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策奖报道:为了一纸证明(图)

【编者按】“我们生活在一个糟糕的世界……人生就是一个考验,看你能不能做个好人。”13年前,时任《华尔街日报》的记者Ian Johnson(中文名张彦)把笔对准了遭当局全面镇压的法轮功修炼者,这是其中一位主人公说的话。张彦在报道中说:镇压中动用的安全力量,是自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以来所没有见过的,但他们并没有因为大规模的逮捕、殴打甚至杀戮而停止,相反,抗议仍在继续。他跟随着一个个主人公,见证了一群中国人的苦难与坚毅,信仰展现了惊人的力量。

时至今日,正逢425前后,这一个在当时被中外媒体视为“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最圆满的上访”的历史纪念日。《看中国》编译了其中4篇,回放13年前的今天,在中国大陆发生了什么。


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大法修炼者:陈子秀

【看中国记者郑雅文编译报道】本文译自Ian Johnson(中文名张彦)于2000年10月2日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原文标题为“为了一纸证明”(Paper Chase)。张彦因为对受迫害的法轮功修炼者的报道而赢得了普利策新闻奖。本文是其获奖作品中的一篇。原文很长,为方便读者阅览,以下译文有删节。

拖着6岁的儿子,张学玲在一个初夏的上午艰难的走向中国政府的信访办。记忆,犹如那热浪一般,压迫着她。

4个月前,她的母亲陈子秀“试图来到这里抗议,想说明法轮大法是好的”,张女士说,“但是她在这么做的过程中死去了,所以,现在我代表她来到了这里。”

58岁的陈女士曾希望说服政府-取缔法轮大法是不公正的,她从几年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陈女士的那次北京之旅,以被捕、酷刑和死亡结束,她的故事在本报4月份的一篇文章中有记述。5月份,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了解到这个事件,后来批评中国未能控制警察滥用职权。9月份,美国国务院引用了陈女士的案例,作为中国践踏人权的最好例证。中国政府的各级官员都拒绝对陈女士之死发表评论。(译者注:点击阅读陈子秀的故事,普利策奖报道:一位58岁老人用生命的坚持

但是,在这个炎热的6月上午,陈女士32岁的女儿希望拿到她母亲的死亡证明。

在中国,人死后,警察通常会应家属的要求开具一份死亡证明。目击者称2月21日打死了张女士母亲的那些警察,他们坚称她是在医院里死于心脏病。张女士希望通过开具的死亡证明,警察将被迫承认她母亲是在关押期间死亡的。从理论上讲,这应该触发内部调查,她希望借此将杀害她母亲的凶手绳之于法。

但是,张女士开始认识到,在一个由强大的共产党组织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国家,不单是获得正义如此艰难,仅仅是寻求正义都如此艰难。张女士急匆匆的向信访办走去,穿过像她一样利用自己的申诉权,去纠正政府手上犯的过错的人们。一个浑身脏兮兮的农民蹲在一捆纸前面,挥动着手中的笔,想要记起怎么写“没收”。他一家人在过去的14年间,一直在试图收回被官员非法征用的土地。

信访办的入口在一个小巷内,门口被十几个便衣警察严密看守着,他们手拿步话机,瞪大着眼睛。巷子入口处的安全人员问走近的上访者,是不是法轮功的炼功人。他们把说是的那些人都打发走。不过,张女士可以坦然的说她不是,她要解决的问题只是警察滥用权力的案子。她被允许进去了。

两小时后,她出来了,摇着头。她说:“他们说这是一个刑事案件,需要公安局处理。”她走在充满垃圾的运河边上,接着说“那是我的下一站”,然后消失在一个地铁站入口。

张学玲圆圆的脸,个子不高,很壮实,短短的头发,目光真诚。她是潍坊市一家商场的记帐员,已婚,有一个儿子。

三年前,她的母亲,一位退休工厂的职工,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每天早晨,她都要花一个多小时炼法轮功。

张女士起初支持她妈妈炼功,后来去年(指1999年)7月政府禁止了法轮功,张学玲开始反对了。但是,随着去年年底镇压变得更加残酷,警察抓捕了成千上万的炼功人,张女士在她的一生中第一次开始质疑政府。北京声称法轮功创始人李先生在炼功人身上发了财,但是张女士认识的炼功人只是花了几元钱买了书和教功录像带。她母亲的功友都是一群祥和的人,并不拒绝现代医学,不是什么自杀或迷信的狂热分子。

她心中的这些疑问没对人讲过,直到2月21日那天。当她的母亲陈女士2月份想要去北京的时候,警察没有任何指控就关押了她。官员要求她放弃自己的信仰。据监狱中的犯人和家属说,她拒绝了,被打的昏迷不醒,于2月21日死亡。

地方官员告诉张女士说,她母亲是死于心脏病。在陈女士被打死的第二天,张女士和哥哥被允许看到了遗体,伤痕累累,焦头烂额。医院出具了自然死亡的报告。

张女士和哥哥找不到一个愿意接他们案子的律师。张女士不能让母亲就这样死的不明不白。她说:“我感到不对劲,他们在隐瞒一些事情。”

她致信国务院和当地媒体,要求得到她母亲的死亡证明,但没有回音,警方也不给开。张女士算下来,截止到4月下旬她被以“歪曲事实,扰乱社会秩序”为由监禁15天之前,她已经被警方在过去几周内多次审讯,共被审问了107个小时。

对她的拘留是一个转折点。张女士说:“当与普通犯人关在一起的时候,终于见识了我母亲所遭受的不公对待。我决定要尽可能学习,并用官方使用的语言来挑战当局。”

释放后,她全力投入为母亲申冤。她买来了法律手册,学会如何提出正式请求,如何上诉。她的丈夫,一个木匠,自始至终在支持她。

上诉让张学玲得以紧密接触了法轮大法修炼者,他们私下的联系网给她提供了方便,当地修炼者很高兴把她接到自己家里。他们还告诉她到哪里能找到上诉的办公室,这些都是政府不会公布在电话本里的。

她的努力集中在拿到死亡证明上面。不过她在警察局和火葬场都碰了壁。她现在决定通过更正式的渠道,提出书面申请。

5月份的大多数时间,她都奔走在家乡的公安局的办公室之间。区办公室的官员告诉她,他们不能出具死亡证明,她应该向上级申诉。那个上级部门又把她支回了区办公室。

感到沮丧的张女士决定6月初绕过潍坊市官员,向省会济南的官员上诉。她现在的目标是省级检察院。

但是与公安系统联系密切的检察院告诉她,需要提起民事诉讼。当她试图找律师的时候,他们告诉她,司法部已经给所有律师发出了指令,让他们不要接与法轮功有关的案子。再次陷入困境的她,直奔北京的信访办。

因此,在6月份那个炎热的一天,张女士走出地铁,奔向公安局。这是6月19日上午,她赶到的时候发现接待时间已经结束。

张女士深吸了一口气,决定在放弃之前再试一个地方。附近是全国妇联的信访办。她怀疑他们是否有足够的职权,但她还是抓住了儿子的手,走了进去。不过妇联信访办还是让她去找公安局。

张女士领着儿子,又走入了酷暑,她誓言要重返公安局。下午2点,背着睡着了的儿子,她走进了公安局没有标记的大门。一小时后,她手里拿到了一个公安局封好的信封,她怀疑里面装着命令当地公安局出具死亡证明的信。她说:“我不知道,或许我终于可以有一个答案了。”

两天后她回到潍坊,来到了当地公安局。当一名官员打开信的时候,她瞥了一眼,上面简单的命令:“书面处理”。也就是给予书面答复。张女士欣喜若狂。

但是后来,很多天过去了,没有回复。她一次又一次重返公安局,直到终于有个人告诉她,警方是不会出具死亡证明的。她开始意识到她大概永远也不会见到母亲的死亡证明。

这次经历改变了她:她曾经同意政府说的,最重要的是维稳;她现在要支持公民为了正义而进行的反抗。她开始写下自己的想法,她写道:上访过程“让我见到了被不公平对待的人,听说了发生在他们身上荒谬的事情。除了被公安带走的法轮功修炼者以外,不到10%的其他上访人员上访问题有望解决。大多数人都是空手返回。”

到了8月底,她仍然没有收到当地公安局的回复。她又重返了北京,希望至少勾销自己15天的刑拘记录。她记得当时在监狱的时候,唯一对她好的人就是被关押在那里的法轮功修炼者。在最近几周,她已经开始自己学习法轮功。

她说:“我过去是唯物主义者,相信生活中的一切都可以通过辛勤劳动而获得。但是法轮大法更有道理。他最根本上是三个准则:真、善、忍。如果我们按这个去做,生活是不是会有更深的意义?”

(译文有删节,点击看原文
(点击阅读 普利策奖报道:一位58岁老人用生命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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