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活动在新中国近60年竟比不上民国时期
慈善义举，是社会性的，是属于民间的，而非政府的。民间的慈善义举，无偿捐赠私有财物，对贫民与灾民赈济，那种慈善精神的力量是庞大的，值得千秋万代传诵。但政府所做的对贫民、灾民的赈济是义务，非义举。那些义务是政府职能范围内。如能履行义务，则让社会民间知道有那么回事就行了，不用大力宣传歌功颂德。要歌功颂德的应该是民间慈善捐赠的义士，他们才是义举，是真正的慈善。不能把政府对贫民灾民的赈济的义务掩盖了民间慈善义举。即使在晚清“十恶不赦”，他们的皇帝会在登基时，年岁失收时，辉煌时都会大赦天下，关照鳏寡孤独，给发送衣物钱粮。民国时期的慈善深入民间，民间慈善机构多如星数，总的情况能给民间社会有一个社会温暖感。笔者曾查阅广州的慈善救济，民国时期保持着各种“善堂”“增医所”，“赠医施药”十分流行。可在新中国60年，却基本取替了“善堂”|“增医所”，最后连曾经流行一时的“赤脚医生”也代之以“高价医疗”、“黑心医院”。至于备受诟病的“中红会”在此就不说了。
广州史料的截影如下：
一、赠医施药
广州的善堂，常给贫苦市民赠医施药。民国19年（1930），市政府制定《善团施医施药施赠接生规定》，规定善堂如必要可聘请医师，赠医施药，酌收挂号费。少数善堂设留医部，一般的设门诊，聘医师1名～2名或3名～4名，多为中医，有内科、外科，个别有妇科，也有赠送膏丹丸散等。广济医院设病房30多间，遇灾害时疫发生，还协同其他机构进行救灾治疫。惠行善院在赠医施药中，首设疮疡科，免费为搬运工等劳苦大众治疗伤、疮等杂症。仁爱善堂于民国24年设赠医所3所、药局两所、留医所1所，日常赠医千余人。教会主办的博济、柔济医院和私立光华医学院、黎铎医院等，也兼给贫民赠医施药。
日军侵占广州初期，除方便医院等少数善堂外，大部分善堂停止活动，至民国29年后，才有爱育等部分善堂逐步恢复。其他一些团体，如中华洪道广州分社，于民国30年至民国32年间，设有赠医所，每年上午8时半至11时半赠医施药。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整理”慈善团体中，市政府拨款100万元，暨饬市紧急救济委员会按月拨款10万元补助方便医院。据民国36年统计，方便、惠行、崇正、四庙等善堂赠医43万多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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