。这里包含着李白各个时期的诗篇,有的诗篇为早期之作,有的可能后来有所改动,这样也就留下了不少篇名不同内容有异的作品了。

余 论

上面我们引用了著录李白诗歌的一些早期材料,揭示李白诗歌中文字的原貌,借以探讨研究工作中的种种难点。因为李白生前没有亲自定稿,同时的人没有传下一种渊源有自的定本,而唐代诗歌多以抄写的方式传播,存世者必然会有很多歧异。宋人刻书之前,应当有所整理,但他们见到的材料,也会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工作时也不可能一一穷搜冥采,仔细雠校,因此后世所传的李白诗歌,必然会有一些字句出入甚大。要想完全恢复李白诗歌原貌,无疑是困难的。

时至今日,我们拥有了前人无法拥有的一些有利条件,如敦煌卷子的发现,国外古抄本的传入,提供了很多比之宋本李集更为原始的资料。整理古籍时,观念上也已有革新。使用的材料,不再拘于诗文的总集与别集,而是扩及唐宋人的选本与金石实物,乃至小说、笔记与诗话等等,加以综合考察。对李诗中的一些疑难之处,也就可以作出更为合理的解释。这种考辨工作也不能停留在纯文献的领域内,研究者必须对盛唐时期诗坛的氛围和李白的个人特点有所了解,才能对不同文字所体现的思想有恰切的把握。一字之推敲,往往要动员到好多领域的知识,故此事虽小,做好它也不易。只有勤奋而谨慎地从事,才有可能接近李诗的原始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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