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钦差大臣》:习近平打车记

香港《大公报》精心炮制的“习近平打车记”,虽然只存活了一天,却绝对是一场经典的喜剧。如果说俄罗斯文豪果戈理的《钦差大臣》是19世纪俄罗斯官场与官僚的缩影,《大公报》这条“新闻”及其后续故事也算是当今中国政治世态的缩影。

*官方舆论的“明君情结”气场*

4月17日《大公报》发布“习近平在京打的”消息,经新华社确认后,被冠以“微服私访”,在中国几大微博上获天量转发,那篇报道的记者口吻,不少转播者那股崇拜劲儿,我觉得将当今中国称为“天朝”真是名至实归,于是写了一条推文:

“习大微服私访,继南巡后再次享受白龙鱼服的帝王滋味。腾讯微博阅读469万次,转播11500多次,不少人很鸡冻(激动)——看来,在那个自个营造的舆论场里,习大获得不少‘正能量’,一些中国人也是需要皇上的。平常还未觉得国内微博有多脑残,这次算是见识了。”

中国人的“明君情结“可算是历史悠久。“文革”曾使国人对毛的崇拜减弱,但大家立刻将对“明君”的期盼化为对“贤相”周恩来的相思,中国的未来就在“明君”与“贤相”的肩膀上来回游移。江泽民时代,“明君”未能现身,李鹏在才德方面没法让国人赋予想象空间,朱鎔基适逢其会,成为中国人久盼之大旱云霓。

这一“明君情结”的气场太过强大,导致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研究”诞生了一个中国命题:中央领导好、地方官员坏,中央的好经全给地方政府这歪嘴和尚念坏了。广大中国农民如此看,China Scholar如此说。

我很不解:中国好比生长在严重污染的土地上的一棵大树,人民、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就如同树的枝叶与树干,土地污染会形成污染链,传导到树干与枝叶,为什么树叶(人民)是低素质不配享有民主、枝条(地方官员)可以是坏的,独有中央领导洁净如玉?我曾经以此反复质询那些高唱“中央领导好、地方官员坏”的学者,他们很不爱听。

* “习近平打车记”为何成了假新闻?*

孰料风云突变,4月18日新华社官方微博称“香港大公报刊登的《北京的哥奇遇:习总书记坐上了我的车》为虚假新闻”,转播同样逾万条,耐心读了数百条后,发现两类占主流,一类表示惋惜;还有一类则感叹《大公报》也造假新闻,仿佛《大公报》本来有公信力似的。

惋惜者大概是觉得“明君”亲民新闻竟然成了假新闻。至于《大公报》的信誉问题,国内读者是错叹了。他们不知道《大公报》与香港《文汇报》一样,是中共在香港的老牌喉舌。既然荣列“喉舌”之列,当然懂得做“喉舌”的规矩之一就是咬人,即“我是党的一条狗,蹲在党的大门口,党让咬谁就咬谁,叫咬几口就几口”。另一规矩则是“颂圣”,需要经常歌颂党中央与领袖。这颂扬当然也有规矩,有关党与国家领导人的信息绝对是奉旨照办,不能越雷池一步。出于讲真话的“不良”习惯,我只好给那些不知道《大公报》是党之喉舌的网友们浇了一盆冷水,写了一条简讯发表于推特及微博上:

“《大公报》与《文汇报》同列党媒在香港的‘老四大名旦’,恭维党与领袖是其职责范围,问题是:这条涉及一号人物的新闻绝对不是无名小卒报料,是该报认为非常可靠的管道提供的。为何提供?在中外流布甚广之后为何又撤销并宣布是假消息?《大公报》为何不说清原委?”

从报道内容来看,很难相信那位“一提起今年3月1日晚上那次8.2公里、26分钟的载客奇遇,仍然激动不已”的“的哥”郭立新造假,“圣上墨宝”被他过胶后配上镜框挂在墙上,如同二月河那些皇帝小说中的村夫农妇一样,见过圣上将成为他们一生的奇遇,有如神迹。

如果说是《大公报》凭空捏造这么一条消息,几乎无此可能。记者王文韬是大公报北京分社社长,曾任新华社北京新闻信息中心副主任。这样一位新闻官员不可能不懂喉舌行规,他的“新闻线索”只可能来自他认为极其可靠的源头(即上级命令)。接到这项任务后,王文韬一定非常激动,铆足劲儿憋出了这么一篇图文并茂的报道,营造了“总书记微服私访”的两个亮点:通过与的哥交谈了解民情,展现了亲民之风。早已待命的新华社待大公报消息发出后,立刻通过官方微博转发,形成了习主微服私访的“正能量”气场。

问题出在哪里呢?应该出在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任贤良说的“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兴媒体舆论场”上,这个“舆论场”其实也是党媒占主体,但因为内有微博,外有推特,始终有一块与党对立的“舆论场”存在。因此任贤良说的那个“以党报党刊党台、通讯社为主体的传统媒体舆论场”,以及它们控制的微博号群与网络水军等,固然可以在几个小时内将颂圣微博转发数万次,但充满皇权思想的颂圣语言实在陈腐不堪,因此不免遭到民间舆论场的嘲讽。

(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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