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快意恩仇到侠骨柔情 (图)
中国侠文化

导演李安说他拍《卧虎藏龙》,是想让外国人看看华人特有的“侠文化”。随着《卧虎藏龙》夺得多项国际大奖,李慕白英姿焕发、神采奕奕的大侠形象果然潇洒走进西方。现代武侠小说中的大侠面貌或有不同,但正如李慕白,侠客有志一同的,都是“义之所在,虽死不辞”,如辞典说的,大侠是好义勇为,除暴安良,济弱扶倾,“古来侠者所以为侠,就是以明是非、知礼义、重骨气著称。”

侠,这个华人文化中傲绝千古,至今让人驰骋于无尽想像中的角色,究竟如何形成?具有哪些特质?什么样的人才配称做侠?

说起侠客鼻祖,一般总是由《史记》“游侠列传”中的郭解、朱家谈起。郭解之辈,“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史记》关于游侠的记载寥寥几段,却是最“纯正化”的中国大侠。

痞子大侠

尤其太史公将游侠与刺客分开立传,荆轲之流的刺客,为了报知遇之私恩行刺,只能说是“刺客”,与为公忘私的游侠全然不同。只是,前辈大侠果真都是摩顶放踵,兼爱天下?

“郭解、朱家是汉代游侠中的少数,”曾经深入研究侠文化的佛光大学校长龚鹏程解释,早期侠客绝非正义之辈,但历史家的责任是提供人们从不同角度欣赏人物,史记叙述每一种人物时,都会替他们寻找存在的价值,提到他们可取的部分,书中人物往往只是特例。比如名医扁鹊列传,正是当时大夫都无法拥有扁鹊妙手回春般的医术,同样的,侠客中,朱家、郭解犹有可称述之处,至于当时市井中许多所谓的游侠,作风等而下之,以时下的“痞子”称之亦不为过,史记也就不谈了。

“最早被称为游侠者,不过是盗匪与鱼肉民间的暴豪,”龚鹏程说,太史公的意思也是“侠是不对不好的,我勉强从中选几个例子作为表率。”

正因为游侠以武犯禁,汉朝统一后,为维持社会秩序,游侠一度被“全力扫荡”,所谓“汉既统一,诛族游侠”,但因应时代需求,侠客却没有消失。

其人虽已没,千古有余情

其实,古来大侠从不属于某个特定阶层,典籍上被称为侠的,面貌多样,侠的意义也很复杂。但人都有选择性记忆,类似郭解廓然忘私,行侠仗义的侠客虽少,但这少数一、二正面特质却深扣人性,何况人世不如意十常八九,恃强欺弱之事时有所闻,游侠打抱不平,杀人于市的特质也就特别受人激赏,每逢国势衰弱,侠义精神就更被标举推崇。

民初大学者顾颉刚曾经这样解读侠的消长:游侠以布衣之细,窃杀生之权,为大一统帝国的统治者所绝对不能容忍,汉代明摧暗残,游侠连同其代表的尚武精神,早就一蹶不振。但每到统一集权政府崩坏而农民蜂起时,还是有相类人物出现,只要制度不立,纲纪废弛,原有的阶层划分和道德规范失落,个人游离于社会组织与结构的可能性大增,游侠就得以纵横驰骋。

魏晋以降,不时改朝换代,兵荒马乱,游侠得以大展身手。但游侠仍不免龙蛇混杂,侠客到底是趁火打劫之流,或真是为国为民的忠勇之士,仍难定论,什么样的人被称为侠,也很难以少数几个特质说明。三国时代曹操曾被称为游侠少年,其实过的是“飞鹰走狗,游荡无度”的日子,等同于时下游手好闲的“FG囝仔”,直到投入义军扫荡黄巾之乱,篡夺汉室,才成就枭雄之名。

游侠的“正义”面貌直到唐代才逐渐被固定,大侠朝着正面一路发展,形象高大正义,与不称头的鼠辈已完全撇清。

豪侠时代

大唐盛世,气阔恢弘,汉番夹处,首都长安曾是国际大都会,社会风气重武轻文,不仅唐朝文人都以侠客自居,“豪侠”更是唐朝传奇小说三大表现题材之一。配合著时代节奏,文学中的侠客逐渐由并非时时光彩的配角,一跃而为第一男主角。“侠客在唐代逐渐正面化,是唐朝人有意识扭转汉代侠不轨于正义的形象,一变而成文武合一的英豪,”龚鹏程说。

配合著道教神仙思想注入传奇小说,中国豪侠的武功更不断精进,在类似吕洞宾精通法术的“剑仙”推波助澜之下,大侠行止神秘,拥有飞天、幻术本事,杀人则以割人首级为后快,而在完成报仇、报恩、济世救人等等大业后,侠客更飘然而去,不知所终,对人世不多留恋。

宋明之后,中国外患内乱更是频仍,政治黑暗,天灾人祸不断,自然少不了豪侠出头行义的故事。一部以绿林好汉为主角的《水浒传》,就被视为中国最伟大的侠义小说。为了改变社会种种不合理现象,梁山泊一百零八位好汉展开一段和官府对立的惊险好戏。水浒虽在元末明初由施耐庵整理成长篇小说,相关故事其实早在宋代已在民间广泛流传。

一箫一剑平生意

在国家败亡中,宋朝理学家为国家长治久安而提倡振兴儒学,但礼教的束缚,使得儒生给人迂腐之感,侠客具有的血气,则为文弱儒生注入阳刚气质,儒、侠合体,一箫一剑平生意,“箫代表文学艺术,剑代表不屈的性格,两者相得益彰,也变成中国人理想的人格形象,”淡江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林保淳表示,侠儒合一的人格形象在透过小说戏曲更慢慢具体化,后代武侠小说受此影响,头号主角遂总是文武合一的侠客。

时代创造英雄,明朝遭倭寇、女真蹂躏,社会崇武之风大起,连文人也投入军旅、从事武学研究,戚继光、俞大猷都是允文允武的儒将,许多大儒都有具体的武学造诣与重要武术著作,“这是中国武术、武学重大发展的关键期,比如最早提到内家拳的是黄宗羲,”曾有多年习武经验的龚鹏程表示,包括太极拳、少林拳被深入研究阐发成书,都在明末清初,中国武术因此有了重大突破,进一步为后世武侠小说提供了深厚的武学基础。

剑道天心

但在侠、儒合一典范的要求下,中国大侠内涵又起了变化,肝胆相照的水浒传梁山好汉算不算豪侠,在历代也引起诸多争议。“杀人不眨眼的梁山英雄,在伦理上太难定位,到底他们代表强梁道德,或者代表反对强梁的道德?但这种表现伦理上的困境与冲突,也成为后世中国武侠文学最主要的特色,”龚鹏程指出。

“早在《史记》之前,中国就在武学中加入王道思想,武学的最高道德规矩,就是去除霸道,”林保淳也说,对于中国侠义之士,恕道比功夫重要,武学颠峰不代表道德颠峰,中国大侠必须成就伦理与德行,又要讲道义、又要严防礼教,又要顾及百性、忠于国家,诸多重担一压,大侠也很难潇洒走一回。

这样的观点影响了武侠小说侠客的塑造,“我们的侠客基本上在表现仁心,因此不论作家怎么写侠客,可能在小德上有疏失,但在面临重要关键,在大的抉择上是绝对坚持的,”林保淳道破大侠的“宿命”。

矛盾与冲突

《卧虎藏龙》电影热卖后,原著小说趁势重出江湖,市面上人手一册,争睹主角李慕白真面目。相较于电影中的李慕白,原作以相当多篇幅描述李大侠挣扎在礼教与情感之间,在侠友孟思昭去世多时,尽管俞秀莲钟情于他,李慕白却反反复复,一方面担心自己成了贪色忘义的小人,自认万万不能娶好友之妻,一方面却又朝思暮想,无一刻忘怀俞秀莲,显得婆婆妈妈,温温吞吞,“迂腐的让人受不了,”一位武侠小说迷如此反应。更有人认为,实在看不出李慕白具有快意恩仇的大侠风范。

但类似李慕白如此进退两难的大侠,却是现代大侠的“主流”。“中国武侠文学写得好的都会触及到侠客的这种内在矛盾,就是一方面侠客自由自在,仗剑行侠,想杀人就杀人,但天长地久以来的各种伦理要求,又让他不能痛快杀人、不能干脆行事,”龚鹏程表示,武侠小说往往就在处理大侠内在伦理上的挣扎与冲突。

大侠既困在伦理问题上,血性无法完全迸发,原始生命力量与气魄不足,往往就不如小说中爱憎分明、不顾伦理的角色来得生动。以当代武侠大家金庸笔下主角为例,张无忌、令狐冲、杨过,都不时挣扎于正、邪之间,摇摆不定,“他们身旁敢爱敢恨的女性如赵敏、任盈盈、小龙女,角色都比他们来得精彩,”龚鹏程以为。

大侠恋爱了

不过,现代武侠小说笔下的侠客之所以情感生活多采多姿,写过多部武侠小说的作家荻宜不讳言,早年武侠小说在报章连载因而篇幅越写越长,加油添醋,大侠也就少有千山独行、衣袂飘飘的孤绝感与白昼悲歌、深宵弹剑的悲壮气。

“尤其清末之后,武侠小说大量加入情爱情节,让主角徘徊在情爱之中,”曾经研究女侠角色变化的林保淳表示,女性在武侠文学中出现甚早,份量不亚于男性。但早期女性剑客也都侠义冷然,少作女儿姿态。唐传奇中的聂隐娘就因为见官僚戏弄孩儿不忍诛杀,因此遭女尼斥责,要她“以后遇此辈,先断其所爱,然后决之”,唐代深受佛道信仰影响,小说人物不仅能断人所爱,也能断己所爱。直到清朝《儿女英雄传》里的十三妹,个性也都还亢直特异,侠气峥嵘。

民初武侠名家顾明道写《荒江女侠》后,女侠行走江湖的故事纷纷重现,但这回女侠却慢慢改变了江湖体质。尤其受鸳鸯蝴蝶派文风影响,武侠小说写女性主角一定谈到他们的感情世界,“女性感情要有着落,连带男侠内心也开始被细细描述;不仅女性特质注入男性侠客身上,大侠发现爱情也是他们生命中的一部份,”林保淳表示,王度庐笔下包括《卧虎藏龙》在内的《鹤铁五部曲》,更被视为民初描述大侠徘徊于情爱最精彩的一系列著作。

“王度庐奠立了武侠小说中侠骨与柔情两大支柱的功用,从这一点看,不论王度庐小说的成就如何,在武侠小说发展上,他确实开创了一个新的面貌,”林保淳认为,王度庐笔下的主角,绝非超人英雄,也往往不像侠客,而是缺乏果断的多情书生,江湖气少,文人气多,缺点更多。但李慕白的“人性化”,却得到当时广大读者认同。甚至导演李安也说,在许多武侠小说中,他谈不上喜欢或欣赏哪位大侠,但自己选择改编《卧虎藏龙》,则是一定程度认同李慕白的人生困境。

原来,作为人人景仰的大侠,其实一如才气纵横的失意文士,甚至人人都经常处于人生不如意中。或许,大侠的风采侠义,正是人们在平凡人生中的奢侈想像,真正的大侠,也只有在大银幕与故纸堆中去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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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静茹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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