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港两地青年社会运动的参与逻辑
今年一月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一场分享会上，我问学民思潮的发言人之一，十九岁的学生黎文洛，你的理想是什么？
他回答说，有一份好的工作，衣食无忧，这些自然都是废话，我的理想其实是做社区工作。一个社区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网络，但它被当权者管制时，一些政策和行动有时没有实际的作用，社区的利益却被一些人拿走。所以我希望能通过工作去维护人们应得的利益。
去年站在反国民教育运动的最前线时，黎文洛正值中学毕业，据《阳光时务》报道，三年前参加“反香港兴建高铁”是他行动的启蒙，而这次参与学民思潮，是为了将几年来积累的社会运动经验，传承给学民思潮的新一辈人。换句话说，可能就是传给比他年龄更小的那些十六七岁的高中生。
包括黎文洛在内的香港年轻人积极地参与各种社会运动，是因为他们都对政治格外热衷？是因为他们的政治态度都很激进？还是说他们有很明确的政治目的？不，都不是。就拿黎文洛来说，他最初的理想只是为了保证市民基本生活的利益，一个正常而充实，不被干扰的生活环境才是他追寻的目标。从他几年前担心仓促修建高铁会对市民生活造成影响，从而参与反高铁运动，到今天持续地参与并组织学民思潮运动，其中都是因为这个简单纯粹的目标一以贯之。
从经验来看，在反国教运动进行到后期之前，香港近年来的社会运动其实都并未有明晰的政治目标，而主要是对生活基本利益的争取和维护。而反国教运动刚被发起时，其实也只是为“避开政治”。学生们无法接受本应该被传授的中立知识被特殊的政治目的所侵染，本应当纯净的中学课堂笼罩上一层政治阴影。刚刚毕业的高中生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学弟学妹被迫接受充满争议的教学大纲，而正在上学的中学生更不愿意接受立场明显、内容偏颇的政治教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仅仅是在维护自己接受正常教育的权利，维护所处社区的利益。所行之事并非政治运动，而是维权活动。
当然，“当权者”，“庞大的制度”，“为了这个社会变得更好”，这些说法，我也常常能从关心时事的香港学生口中听到。初听时你也许会觉得这些词汇庞大而空泛，表达过于简单，缺乏深入的理解。但恰恰是因为这种简单直接的逻辑，才能让香港的年轻人不假思索地维护自己的权益，更容易参与到社会的运动和政治中去。而在大陆，谁会“没事干”想这些东西，谁能“大言不惭”说出这样的话，谁又会“愚蠢到”真的去这么做。
但香港的青年人为什么会这样积极地参与？实际上，维护自己可能会被侵害的生活权益，本来就是现代公民的本能，被赋予的权利，甚至是应尽的义务。不需要极高的社会责任感，不需要无畏的勇气，不需要深刻的认知，甚至不需要充分的公民教育，只要具备基本的公理心，足够爱护自己，也能爱护他人，各式各样的参与和行动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积极的态度和相对高的参与度，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维权活动是可欲，可求，可行的。他们会去参加社会运动，并不是因为崇高的责任感和深刻的认识，更多只是因为他们能够去参加社会运动。简单地讲，就是没有禁区。
这些年轻人不需要去担心不确定的风险，不需要去纠结很多利害关系，不需要首先在内心进行一场良知和恐惧的斗争，不需要去想有没有人会秋后算账，不需要有很高的觉悟，因为最大的一层阻碍本来就不存在。并不是说全然没有什么可怕的，即使会害怕，恐惧的性质也完全不同。更重要的是，在香港维护社会权益，就天然地享有了绝对正义，几乎能够获得除了你所反对的人和组织之外所有人的支持。舆论的力量，同伴的支持，家人的关心，用一句俗话来形容，“你不会是一个人在战斗”。
但是在海关另外一边，凡是香港青年不需要考虑的，大陆青年都几乎不得不面对；凡是香港青年拥有的，大陆青年几乎一无所有。
无处不在的禁区将每一个青年学生紧紧箍住，不被允许做“份外”之事，不能越雷池一步。如果胆敢探头，马上就会被敲打下去。各方面的压力则接踵而至，压得你喘不过气来。被打压过的学生心中总会留下或大或小的阴影，如影随形的恐惧甚至会让你永远沉默下去。
更要命的是，即便是简单的校内或社会维护生活权益的努力，而不是像参选人大代表那样的政治试验，也很难获得别人的支持。最好的情况也只是，不会所有人都跟你作对。你的生活被压在一条固定的轨道上，出轨的行为不会得到任何人的赞赏。最终你学乖了，但这是因为缺乏勇气和社会责任吗？显然不能简单地这样讲。
从实际的角度去分析，如果香港青年参与运动、积极维权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那大陆学生选择放弃和躲避，自然也是出于利益的考量。如果争取眼前的利益，很可能会牺牲更重要和更基本的生活利益，那就不可能有人能简单地想做就做。所有人做选择之前都不得不复杂地权衡自己的利益，更糟糕的是，这权衡的过程已经内化为条件反射，大部分人都能“明智”地做出属于他的选择。另外，香港学生黎文洛也提到了理想的前提是一份工作和衣食无忧的生活，如果大陆的学生连这最基本的未来都有可能会被危害，又有谁会有勇气和觉悟争取“眼前的”这份权利。且不要说跨越禁区的红线，参与政治实践了。
可笑而可悲的是，当下大陆的高校实际已经变成了最保守的机构之一，而且学校中普遍存在的侵犯学生基本权益的事例。但这个小型体制都能通过辅导员监督谈话，院系打压，学校处分等各种手段，第一步消灭舆论，进而将校园维权的努力扼杀在襁褓之中。之前在微博上看到过，广州一所高校的学生，曾经在亚运会期间对志愿者的组织情况表达过质疑，竟然被学校警告，并被威胁再敢说话就要给予处分。
所以，对大部分人来说，香港青年可以简单直接地呼吁自己的权利，而大陆学生只能在忧伤中吞下现实的苦果，闭上自己的嘴。因为他们所面临的风险完全不同。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几年大陆出现了不少敢于在社会上发出自己的声音，维护自己的权益的高中生。比如反对地铁站无故翻新的广州高一学生陈逸华，反对高考录取分数线性别限制的五位广州女生，反对户籍制度限制受教育权的上海女孩占海特。无论是因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还是因为牵涉到自己未来的人生而痛下决心，孤注一掷，他们采取的这种公开呼吁，吸引社会广泛关注的面对方式，在以前都是鲜有的。
如果这些有抗争意识的高中生能顺利进入大陆高校（广州女孩黄靖就因为分数线的差别待遇而落榜，从而决定出国留学），他们究竟是能勇敢地继续在大学保持不服输的精神，从而推动部分学生群体的自我权利维护意识，还是会被坚固保守、难以抗拒的大环境同化，仍有待时间的考验。
而对于香港积极参与运动的年轻人来说，真正考验他们的时候到了。不同于之前八零后组织社运主要以维权为目的，新一代九零后的青年运动同政治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并且，由于双普选的临近，政治日益成为香港社会无法回避的问题，在这个大环境下发起的社会运动，将具备更清晰明确的政治目标，也需要突破自身维权的基础层次。与此同时，原先简单直接的参与逻辑，也会因为运动的政治浓度越来越高，不可预料的风险若隐若现，而将变得捉襟见肘。
随着围绕双普选展开的拉锯战，这五年之内，他们当中最具勇气的人会展现出怎样的面貌，能承受住多大的压力，有牺牲多少个人利益的觉悟，能不能与社会的中坚一代形成良好的互动，进而在历史上发挥出他们独特的作用，这仍是一个未知之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